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发动政变重建唐朝而登皇位，其法虽亦粗暴，但国体政制得以恢复，五十余年的唐室女祸于是结束，正常的统治由此再行， 文明进化的大势乃足以造就“开元之治”（玄宗实非明君），可见人谋不臧甚有害于太平，天灾并不是乱世的主因。以治国能力而论，武则天不及唐太宗、唐玄宗又不如武则天，太宗时的官场乱象日增，冗员、贪枉、奢侈等问题恶化，对此玄宗改革不多，但稍加节制而崇儒尚法，久之竟有休养生息的良效（据说此时天下户口方才胜于隋代盛期），显然人民未期于仁政而只盼暴政不出。
玄宗朝既是唐代盛世也是唐代步入衰世之时，自此隋唐相沿的制度衰落而新法兴起——彍骑（募兵）取代府兵（征兵）而两税法（私产制）取代租庸调法（均田制）——不合时宜的旧规消灭对于国运兼有利害，这表示唐室早期的征服力量或统治优势，乃得自北朝固有的威武（政治传统），但因唐朝毕竟是以汉人文化为主的政权，顾此失彼的政策终使国家整体发展受阻，所以唐朝改制必然处于今非昔比之境而其举有得有失。简言之，唐代前期武功多于文治，「马上得天下而马上治天下」终究不行，经济与文化的复兴迫使政治调整，此时统治者的权威已降，改革一事是反映成败，而其补救性本质则暗示唐朝难以再现雄风。
唐室凭借北方的武威起家（挟胡自重），至其力穷之时文风兴盛（用夏变夷）——所谓「文弱」实为「武衰」——于是朝廷又以振武开物为务，希冀重建统治权威，兵镇的设置（边卒数量为中央彍骑之四倍）、藩将的使用（胡人出任节度使）、小人与聚敛之臣的当道（李林甫及杨国忠为相）等皆由而起，这与其说是野蛮不如说是昏庸，因为政治本来富有兽性而教化才是巩固政权的良方，玄宗所为并无奇特之处，其举大都出于一般人性。
唐玄宗倾心于武功、物欲、与情色，一副凡夫俗骨，却于时势丕变之际握有天下大权，然其命运并非坎坷而所事亦甚平常，处变者无力挽狂澜之功即有推波助澜之罪，当国而与世沈浮已难以自保，若有利图之则不免招祸，毕竟无能无德者的高位最为野心家所觊觎，玄宗败国的形迹显然是「既随便又任意」。
总之，唐玄宗执政的影响力并不巨大，其所含有的个人性不如时代性， 或说唐玄宗的历史地位（角色）主要是变迁的象征而非变革的关键，正因其人不具英雄的才性，故其时的变化也少有悲剧的意义，如此「形势比人强」不是唐玄宗失败的缘故，「随波逐流」才是他无足轻重的原因。
安史之乱显示唐室胡化的实情以及胡汉对立的本质，重用藩兵的政策造成胡势大增，然效忠安史集团的汉士甚少，而发动胡卒且引进外族（回纥与大食）军力竟是唐朝平乱的要略（郭子仪为讨贼大将中唯一的汉人），可见胡汉立场不同但唐廷无力维持华夏至尊的地位，以致汉族政权诉诸「以胡制胡」之计乃得自全。
唐朝有求于外族又自居为上国，胡人叛变不成竟可重获权力（史思明叛后投降犹受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唐代的胡汉关系似恶还佳，其实系于汉族武力的强弱变化；然而隋唐正统毕竟立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故华夷之防逐渐严明，其势与唐朝衰微并进，以至于宋代出现强烈的华夏本位主义，可见晚唐是中国历史的「近世」先兆。
安史之乱以后，西北荒残益甚，藩镇割据，河朔胡化（注1） ，外族入侵，政治史上的长安与洛阳时代将尽，同时东南经济的发展超越中古规模——所谓「自然经济」改进为「货币经济」（商胜于农）——其为政治与文化重镇的地位迅速兴起；于是文武对立、胡汉对抗、乃至以古非今的精神气氛渐增，儒家传统的强化与物质文明的跃升一齐出现，然「以力服人」的权力斗争也继续开展，在此乱局中宦官势力竟因皇位角逐者的私心自用而大为扩充，使得社会开化曲折多变。
唐朝帝国的「世界性」其实是胡风而非古典主义（注2） ，当唐代的国际化色彩逐渐减少时，中国的正统文化逐渐复兴，于此唐朝国力式微，令人误以为尚武是富国强兵的原理、而儒学是缺乏效益的空论；事实上唐朝的衰落是暴政必亡的事证，不重礼教正是其势不久的原因，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的建立乃是儒家道统的重振，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因此事来得太迟，所以唐朝病入膏肓而无可救药，其死岂为崇道所致。
简言之，唐朝以霸道建国，亦以霸道亡国，其理是以武力得天下者将因武力不继而失天下，这是人性「好逸恶劳」的自然后果，因为夺权是求「以逸待劳」的优势，开国者企图「一劳永逸」乃需力战，而有国者松懈放纵便成常情，结果当然是「死于安乐」，有如报应轮回；唐室利用胡势而崛起，又因胡势崛起而失国，这表示华夷之别即是文明与野蛮之分，胡人重武轻文的态度使其常处于斗力的状况，唐朝有进化之途而文武不能双全，故亲唐之胡可能反而亡唐（安史乱后胡族将领叛变常与朝廷猜忌相关），否则唐朝「骑虎难下」，亦是一死。
注1：《新唐书》〈史孝章传〉：大河之北号富彊，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注2：认为唐朝开边的武功更胜于汉朝，就形式（量）而言此见可以成立，但若从精神（质）而论事情恐非如此，盖汉朝的华夏本位立场强于唐朝，或说汉代「中外」之别重于唐代，所以汉朝对外开拓的难度或阻碍高于唐朝，况且汉朝的外敌为一统的匈奴，而唐朝的强邻为分裂的突厥，如此汉朝扩张所需凭借的实力犹大于唐朝；质言之汉朝开疆较诸唐朝不仅更有赖武力优势而且更具同化意念，或说唐朝武功含有的「外交」成分相对于军事行动多于汉朝，如此大唐帝国盛期的版图虽比汉世更广，但其组织松散且为时短暂，曾为唐朝控制的异族并未深刻汉化，而唐朝的胡化却颇为显著，然则唐朝较汉朝更有「国际政权」的性质，亦即更少「中国」的实质；相对而言，唐朝较汉朝更为浮华，或者汉朝较唐朝更为务实，汉代去古未远乃多先秦传统的保守态度，唐代在五胡乱华之后乃多文化交流的人性俗气，汉朝武功较唐朝更富有义利两兼的动机 ，所以汉唐一样企图征服朝鲜，但唐朝的作法显然较多霸气而较少谋略（唐太宗亲征高丽乃为耀武扬威故不顾群臣劝阻），可见大唐之大而无当“虚胖”。#今日头条新作者扶植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