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箭。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
这首诗出自唐代诗人卢纶的《塞下曲》，形象的演绎了飞将军李广“射虎中石”的典故，突出了他的骑射能力以及临阵之勇武。而在王勃的《滕王阁序》中，一句“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更是写尽了一代名将坎坷的一生。
李广出身于军人世家，由于长期生活在塞北之地，“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李广的骑射技艺使得他在皇帝身边如鱼得水，汉文帝曾经称赞他“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后来，李广历任陇西、北地等边郡太守，作战十分勇敢，匈奴称之为“飞将军”。但就是这样一位国之大将，就算参与了汉匈之间的所有大战，但始终未得封侯。
在《史记》中，司马迁借星象家王朔的口吻，认为李广杀降不得封侯，但是后世认为，李广不得封侯是自身性格造就的悲剧。李广难封，折射出了时代转型下的传统武将困境，更是西汉从骑射到冲击战术革新背景下的宿命。这种战术革新，建立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大规模冲突的背景之下，而之所以会被人们忽略，则是因为后世对于骑兵的长期误解。
真实的骑兵作战
一提到骑兵作战，大多数人脑海中便会涌现大规模骑兵军团冲锋陷阵，或者是两军主帅阵前交战，大战几百回合的画面。但是很遗憾，在西汉的战场上，基本不会出现这种令人血脉喷张的情况，因为此时马镫还没被发明出来。
马镫发明后，骑兵相互作战，最常见的是双方在一定距离后便开始冲刺，在接近时用手中的武器瞬间击杀对方。但是在实战中，这种单兵作战的场面则很少发生，骑兵面临的往往是成建制的步兵或者是骑兵集群，一次冲击往往需要与多名敌军，这样下来生还率会很低。因此，骑兵的作战，往往是大规模集群作战。
和骑兵相比，步兵方阵的特点是严密，骑兵以冲击战术直接冲击步兵队列，是在马镫和马槊发明以后。脚踩马镫的骑兵在马背上会更加稳定，当大规模骑兵冲向步兵之时，会给敌方带来强大的心理压力，当步兵队列被分割以后，指挥系统便会失灵，造成混乱失控的局面。
将时间拨回到秦汉之际，中原政权自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也采用了游牧民族的战法来组建骑兵部队。骑兵虽然和战车一样可以高速奔驰，但是由于缺少马镫，难以进行冲击作战，只能用弓箭射杀敌人，《六韬》对此有详细的记载：
“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候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此时车战仍然是战争的主流，骑兵的作用仅仅局限于追击和辅助的任务，不能发挥大规模的作用。而面对阵列严密的步兵，没有马镫的骑兵腰和胯无法发力，一只手握紧缰绳更是局限了骑兵的发挥。此外，骑兵的弓并没有步兵的弩箭杀伤距离远，战马的目标又太大，战国到秦汉时期，骑兵没有击败成建制步兵的先例。
那么问题来了，匈奴那时候也没有马镫，为什么能够经常劫掠西汉边郡，全身而退呢？
事实上，匈奴骑兵相比较汉军步兵并没有太大的优势，因为骑兵的机动性，匈奴人大规模劫掠并不会遇到成建制的汉军步兵，而汉军步兵也不可能追击高机动性的匈奴骑兵，因此在人们的固有印象中，匈奴似乎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就人们耳熟能详的白登之围来看，这是汉匈之间首次大规模作战，双方妥协的根源在于谁都没有把握直接吃掉对方。
汉匈之间的战术区别，根植于双方的统治逻辑
最早的骑兵便来自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射猎本就是游牧民族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战术形式。匈奴骑兵大多为单兵作战，从不与敌人进行近距离贴身肉搏，利则进，不利则退，这是匈奴的主要战术。
匈奴人采取“骑射”而非冲击肉搏，看似是缺乏集权，没有权威的束缚，实质上和生活环境以及长期的生活习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众所周知，400毫米等降水线是游牧和农耕分界线，农耕文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要强于游牧文明，而游牧文明面临的不可控因素则大大增加。一场数十年不遇的大雪或者旱灾，可能给整个部落带来灭顶之灾，而这也强化了部落内部的从属关系，长此以往，中央集权的难度则会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草原广阔，各个部落大多逐水草而居，物资人员流动性高，税收的难度呈几何增加，自然难以供养大规模的官僚机构。因此匈奴内部是松散的部落联盟，难以形成统一的意志。在无马镫的马匹上进行高速冲击搏杀的近战，骑兵的伤亡概率很高，尤其是在应对阵型严密的步兵军阵时。
