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來的現代史上，已辯論、能辯論、可辯論之事可謂多矣。但一旦在細枝未節上糾纏過多，很多事情就可能越說越說不清楚了。
若是一味沉浸到辯駁與辯白之中，大事可以辯小、小事可以辯岔，終於若引發義氣之爭，很有可能就會老拳相向，至於當初辯論的是什麼問題都會忘了。
康有為、梁啟超可能會與人辯論，但非常明白辯論的分寸所在，在辯論所必須停止的地方絕不會再前進一步。
在辯論多發，而一旦論辯起來就沒完沒了的現代文化界，康、梁的做法，頗具大家風範。這同時也不能不說是康梁一系的一大好處。
壹
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梁啟超有多不願意"辯論"與辯白。
二十年代初葉，梁啟超寫有《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一文，在文章中由衷地為晚清兩大古體詩人金和與黃遵憲叫好。任公一方面認為要由舊體表現具有時代精神的新內容，另一方面對白話主張者完全排斥文言的做法又有著嚴厲的批評。
而正是後一點，是胡適的敏感點，這讓胡適很不舒服。
胡適在1921年初致陳獨秀的信中說：
"任公有一篇大駁白話詩的文章，尚未發表，曾把稿子給我看，我逐條駁了，送還他，告訴他，'這些問題我們三年中都討論過了，我很不願他來'舊事重提'，勢必又引起我們許多無謂的筆墨官司！他才不發表了"。
哪怕是對於後輩，梁啟超也不願意極端主張自己的觀點，從而引發一場大辯論。
呂思勉這樣評說梁啟超在辯論中所表現的君子風度：
"他雖與人辯論，絕不肯作人身攻擊。人家對他作人身攻擊者卻不少，他從不肯作一次的報復，只是曉示人家以辯論不當如此而已。在這一點上，他的道德，實超過了中國從來的辯論者，而開示人以西洋辯論的美風。惜乎中國現在的言論界，對於這一種良好的模範，又漸漸的遺忘了"。
呂思勉並且舉了《新民叢報》與《民報》辯論的例子為證：
當他主持《新民叢報》時，和《民報》相辯論。《民報》有一次，把君主立憲不利於滿人之處暢發了，他以為這個問題，不可再辯論下去了，若硬說於滿人有利，則將流於歪曲，若暢說於滿人不利，則將增加君主立憲的阻力，於是緘口不言了。既不肯歪曲真理，又不妨害大局，這真是言論界的模範。
"他為擁護真理起見，從不肯作歪曲之論，然又絕無求勝之見，所以到有關大局之處，寧受屈而緘口不言"。
在回憶那一段頗為美好的辯論時光時，章太炎在《國學概論》中說：
"我們更可知學術的進步，是靠著爭辯，雙方反對愈激烈，收效方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報》筆政，梁啟超主《新民叢報》筆政，雙方為國體問題辯論得很激烈，很有色彩，後來《新民叢報》停版，我們也就擱筆，這是事同一例的"。
這一段"很有色彩"辯論，應該說是由梁啟超在辯論中的"知止"意識成全的。
貳
周作人是持"不辯解"說觀點的。專門為"不辯解"而發表文章的，在現代文學史，周作人是不多的一個。
古人的"一說就俗"之說，極得周作人的稱讚。"一說就俗"其意是說"來說是非者，定是是非人"，一旦張口解說是非事，很有可能就會成為落入"俗套"帶有"俗氣"的"俗人"。所以，按照周作人的意思，還是不說為妙。
但即使是這樣，周作人還是在《知堂回憶錄》喋喋不休說了兩個小節，主要還是說那個非常著名的"兄弟失和"事件，雖說是耗費了不少篇幅，但周作人還是清楚地知道"一說就俗"，所以他還是透露了最少的信息。
因為，他的"辯解"是有一個"不辯解"作前提的。
叄
如果要設立現代文化界設立一個"不辯解"榜，徐志摩與胡適肯定都是穩居在前五的位置。
蘇雪林在《徐志摩的詩》中說：
再之，我要說他心胸是如何博大。新文學界謾罵之風的蔓延比虎烈拉還要來得快，不受傳染者甚少。但徐志摩則始終持保他博大的同情，即受人無理謾罵，亦不肯同罵。在他作品中尤處處有此人格的反映。
徐志摩作為梁啟超及們的弟子，身有乃師"不辯解"風範，也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胡適以年少暴得大名，被罵或被誤解也是難免的事。胡適又是如何對待的呢？胡適在1930年復楊杏佛的信中說：
"我受了十年的罵，從來不怨恨罵我的人。有時他們罵得不中肯，我反替他們著急。有時他們罵得太過火，反而損害罵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們不安。如果罵我而使罵者有益，便是我間接於他有恩了，我自然很願捱罵。"
魯迅損胡適的文章，往少裡說有七八篇，但胡適從不反擊，曾引發蘇雪林為其師大打抱不平。
肆
康、梁為什麼會秉持"不辯解"觀點呢？
原因在於康、梁已對社會的種種反應甚至謾罵，做好了充分準備，並不以為意。
梁啟超認為凡"真人物""非為一世人所譽，則必為一世人所毀；非為一世人所膜拜，則必為一世人所蹴踏"。因而，"真人物"被社會"所毀"與"所蹴踏"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以聖人自命的南海先生，更不肯因私事或小事來為自己辯白。這正如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所謂：
"先生之達觀，真不可及也。素位而行，順受其正，是其生平所最服膺之語。又以為我不入地獄，誰人地獄救此眾生，故遇患難，遇窮困，皆謂為我所應有，必如是乃盡吾責任也。"
對於康、梁來說，不辯解也包括"辯誣"，在康、梁來說是不屑一顧，這當然是大將之風，但同時也給歷史留下了遺憾。
不辯解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沒有留下本人最為直接的說法和證據。這就為想象與猜測留下了空間。梁鼎芬《康有為事實》列有康有為所謂不堪"事實"多達三十二項，其中有不少成為今天人們指責康有為時的"事實"。
參考文獻：
《呂思勉集》
《國學概論》章太炎
《南海康先生傳》梁啟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