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20年會於11月22日至27日舉辦，主題為“因勢聚力，協創未來——變局挑戰中的基金會”。本文為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盧邁在開幕主論壇的主旨演講，題目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基金會的角色》。
盧邁，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
各位基金會的朋友，很榮幸能在中國基金會發展論壇2020年會上發言，這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第一次受邀出席基金會論壇年會。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1997年底經批准註冊成立。成立23年以來，我們在戰略方面先後做過三次思考。現在，中國即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又到了需要思考戰略定位的時間。在新的階段中，基金會應該如何配合國家現代化進程，同時解決社會、經濟方面一些突出的問題，並在這些方面作出自己的貢獻？我想分享一下我們的學習和思考。主要有三點：
新階段：從全面小康到基本現代化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這個建議提到我們國家今後五年的發展目標和到2035年的遠景目標。這個宏偉藍圖預示著中國開始進入一個新階段，即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
從改革開放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國走過了40年的歷程。小康社會出自《詩經》，它反映的是“溫飽有餘，尚不富裕”。2000年到2020年，國家的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謂“全面”包含全面進步、全民共享這兩重含義。
“全面進步”是指，國家除了經濟要進步，政治、社會、生態、文化各個方面都要進步。在“全民共享”方面，2020年我們能做到的就是消除絕對貧困，這個目標將在今年年底實現，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績。在這樣一個時點上，十九屆五中全會又進一步明確了十九大的目標，即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2050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共同富裕”作為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目標。“共同富裕”是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的一個定義。他曾經講過，“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原則，第一是發展生產，第二是共同致富”，“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另外一個是共同富裕”。
小平同志是很偉大的，之所以說他是總設計師，就是因為他提出了非常明確的目標：第一個目標是2000年要建成小康社會，即免除飢餓，不愁溫飽，但是還不富裕。下一步就是要更好地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其中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共同富裕”。之所以提出“共同富裕”，主要在於不平等、不公平的現狀依然存在。
中國的不平等現狀
2020年，中國取得脫貧攻堅戰的偉大勝利，消除了絕對貧困，但人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很大，我們還要解決相對貧困的問題。 另外，我們還需要考慮多維貧困問題，比如城鄉分割、身份制度。事實上，政治、經濟、社會等各方面都存在貧困問題。
以上是中國收入分配的情況。1978年，中國的基尼係數比較低（0.18），當時貧困程度比較深。這些年，經濟發展，收入水平提高，但財富分配不平等程度日趨嚴重，而且持續處於高位，一直沒有明顯的下降趨勢。去年，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1萬美元，再過5年我們就可能步入高收入社會。實際上，如果按照世界銀行高收入國家標準（12736美元以上），中國已經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
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後，如果我們國家的相對貧困人口還很多，社會收入差距很大，那麼我們的工作重點就需要發生轉移。
除了基尼係數，國際上通常使用“五等分歐希瑪指數”來測量貧富差距程度，即把20%最富有人群收入和20%最貧窮人群收入相比較。這兩個數字的比率在日本是6.2倍，美國是8.4倍，中國是10.4倍。中國的收入差距大，有地區因素，但另一個更重要的因素是
城鄉差距。
以城鄉居民收入中位數的50%作為相對貧困線，可以看到2013年到2018年，相對貧困線是在不斷向上移動的，這是因為整體收入在提高。從全國來看，2013年有22.1%的人生活在相對貧困線以下。到了2018年，城鎮中只有5.1%的人在相對貧困線以下。需要說明的是，這不包括流動人口，他們沒有被統計在內。這5.1%的人口通過社會救濟可以得到幫助。但農村呢？2018年有46.9%的人生活在相對貧困線以下，他們的收入低於11825元人民幣。
