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誤的政策，哪怕出發點再好，也只是南轅北轍。
正解局出品
英國殖民印度時期，德里的眼鏡蛇十分猖獗。
當局為減輕蛇害，頒佈了一項措施：每打死一隻眼鏡蛇，可以獲得1盧比的獎勵。
窮苦的印度民眾聞風而動。
很快，野生眼鏡蛇大幅減少。
蛇少了，可錢還想拿。
不少人就動了歪點子：飼養眼鏡蛇，騙取政府賞金。
當局者發現這個問題後，把獎賞取消了。
手足無措的印度民眾，只好將眼鏡蛇放生。
於是，德里的眼鏡蛇又開始氾濫，比先前還多。
這就是“眼鏡蛇效應”，常用來表示出發點很好的政策，非但沒有實現預期效果，反而把局面弄得更糟。
德國現在就遭遇到這樣的“眼鏡蛇困局”：德國龐大的社會救助產業，正在把德國社會引向歪路。
01
汽車與社會救助，誰是德國第一大產業？
說起德國，很多人會想到德國的汽車。
比如，我們熟悉的汽車品牌大眾、寶馬、奔馳、奧迪、保時捷、邁巴赫等等都來自德國。
根據德國聯邦參議院統計，德國汽車行業僱員人數在80萬以上。
但實際上，德國還有比汽車更龐大的產業：社會救助產業。
2005至2019年德國汽車行業員工人數
有數據，德國社會救助產業直接從業人員數量200萬，比汽車業、建築施工業（約54萬）、食品行業（約55.5萬）加起來還多。
比如，德國最大的社會救助機構天主教明愛會，擁有超50萬名專職人員、約100萬名志願者，是德國最大的私人僱主。
從總產值來看，2018年德國汽車行業總產值5115.9億歐元（4萬多億人民幣），約佔當年GDP的15%。
2008至2018年德國汽車工業總產值 單位：十億歐元
德國社會救助產業總產值也在1萬億人民幣左右，佔政府收入的11.8%-15.1%。
要知道德國生產的汽車，將近80%是出口的。
所以，光看滿足本國市場的產值，2018年德國汽車是1125億歐元（不到9000億元人民幣），和社會救助產業相當。
德國最大的幾個社會救助組織，有10萬個左右的分支機構，遍佈全德各地。
比如新教福利協會迪阿科尼，有大約2.7萬個機構和服務點，總計超過100萬個照管看護位置。
德國的一家養老院
最後，談一下歷史。巧合的是，汽車和社會救濟，都起源於德國，並且時間驚人的相似。
1885年，德國人卡爾·本茨造出了一輛裝有汽油機的三輪汽車。次年1月29日，他申請了專利，這一天被公認為汽車的誕生日。
19世紀80年代，“鐵血宰相”俾斯麥通過立法，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養老金、健康醫療保險制度、社會保險。這是德國社會救濟的源頭。
養老金制度是俾斯麥主要成就之一
德國有汽車工業，更有社會救助產業。
02
窮人的天堂：房租一年不到1塊錢
渴有所飲，飢有所食，監有所探，病有所醫，外有所宿，裸有所衣，終有所葬。
德國社會救助，貫穿這28個字。
確實，龐大的社會救助產業，很好保障了窮人的生活。競爭中的獲勝者、走運的人當然能快意享受，失敗者、不走運的人也不至於陷入絕望。
德國社會救助有多好？
好到有些新款電子商品，主要的目標用戶就是領救助金的人。
在德國，收入低於當地中位數60%，就會被定義為窮人
德國的社會救助金種類繁多，涉及保險、慈善捐贈、財政撥款等多個方面。
為簡單起見，這裡主要討論失業救助金。
2003年德國總理施羅德改革前，失業人員在失業後三年內，領取的失業金佔原淨工資的60%-67%。
領取失業金時效結束後，如果沒有找到工作，也不用怕，可以領取失業救濟，直到退休年齡（65歲）。失業救濟佔原淨工資的53%-57%。
改革後，超過55歲的失業者領取失業金的最長年限縮減為18個月，55歲以下的則下降為6至12個月。
但這並不意味著，沒能在規定期內找到工作，就會被拋棄，而是自動轉入“失業金Ⅱ”。
“失業金Ⅱ”分為六個等級，2018年第一等級是416歐元（約3312元）。每個沒能在規定期找到工作的失業者，都能領取第一等級補助。
其家庭成員將獲得“社會津貼”，比如不具備工作能力的家庭成員，也能領取第一等級補助，如果是6歲以下的家庭成員，則領取第六等級的補助。
各等級救助金歷年變動
此外，領取“失業金Ⅱ”的人員可以領取住房和暖氣補貼，特殊人群如孕婦，還能獲得特殊待遇補貼。
更具體些，比如德國最早的社會福利區富格區，專用來出租給窮人和流浪漢，不僅環境優美，而且醫療和護理均免費。更重要的是，每年每套房間的租金只需要0.88歐元（約7元人民幣）。
1年不到1歐元，享受富人級待遇。
至於在德的國外難民，德國也花了血本。