匈奴人松散的政治结构，使得部落首领无法强制手下的战士们从事这种危险的活动，因此匈奴人从来不会采取贴身肉搏战，“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则瓦解云散”。从战国到秦汉前期，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与中原政权进行过大规模的主力决战，更不用说攻城略地的大规模攻坚战。
而中原政权，农耕的生活环境使得人民安土重迁，而这给编户齐民创造了可能。战国初期，各国的变法便是为了确立古典军国主义的原则，国家财政供养的士兵是为了贯彻中央集权下统治者的意志而存在，步兵方阵的基本作战原则便是纪律。正是由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存在，为汉武帝时期组建大规模骑兵以及战法革新提供了可能。
西汉骑兵战术革新——从骑射到冲击
在西汉建立的同时，草原上的匈奴也开始崛起，冒顿四处征伐，将草原各民族纳入其统治势力之下，形成了北方草原第一个统一的游牧王朝。冒顿建立的北方匈奴，将以往各自为战的草原力量整合起来，对中原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威胁。《史记•匈奴传》记载：“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
文景之时，匈奴便经常会流动到汉朝边境狩猎，一旦发现边境防御力量不足，便把狩猎转变成了劫掠。文帝、景帝曾多次集合重兵防御匈奴，但是往往主力赶到，匈奴人已经饱掠而去。经过多年汉匈战争，西汉君臣早已达成共识，与匈奴作战必须组建大规模的骑兵部队。
经过七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即位时国库充盈，便开始酝酿彻底解决匈奴威胁。但是，即便是大力发展养马业，汉代的骑兵部队依然无法媲美匈奴骑兵。
经过长年累月的练习，匈奴人可以在颠簸的马背上拉弓射箭，而这是汉族骑兵所不具备的。汉武帝于元光六年，第一次派大规模骑兵出击匈奴，四万汉军损失过半，足以说明传统骑射难以对抗匈奴。在稍早的中原战争中，就已经有骑兵冲击的尝试。项羽垓下战败后，以二十八骑便冲开了汉军骑兵的包围圈。因此，汉军对匈奴的优势不在于骑射，而在于阵法和纪律，如果把步兵的作战纪律运用到骑兵身上，移动的兵团便能平衡掉匈奴人的个体优势。
从卫青开始，汉军的骑兵战术便不再与匈奴进行远距离骑射，而是把步兵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过来，用近距离肉搏战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
就是这么一点小小的改变，却赋予了骑兵前所未有的战斗力。当骑兵组成冲击方阵，成建制的向敌人冲击而来时，靠着强大的惯性，匈奴人基本上非死即伤。此外，汉军的冶铁技术先进，护甲自然强于匈奴，在肉搏之时占据优势。更为重要的是，西汉骑兵的长兵器肉搏时面对匈奴人的马刀时，一寸长一寸强，更有利于击杀对方。
汉匈之间的战争形式，由双方的远距离对射，变成了马上的步兵打弓兵，近距离肉搏下，骑射技艺无法发挥，自然步兵占优势。正是由于汉匈双方统治逻辑的不同，使得卫青可以让手下士兵从事高风险的冲击战法，而匈奴则没有这种让骑兵成阵型正面搏杀的能力。
飞将军李广：战术变革下不合时宜的失意者
在卫青采取大规模冲击战术取得胜利的光芒下，李广显然是一个失意者。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关于李广勇武的记载，带百骑深入匈奴，射杀三名匈奴射手后，面对数千名增援的匈奴骑兵，仍能带将手下安然返回军营。甚至在受伤被俘后，还能趁机夺得匈奴战马，射杀追兵后全身而退。
李广平生多次参与对匈奴的军事行动，未立大功却胜少败多，根源在于他过于依赖自己的骑射特长，强调个人英雄主义。李广常年生活于边地，作战方式自然受到匈奴人的同化，统帅军队依靠个人魅力而非严整的军事纪律：“广行无部伍行阵，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
身为一名骑兵将领，身先士卒固然能够激发士兵们一往无前的勇气，但是却无法取得胜利的战果。元光六年出击匈奴，李广本人被俘后逃脱，麾下一万骑兵全军覆没，很有可能是个人身先士卒被俘后引发的崩盘，缺乏纪律的部队，在各自为战的窘境下被分割歼灭。
李广并非不知道冲击战术对匈奴的效果，元狩二年，李广率军深入匈奴后被左贤王围困，便命令自己的儿子李敢与数十骑直贯敌骑，出其右而还。但李广却只将其作为激励士气的举措，仍然坚持与匈奴对射，所幸张謇率军赶来，才避免再次被俘的命运。放弃成熟的冲击战法而继续固守传统的骑射技艺，最终使得李广胜少败多，难以封侯。
忽视汉匈战争大背景下骑兵战术的变革，对于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以及骑射技艺的盲目自信，才是飞将军李广个人悲剧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