總體來說，我們國家有相當多的人，收入低於相對貧困線。因此，縮小社會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是現在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2012年，發改委、財政部在有關領導的指示下制定了《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意見提出要完善初次分配，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健全再分配涉及城市化、教育公平、醫療、稅收、社會、慈善和住房等多個方面。“十四五”規劃中又提到了促進社會公平，實現共同富裕。這其中包括哪些新東西呢？
一次分配，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縮小城鄉差距。其中包括增加財產性收入。目前財產性收入在農村居民收入中佔比很小的，只有百分之幾；二次分配，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和精準性。但我國在2012年提出的遺產稅、財產稅等還未實現；三次分配，發揮第三次分配作用，發展慈善事業。整體來說，2012年提出的任務都取得進展，但是都並沒有實現。
我們應該認真考慮一下“十四五”規劃中提到的具體目標，為什麼有些目標實現起來這麼難？這可能和我們國家對社會公平的認識不充分有關係。
什麼是社會公平？亞當·斯密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分析，他認為，“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會威脅到社會的穩定。對於我們來說，第一是發展，第二是協調發展。我們要特別重視社會公平與正義。”
但很多人並不認同斯密的觀點。比如邊沁的功利主義公平觀，以結果作為判斷標準，追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福利）”，即強調一個社會整體效用的最大化。但是“幸福”和效用難以度量、比較，且可能在整體利益的藉口下犧牲個人的基本權益。這些年，諾齊克的一些主張在國內比較時興，他認為應該捍衛財產權，相信市場分配就是合理的，堅持個人權利至上，強調程序正義。
很多哲學家對社會公平進行了研究。比如康德的公平觀，他主張正義的原則就是絕對命令；羅爾斯的“作為公平的正義”，強調平等的自由原則和差異原則；還有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的公平觀。所以，國內有些人認為在市場經濟中，財產權應被置於第一位，不可侵犯。
長期關注社會公平問題
有些人認為貧窮和懶惰是相關的，認為解決貧窮是政府的事情，這些看法都需要重新思考。2005年，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合作發佈《中國人類發展報告：追求公平的人類發展》，報告提出了權利平等、機會平等、生存權的基本保障、主體性參與，以及承認差別。
這個報告沒有提及結果公平的問題。報告強調在所有的權利公平、機會公平的基礎上，要保護弱勢群體，承認社會差別，但沒有提到共同富裕。那麼，現在進入新時期，我們需要認真考慮結果公平問題。大家一般都能接受權利平等和機會平等，但是結果平等是什麼意思呢？五中全會對2035年遠景目標有一個描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什麼叫實質性，我想把它量化。
2019年，中國最富有的20%人群比最貧窮的20%人群富有10.4倍，我們能不能用5年的時間把它變成9倍或者9倍以內？這樣我們才可以跟美國比較制度優勢。美國現在收入差距不斷拉大，激起了很多民眾不滿，這給民粹主義、特朗普帶來了機會。中國有沒有可能在2025年把差距降到9倍以內，在2030年降到8倍以內？
人們常說超英趕美，那得先超過美國，再趕英國。當然，上圖中的國家都是OECD成員國（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除了美國和日本人口超過1億，其他國家人口相對較少，大概是千萬數量級。中國有14億人口，如果貧富收入比能夠達到7倍以內，與英國、西班牙這些國家差不多，那麼我們的地區差別、城鄉差別應該就能縮小到有限的範圍以內，可以說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從慈善到正義：變革中的基金會
中國進入新階段，共同富裕是我們的一項重要目標，也是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現在我們要考慮在這個過程中，基金會應該做什麼，能夠做什麼。
最近，我收到了福特基金會會長呂德倫（Darren Walker）的新書《從慷慨到正義: 新財富福音》，書中指出全球不平等在擴大。呂德倫會長指出基金會從慷慨到正義，要考慮制度層面的一些問題，而且要在自己的工作中踐行。基金會是在市場經濟中誕生的，市場經濟的另一面是企業，是盈利，它們以賺錢為目的。但是，企業或者個人又捐贈成立基金會，來解決市場經濟本身製造出來的一些問題。所以，要解決這些問題，必須從根本上、制度上著手。呂德倫會長認為要轉變思維，在提升制度建設能力的同時要密切關注“受不公正影響最嚴重的人的聲音”，讓受援助的群體參與慈善資源使用的決策進程。
改革開放以來，基金會在中國取得很大的發展。2019年全國登記認定慈善組織超過7500個，其中基金會的數量約為6600個，淨資產合計約1600億元（數據來源：民政部）。儘管基金會的總資產量、規模還不是太大，但發展速度是很快的。
呂德倫會長提到，捐贈者作為現有體系中既得利益獲得者，容易抵制要求真正徹底的系統性變革的呼聲。他指出公益慈善事業的資金通常是來自慈善機構在經濟體系內的投資回報，基金會在一定程度上依賴現行經濟結構才得以生存，這二者存在著一種張力。例如美國的部分私人基金會之所以存在，更多的是出於稅收方面的考慮，而不是為了提供公共利益。另外，慈善家將解決方案強加於利益相關者，追求短期見效的受益，這會導致新的問題取代舊的問題。對冠名權的渴望會導致慈善優先考慮資本運動和建築物的重視，而不是資助長期才能取得改變的東西。
那麼，中國基金會存在什麼問題呢？徐永光先生有篇文章指出，中國基金會現存問題包括：第一，人才短缺、專業水準不足、觀念陳舊、技術落後和效率不高；第二，慈善捐贈的流向存在問題，企業捐款佔到了60%以上，缺乏個人捐贈、政府採購、服務收入等來源；第三，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會、慈善會大部分在做政府的項目，大量的資源從民間來，給政府用，這是一個逆向流動。（徐永光：《中國基金會發展的2個逆向問題及5個突破口》）他的批評應該說是一針見血的。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在促進社會公平方面的再思考
