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政治經濟學報》（CSSCI B區）第19卷。主編：孟捷 龔剛 （省略腳註與參考文獻）
內容提要：貨幣與經濟週期相關性的核心論題是金融循環與實體循環的關係，方法論至關重要。區別於主流經濟學，後凱恩斯學派常用的存量-流量一致(SFC)模型基於國民賬戶體系和宏觀會計學原理，構建由約束方程和行為方程組成的聯立方程模型，考察資產負債-存量與交易-流量的聯動，把脈貨幣與經濟週期波動的關係。文章綜述了SFC分析的理論基礎、演化及應用；以中國與美國為例，構建了一個開放經濟五部門的國民賬戶體系；以一個簡化的例子，闡述對國民賬戶體系進行數學建模和數值模擬的方法和思路。SFC分析基於純粹的交易記錄來理解經濟運行，不受理性人和信息完全等假設條件的約束，而且將實體經濟與金融循環納入到統一的框架中進行考核，相比主流的DSGE模型，有其獨特性，但其問題不一定比優點少。
關鍵詞：貨幣；經濟週期；存量-流量一致模型；現代貨幣理論
一、引言
自《通論》以來，宏觀經濟分析方法既出現了大融合，又經歷了大分化。時至今日，所謂主流與非主流之分野，除了釐清方法論的差異之外，好像並不能給人更多信息。即使主流與非主流自身，也更多是一種象徵意義，不應以主流還是非主流作為對錯、高下之判斷依據。
宏觀經濟理論中的貨幣理論更是爭論最多、共識最少的領域，爭論的主線即貨幣與經濟週期、金融循環與實體循環的關係。曾經被奉為常識的“貨幣面紗觀”開始受到質疑，貨幣去哪兒了？通脹去哪兒了？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似乎都沒有標準答案。Keynes（1930）說：“傳統經濟學的捍衛者們大大低估了貨幣經濟狀態下的結論和簡單的多的實物交換經濟狀態下的結論之間的差異，這些差異影響深遠，在某些方面，已經成為本質的不同。”主流經濟理論在解釋經濟世界運行時並不能令人滿意，原因在於，其標準模型描繪的是一個高度抽象的、虛擬的世界，其中的行為人是最大化收益的理性人，市場是完美的，信息是完全的。雖然主流方法論也在不斷的迭代，增加了對貨幣、金融和異質性等因素的刻畫，但仍然是一種人為的建構。
理論研究的起點是現實，經濟建模是基於現實的抽象。現實中，人們不斷從事的是交易行為，交易與貨幣流通的記錄表現在資產負債表與交易流量表中。Copeland（1949）說“我們生活在一個貨幣經濟中，……理解貨幣流（money flows）對於保持充分就業至關重要”，也就是說，理解宏觀經濟必須理解貨幣作為“記賬貨幣”[1]（Keynes，1930）的屬性，而由資產負債表與交易流量表組成的國民賬戶體系正是“記賬貨幣”的載體，它們為研究實體循環與金融循環、貨幣與商業週期的關係提供了基礎。如Bezemer（2010）所言，宏觀經濟模型若將各部門的資產負債表排除在外，很容易犯“TypeⅡ Error”，即忽視“黑天鵝”事件的發生，例如金融危機。然而，過去半個世紀，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顯著提升了，以至於它甚至不被認為是“黑天鵝”（魯比尼，2018）。
2008年金融危機的發生使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受到抨擊，以資產負債表研究為基礎的宏觀分析方法重回視野。後凱恩斯學派（PK）的存量-流量一致（Stock-Flow Consistent，SFC）模型基於資產負債-存量表和交易-流量表建立各部門的資產-負債對應關係和交換關係，結合各部門的行為方程，構建聯立方程模型，研究宏觀經濟運行。目前，SFC模型在國際上已被廣泛用於分析金融危機、財政貨幣政策、流動性偏好和影子銀行等，但在我國，該領域的研究缺乏。[2]相比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SFC模型能夠克服傳導機制上的“黑箱”（Black box）（Bernanke, B. S.,& Gertler, M. , 1995），且不受理性人、完美市場、理性預期和最優化行為的約束。除此之外，可以對宏觀經濟部門進一步細分，運用差異化的結構分析方法，將擾動機制內生化，考察部門內與部門間、存量與流量的互動及其對經濟週期的影響。
Dos Santos（2006）對SFC模型的邏輯給予了肯定，並對主流模型利用代表性行為人貼現效用最大化的均衡解和分析結論提出質疑，認為它貌似提供了微觀基礎，但卻是一種假象。SFC方法是在資金流量表（Flow of Funds，FOF）納入國民賬戶體系後逐漸發展起來的，我國當前對於FOF的應用大都侷限在國民經濟核算等統計學領域。在DSGE方法之外，本文希望引入一種新的分析思路，填補我國該方面研究的空白，同時也希望推動對國民賬戶體系的數學建模，顯化貨幣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渠道。
