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的现代史上，已辩论、能辩论、可辩论之事可谓多矣。但一旦在细枝未节上纠缠过多，很多事情就可能越说越说不清楚了。
若是一味沉浸到辩驳与辩白之中，大事可以辩小、小事可以辩岔，终于若引发义气之争，很有可能就会老拳相向，至于当初辩论的是什么问题都会忘了。
康有为、梁启超可能会与人辩论，但非常明白辩论的分寸所在，在辩论所必须停止的地方绝不会再前进一步。
在辩论多发，而一旦论辩起来就没完没了的现代文化界，康、梁的做法，颇具大家风范。这同时也不能不说是康梁一系的一大好处。
壹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梁启超有多不愿意"辩论"与辩白。
二十年代初叶，梁启超写有《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一文，在文章中由衷地为晚清两大古体诗人金和与黄遵宪叫好。任公一方面认为要由旧体表现具有时代精神的新内容，另一方面对白话主张者完全排斥文言的做法又有着严厉的批评。
而正是后一点，是胡适的敏感点，这让胡适很不舒服。
胡适在1921年初致陈独秀的信中说：
"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
哪怕是对于后辈，梁启超也不愿意极端主张自己的观点，从而引发一场大辩论。
吕思勉这样评说梁启超在辩论中所表现的君子风度：
"他虽与人辩论，绝不肯作人身攻击。人家对他作人身攻击者却不少，他从不肯作一次的报复，只是晓示人家以辩论不当如此而已。在这一点上，他的道德，实超过了中国从来的辩论者，而开示人以西洋辩论的美风。惜乎中国现在的言论界，对于这一种良好的模范，又渐渐的遗忘了"。
吕思勉并且举了《新民丛报》与《民报》辩论的例子为证：
当他主持《新民丛报》时，和《民报》相辩论。《民报》有一次，把君主立宪不利于满人之处畅发了，他以为这个问题，不可再辩论下去了，若硬说于满人有利，则将流于歪曲，若畅说于满人不利，则将增加君主立宪的阻力，于是缄口不言了。既不肯歪曲真理，又不妨害大局，这真是言论界的模范。
"他为拥护真理起见，从不肯作歪曲之论，然又绝无求胜之见，所以到有关大局之处，宁受屈而缄口不言"。
在回忆那一段颇为美好的辩论时光时，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
"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这是事同一例的"。
这一段"很有色彩"辩论，应该说是由梁启超在辩论中的"知止"意识成全的。
贰
周作人是持"不辩解"说观点的。专门为"不辩解"而发表文章的，在现代文学史，周作人是不多的一个。
古人的"一说就俗"之说，极得周作人的称赞。"一说就俗"其意是说"来说是非者，定是是非人"，一旦张口解说是非事，很有可能就会成为落入"俗套"带有"俗气"的"俗人"。所以，按照周作人的意思，还是不说为妙。
但即使是这样，周作人还是在《知堂回忆录》喋喋不休说了两个小节，主要还是说那个非常著名的"兄弟失和"事件，虽说是耗费了不少篇幅，但周作人还是清楚地知道"一说就俗"，所以他还是透露了最少的信息。
因为，他的"辩解"是有一个"不辩解"作前提的。
叁
如果要设立现代文化界设立一个"不辩解"榜，徐志摩与胡适肯定都是稳居在前五的位置。
苏雪林在《徐志摩的诗》中说：
再之，我要说他心胸是如何博大。新文学界谩骂之风的蔓延比虎烈拉还要来得快，不受传染者甚少。但徐志摩则始终持保他博大的同情，即受人无理谩骂，亦不肯同骂。在他作品中尤处处有此人格的反映。
徐志摩作为梁启超及们的弟子，身有乃师"不辩解"风范，也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胡适以年少暴得大名，被骂或被误解也是难免的事。胡适又是如何对待的呢？胡适在1930年复杨杏佛的信中说：
"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反而损害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愿挨骂。"
鲁迅损胡适的文章，往少里说有七八篇，但胡适从不反击，曾引发苏雪林为其师大打抱不平。
肆
康、梁为什么会秉持"不辩解"观点呢？
原因在于康、梁已对社会的种种反应甚至谩骂，做好了充分准备，并不以为意。
梁启超认为凡"真人物""非为一世人所誉，则必为一世人所毁；非为一世人所膜拜，则必为一世人所蹴踏"。因而，"真人物"被社会"所毁"与"所蹴踏"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以圣人自命的南海先生，更不肯因私事或小事来为自己辩白。这正如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所谓：
"先生之达观，真不可及也。素位而行，顺受其正，是其生平所最服膺之语。又以为我不入地狱，谁人地狱救此众生，故遇患难，遇穷困，皆谓为我所应有，必如是乃尽吾责任也。"
对于康、梁来说，不辩解也包括"辩诬"，在康、梁来说是不屑一顾，这当然是大将之风，但同时也给历史留下了遗憾。
不辩解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没有留下本人最为直接的说法和证据。这就为想象与猜测留下了空间。梁鼎芬《康有为事实》列有康有为所谓不堪"事实"多达三十二项，其中有不少成为今天人们指责康有为时的"事实"。
参考文献：
《吕思勉集》
《国学概论》章太炎
《南海康先生传》梁启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