我为什么上中国人民大学呢？戚老师当时说，中国人民大学的毕业生都当官了。他说，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有个好前程。他希望这些成绩好的学生，都考上人大，走从政的道路。他虽然才教了我们一年，但确实对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的帮助，直到今天我们班同学中没有一个人被“双规”，没有一个人犯罪。班里很多同学都在政府工作，各地政府的都有。因为当时老师希望我们将来都能当官去。
在省级物理、化学竞赛中我都拿了奖，所以当时我想做物理学家或者化学家，我想发明一个刘强东定律、刘强东化学反应方程式之类的。可是那个年代，人的眼界就那样宽，觉得做县长也就到顶了。戚老师说过，如果有一天，你们中有人能当上市长，就能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经他这么一说，我真的曾经立志当官。当科学家能够管一个人，做市长能把全市人民给照顾好了，人生价值更大。所以，我本来真的已经立志上清华、北大了，一下就改了志愿上人大。
人大是文理皆收的。当年人大只有26个系，其中22个系来江苏招生，看了半天我想社会学应该最能当官，国际会计、国际金融……都不行，当不了官。
录取完之后，我们学校的一个教研组组长碰到了我，说你知道社会学是干什么吗？我说不是研究社会的吗，当官的呀。他说是去调查村子，你去调查一个村子的男女比例多少，平均身高多少，平均寿命多少，等等。老实说当时我心里面有点低落。
我是1992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是9月7号到了学校。在那时候从徐州到北京，坐火车要14个小时。今天只要2个小时40分钟就到了，那个年代可以说，我们大部分的学生，70%是穷人家的孩子，非常非常贫穷。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里只有两个人的父母没有跟着一起来北京，我是一个，还有一个安徽的同学。那时很多同学的父母没来过北京，所以大多数同学的父母都跟着过来了。那时候连蚊帐、被子、褥子、床单、被罩、脸盆都是我自己背到学校的，茶缸我都系了条绳子背过来了。农村的瓷茶缸，上面还写着“人民公社”四个大字。我一个人坐上火车，就这样背了三个大袋到北京上大学。我要靠着那500块钱在北京生存4年，所以什么都舍不得买现成的。我当时还背了76个茶叶蛋，茶叶蛋是那个年代村里面最好的营养品。
我到了人大，师兄来接新生的时候，我们部分同学都心怀悲观情绪。1992年的时候，上面突然改变大学生就业政策叫双向选择，我们是最后一届，叫“92派”。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媒体也在鼓励，不少官员都辞职下海，形成了“92派”。在这之前是国家包分配的，就是国家一定给你找到工作，现在可能国家不包分配了，叫双向选择。就是你先自己找，你要自己找到了就可以，找不到国家再给你分配，总之还有保底。
师兄们觉得比社会系还差的就只有人口学系了，可后来见着人口学系的学生他们说，听说你们社会系找工作比我们系还差？后来学校干脆把两个系合并了，现在叫社会人口学院了。我跟他们一聊才知道，别说当官了，找工作都难。我当时害怕了，觉得必须得学点其他的东西。
于是从大一开始，我就醒过来了——当官很重要，生存更重要。因为我只有500块钱，我要生活，我要赚钱，先生存才能当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