SFC是後凱恩斯學派常用的宏觀建模方法，在《現代貨幣理論》這本書中，蘭德爾·雷（Randall Wray）基於此方法，綜合凱恩斯的“流動性陷阱”、明斯基的“金融不穩定”、勒那的“功能財政”和克納普的“貨幣國定論”，提出了“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MMT）。在當下中國，這被認為是“財政赤字貨幣化”的理論基礎，瞭解方法論，才能從源頭上理解其政策主張的合理性。
本文的結構安排如下：第二節為文獻綜述，先簡單介紹SFC分析之方法論的演化，其次介紹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SFC模型中資產負債表項目及部門的劃分，以及各研究中心的區位分佈情況，以從歷史上和全局上把握該研究的現狀，並介紹SFC模型的主要應用；第三節介紹一個開放經濟體的國民賬戶體系，構建資產負債-存量表和交易-流量表。第四節以一個簡化的資產負債表和交易流量表為例，構建SFC模型的聯立方程體系，求解析解，並進行比較靜態和脈衝響應分析；最後總結全文。
二、文獻綜述
（一）SFC分析的方法論的演化：流量到存量，再到存流量等價的證明
貨幣分析方法論取決於對貨幣本質的理解，如果只是將貨幣理解為交易的媒介，那麼常採用流量分析法，代表的理論有傳統的貨幣數量論（Fisher，1911）、Wicksell（1907）的累積過程理論、Hayek（1967；1975b）的貨幣與商業週期理論、Robertson（1926）的可貸資金理論及Hawtrey（1926；1927）的純貨幣經濟週期理論。
隨著新古典經濟學邊際革命與價值革命的興起，貨幣需求與人們的資產選擇行為成為貨幣經濟學家關注的焦點，貨幣理論分析方法隨之轉變為對存量貨幣的研究，這實際上是在強調貨幣的記賬職能。Pigou（1923）和Marshall（1923）對Fisher的交易方程式進行修正，提出了現金餘額方程式，關注貨幣的價值儲藏職能。Keynes（1936）提出的貨幣需求的流動性偏好理論，Tobin（1969）的資產組合選擇理論以及Friedman（1956）對貨幣理論的重新表述都是注重貨幣的存量。
實際上，僅僅從數量關係上來說，存量與流量是等價的。Hicks（1939）、Fellner與Somers（1941）、蔣碩傑（1999）分別用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和存流量等價轉換的方法證明了存量分析與流量分析的等價性。
1. SFC模型中資產負債賬戶和部門的演化及其研究中心佈局
通過廣泛閱讀SFC模型及相關文獻，共收集和閱讀118篇明確以SFC方法進行數學建模的文獻，按時間順序，本小節從這118篇英文文獻歸納SFC模型中資產負債表賬戶[3]及宏觀經濟部門的演化路徑，除此之外還歸納了其研究中心的空間佈局和論文發表的主要陣地。
自Backus和Tobin（1980）以來的15年裡，SFC模型並未受到學術界的關注，公開發表的論文相對較少，但是自1996年開始逐漸增加。SFC模型的優點之一是方便對宏觀經濟部門進行細分，應用結構化和差異化的分析方法對不同部門的行為進行設定。表1歸納了SFC模型中宏觀經濟部門劃分的時間路徑，顏色越深表明該部門在當年的文獻中出現的頻率越高，表中的頻數範圍為1到9。可以看出，最常見的部門為家庭H、非金融企業F、政府G、商業銀行B和中央銀行CB。隨著全球化的深化，模型增加了國外部門For，以刻畫匯率波動及國際經濟往來的對經濟週期的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為了刻畫金融危機的產生機制，影子銀行從商業銀行中分離出來，以刻畫其與商業銀行的互動和金融脫媒的影響。
表2 列示了 SFC模型資產負債表賬戶的時間演化，頻數範圍為 1 到 11 。可以看出， SFC模型的複雜度越來越高，其中最常出現的項目是物質資本 𝐾、現金 𝐻0、 基礎貨幣 𝑀𝐵、 存款𝐷、 貸款 𝐿、 政府債券 𝐵𝑔、央票 𝐶𝐵𝑏、非金融公司股票 𝐹𝑒。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 SFC 模型也開始研究抵押支持證券 MBS和影子銀行的行為 。資產負債項的設置需要在現實與模型複雜度之間進行權衡，項目越多，方程數量越多，獲得解析解的難度也就越大。實踐中，往往是多樣化核心部門的科目，而儘量簡化其它部門的資產負債表。
圖1（見附錄）為SFC模型的研究機構的空間佈局，第1個數字表示作者數量，第2個數字表示文獻數量（包括Working paper）。可以看出，當前SFC模型的研究主要分佈在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加拿大和奧地利。其中，美國的Levy EconomicsInstitute（利維研究所，LEI）是後凱恩斯SFC模型的全球研究中心，多數作者均有在LEI掛職。英國以劍橋大學和利茲大學（University ofLeeds）最著名，其中劍橋大學的新劍橋學派是SFC模型的力推者，Godley是SFC模型領域的權威。加拿大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是SFC模型的另一箇中心，以Godley的合作者拉沃（Levoie）為代表。意大利與法國的研究所分佈比較分散。