2018年“哈茨第四階段”（Hartz-IV）社會救助金，外國領取人共獲得130億歐元（約1029億元人民幣），比2007年增加近一倍。
有權領取正式補助金的外國人，由2007年的大約130萬上升到了約200萬。
無數國際難民的理想家園、良好的國際形象，就是這樣靠錢砸出來的。
2019年全球人道主義援助幾大捐助國 單位：百萬美元
但這背後，卻是困在牢籠裡的受助者、撕裂的德國。
03
窮人只是獲利的工具
在德國，福利救助工作基本外包給私營機構，原意是為避免政府不透明、低效率。
這樣的出發點很好，也有突破性，但被玩壞了。
首先，私營救助機構的收入來源，基本上靠政府補助。服務的受助者越多，政府的補助也越多。
也就是說，每增加一個符合救助條件的人，就可以向政府多領一份錢。
羊毛出在羊身上，稅收佔GDP比重，德國在經合組織中排第五
沒有受助者，救助機構就沒用了。而救助機構的僱員，收入中等，工作輕鬆。
為了繼續待下去，他們自然會多尋找“受助者”。
據統計，95%的德國人至少有一次成為救助機構的顧客。濫竽充數的情況，比比皆是。
衛生專家發現，1994—2010年，德國的殘疾人數量增長了一倍。
因為許多健康的人，被救助機構一頓操作之後，成了“殘疾人”。
以至於有些德國人，把這樣的社會救助機構稱呼為：慈善黑手黨。
近些年來，德國社會救助機構的目光已經不再侷限於國內，中東難民，成為了他們又一大“顧客”來源。
德國政府也想過禁止國際難民入境，卻被迫放棄，背後就有救助機構阻撓的因素。
如此優質的顧客資源，救助機構自然不會輕易放棄。
至於難民所帶來的社會危機，他們才懶得考慮。
拋開救助機構，德國的社會救助產業本身也大有問題。
政府給的錢太多，哪怕不工作，窮人也可以安然度過一生，從而滋生了大量懶漢。
被德國媒體稱為“最厚臉皮失業者”的漢堡人阿諾·迪貝爾，幾乎沒工作過，只幹過兩三個星期的苦力（如傢俱搬運工），用他的話說，還“累得要死”。
幾十年裡，他一直靠領取救濟金度日。在一場脫口秀節目上，他還大言不慚稱：我為什麼要工作？
儘管如此，2015年他還是被送進了養老院，安度晚年。
圖為阿諾·迪貝爾
像迪貝爾這樣的人，自甘墮落。但也有很多人，領了一次救助金，毀了一生。
就如這句話所說的：“Einmal Hartz IV, immer Hartz IV.”（一次失業救助金，永遠失業救助金。）
從領取第一筆救助金開始，就被救助產業豢養，再也無法逃離那種舒適狀態。
緊接著是生活的失控：暴力、色情、賭博、健康惡化。
並且，這種陷落，很容易在代際之間傳染。
有項調查顯示，10-15歲有著失業父母的青少年，比起父母工作的孩子，在以後更容易成為失業人口。
有著長期領取救助金父母的孩子，更難融入社會
04
與懶漢沒有道理可言
種種弊病，當然被德國曆代執政者關注。
2003年，德國時任總理施羅德改革，推出“2010議程”。
德國前總理施羅德，“2010議程”的提出者
在此之前，德國失業者可以拿到失業前約60%的淨工資，一直持續到65歲，然後進入養老院安享晚年。
改革後，本質上是“不養懶漢”口號的實施。最長18個月，如果失業者沒有重新找到工作，那麼只能領取固定的補貼，和以前的收入不掛鉤。
並且，如果失業者拒絕接受政府提供的就業機會，補貼會按一定的比例減少。
這很大程度減輕了政府的財政壓力。2005年開始，德國失業率也逐步下降。
2004-2020年德國的年平均失業率
但這次改革的推行者，結局都不太好。
2005年，施羅德在政黨選舉中失利，當年11月，退出政壇。
施羅德的智囊團，改革專案小組主席皮特·哈茨，2005年被起訴，原因是在擔任福斯汽車董事期間，賄賂他人260萬歐元（約2060萬元人民幣），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
不僅如此，哈茨還揹負著背信、資方代表、白領犯罪的罵名。
背後，自然是利益集團的暗流湧動。
200萬社會救助產業僱員，至少數百萬靠社會救濟為生的群體都有選票。
一個驚人的數據是，直接在社會救助企業中兼任高層職位的議員，佔議員總數的35%，比例比執政黨還要高。
任何想要和救助產業為難的德國高官，都可能被直接轟走。
以致於現在，沒有人敢輕易動社會救助這顆“雷”。
一個原本美好的事物，就這樣被利益綁架，變得面目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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