在這樣的背景下，基金會自身需要進一步完善。與此同時，國家要實現現代化，基金會要發揮應有的作用。我以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為例來考慮這個問題。最近，我們在思考應該怎樣促進共同富裕，還沒得出很好的答案。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是在國務院領導同志直接關懷下，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設立並領導的公募型基金會，1997年註冊成立，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促進科學決策，服務中國發展。所以，基金會把政策研究和制定作為基金會的重要目標，這叫做戰略性公益，通過社會試驗和國家政策推動制度變革。
以上是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10個項目，從孕期、兒童幼年開始介入，一直持續到職業教育、高中階段，包括了營養、教育和保護三個方面。我們從2007年開始試點的學生營養改善項目為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基礎。數據顯示，學生的營養狀況得到改善以後，貧困地區兒童的身高和全國兒童平均身高的差距大幅縮小。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一村一園：山村幼兒園計劃”，利用農村閒置校舍和公共活動場所，給孩子們提供有質量的學前教育。基金會聘請幼教志願者，並對他們進行培訓。縣教育局則需要統一管理幼教志願者，還要幫助這些兒童做好入學準備。山村幼兒園從2009年開始試點，我們跟蹤的數據顯示，兒童學前教育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去年，基金會在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實行了10年學前教育效果評估，中科院測試結果顯示，山村幼兒園孩子的智力水平接近縣城公辦園，遠好於沒有接受過學前教育的孩子。
山村幼兒園的孩子現在已經初中畢業了，開始參加中考。我們統計了2019年4類幼兒園兒童升入高中的情況。全縣有一中、三中、四中這三類學校，其中一中是最好的。可以看到，縣城公辦園上一中的比例是最高的，其次是山村幼兒園，沒有接受學前教育的孩子上一中的比例只有6.6%。總的來講，能夠考上高中的，縣城公辦園是90.8%，山村幼兒園是81.4%，其他類型幼兒園是65.8%，而沒有接觸過學前教育的是25.2%。不過，沒有接受過學前教育的學生也都進入了中等職業學校。
以上是2019年一中、三中、四中高考二本以上錄取的比例：縣城幼兒園的孩子有71.8%，山村幼兒園是61.3%，其他類型幼兒園是50.8%，沒有接觸過學前教育的不到20%。“一村一園：山村幼兒園計劃”提升了樂都孩子上二本以上大學的比例，這個比例是沒有上過山村幼兒園孩子的三倍。這是山村幼兒園項目產生的成果和變化。
如果村裡的孩子沒有機會接受學前教育，他們將來上到二本以上大學的機會只有不到20%，而我們要眼睜睜地看著這種情況再繼續嗎？這是一種什麼樣的不公平？接受學前教育應該是村裡孩子的權利。如果我們希望國家在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基本實現共同富裕，就必須強調人力資本的投資，讓人們能夠在市場經濟中去掙錢。人力資本的投資必須從早期開始，否則，以後要付出的代價非常高。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要轉型。基金會不能夠光依靠政府部門，向領導彙報我們的試點，提交報告以期獲得領導的批示，進而促進部門採取行動。如果相關部門就不採取行動，我們有什麼辦法呢？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下一步要學習希望小學和營養午餐計劃的成功經驗，和大眾在一起，讓大眾參與進來，推動共同富裕。有參與，有共同的努力，才能達成共同富裕的結果。我們下一步的想法是發起免費學前教育運動。
在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的轉型中，第一步是要把政策研究和社會倡導更緊密地結合起來，把對上的報告和對民眾的反饋結合起來，把企業的籌款和眾籌結合起來，同時把眼下的行動、統計的數據和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實現共同富裕這個大目標結合起來。我們還有更多的工作要做，我們願意向在座的各位學習，基金會們本身就處於一條戰線上，我們要一起努力。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剛剛承辦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諾獎獲得者埃德蒙·費爾普斯先生在論壇上發言，他說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是具有國際意義的。中國現在要實現結構改變，更多強調國內大循環和國際大循環這個雙循環。他認為，美國人對於全球供應鏈的態度，可能一定程度上取決於中國的做法——中國繼續發展本國經濟，積累資本和創新技術，將有助於提高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的工資水平。我們不要忘記美國有7300萬人給特朗普投票，這些美國人認為現在的全球化給他們造成了損害。如果中國做得好，中國的工資水平提高，將會帶來全世界勞動力市場工資水平的整體提高，也有利於緩解其他國家激烈的社會矛盾，縮小收入差距。
我們做的是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共同富裕的目標一定能夠實現。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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