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这样评价汉武帝：
“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这段话就是说：汉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重，横征暴敛，对内大肆兴建宫室，对外征讨四方蛮夷，又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无度，致使百姓疲劳凋敝，很多人被迫作了盗贼，与秦始皇没有多少不同。但为什么秦朝因此而灭亡，汉朝却因此而兴盛呢？是因为汉武帝能够遵守先王之道，懂得如何治理国家，守住基业、能接受忠正刚直之人的谏言，厌恶被人欺瞒蒙蔽，始终喜好贤才，赏罚严明，到晚年又能改变以往的过失，将继承人托付给合适的大臣，这正是汉武帝所以有造成秦朝灭亡的错误，却避免了秦朝灭亡的灾祸的原因吧！
班固在《汉书》中这样评价汉武帝：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涣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意思是说，西汉王朝承接前世落后残破的历史遗存，汉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汉文帝和汉景帝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致力于社会经济的恢复，顾不上文化建设。汉武帝刚刚即位，就罢黜诸子百家杂说，提高儒学经典《易》、《诗》、《书》、《春秋》、《礼》、《乐》的文化地位。于是聚集海内人才，举用俊杰之士，和他们一同建立大功业。兴办太学，改定正朔，修正历法，调和音律，创作诗乐，设立封禅，礼拜百神，使先王的文化绪统有以承继，所颁布的法令通告，焕然而多有文采。后世子孙遵行这一方向，于是有三代之风。像汉武帝这样的雄才大略，如果不背弃汉文帝、汉景帝谦恭简朴的作风，一心为老百姓谋利益，那么，以《诗》《书》中的赞词和颂歌来表彰他，一点儿也不过分啊！
从这两段评价里来看，司马光的评价比较中肯，功过都有；而班固的评价就有些赞美之意，更多的是赞颂。因为班固对光武帝史的撰写得到了汉明帝（光武帝第四子）的赏识，汉明帝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这就是《汉书》的由来。
班固为东汉史学家，编写《汉书》实为给当朝写史，批评的负面的当然不能写；而司马光为北宋史学家，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年，不存在政治因素，因此写史相对客观，评价比较中肯。
从这个对比来看，史书的作者受客观因素的影响，难免会带有主观感情，很难完全客观的记载事实，我们读史，要多方面了解史料，尽量规避作者的主观，挖掘事实，还原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