2. SFC模型具體應用
SFC模型始於Copeland（1949），20世紀70至80年代，劍橋大學的Wynne Godley和耶魯大學的James Tobin對其進一步完善（Godley and Cripps, 1974,1983; Tobin，1982）。其中，Tobin（1982）對SFC模型的應用進行了突破，將其進一步標準化，並在獲諾貝爾獎時報告了SFC方法。Godley 和Lavoie（2012）的貨幣經濟學專著對此進行了系統闡述，進一步推動了SFC的發展。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主流經濟學方法論備受爭議，這為SFC模型的發展打開了空間。Nikiforos（2017）是最新發表的一篇文獻綜述。
（1）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以後，學界對主流的方法論進行了反思，後凱恩斯學者認為主流分析方法脫離了現實，忽視了存量與流量之間的互動，Minsky（1996）明確提到“對貨幣經濟的建模，必須包括相互關聯的資產負債表與收入流量表”。Zezza（2008）和Eatwell et al.（2008）將不動產和資產證券化等金融創新因素納入到SFC分析框架，並詮釋了其影響金融穩定的機制。Santos（2006）認為SFC模型是正式化和一般化是明斯基模型（Minskyan Model）的必要條件[1]。
金融危機對美聯儲是巨大的挑戰。其量化寬鬆政策能否緩解金融危機，還是為下次危機埋下隱患激起了學界的廣泛討論，凱恩斯與哈耶克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論戰重新受到關注（Wapshott，2013；韋森，2014）。Tobin J.（1982a）論述了宏觀經濟模型對貨幣與金融因素建模的方法，他批評了傳統IS-LM模型在LM曲線建模過程中只注重存量均衡，忽視了流量變動對存量均衡的影響，[2]並指出任何模型，如果忽視流量的變動，即使在短期內，其對於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分析也會遺漏重要信息。
託賓的資產組合選擇理論突破了傳統一般均衡模型對於貨幣的建模，認為貨幣是一種資產，而不僅僅是交易的媒介，並指出古典傳統對於貨幣的認知[3]是一般均衡模型難以對貨幣建模的原因。貨幣的資產化，是貨幣非中性的邏輯起點。SFC模型可以將央行從政府部門分離出來，建立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的多種傳導機制，實現對貨幣政策的建模。Heron &Mouakil（2008）建立了5部門SFC模型，分析了貨幣政策通過影響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偏好，進而通過信用渠道對企業投資和經濟增長的影響。模擬發現，當央行提高基準利率時，企業借款成本增加，以現金流和金融條件指數（Financial Condition Index）衡量的借方風險增加，同時由於企業的利潤和償債能力下降，銀行的流動性偏好加強，資產組合中的貸款規模會壓縮，從而出現信貸配給，投資下降。Godley &Lavoie（2005）分別考察了兩種匯率制度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文章認為盯住短期利率在任何匯率制度下都是最優的貨幣政策，而且央行在外匯市場的干預並不影響貨幣供應量，因為可以通過公開市場操作進行對沖。文中得到的結論與Mundell-Fleming模型形成了鮮明對比。[4]
金融危機至今已近10年，美國增長乏力，歐洲仍然在債務危機的陰霾下，QE似乎並沒有使經濟重回增長路徑，故人們又將目光投向凱恩斯主義的良藥，即財政政策。與新凱恩斯主義者通過引入名義或實際價格剛性等為財政政策奠定微觀基礎的做法不同，後凱恩斯主義者在SFC框架下也做了諸多努力。Godley W.& Lavoie M.（2007）認為在缺乏適當的財政政策輔助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將難以維持充分就業和低通脹目標，財政政策可以充當經濟穩定器。Martin B. (2007)在前者基礎上分消極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兩種情況探討了最優財政規則。Godley &Lavoie（2005）認為貨幣政策通過匯率渠道對經濟增長的效應是短暫的，而擴張政府支出會導致產出增加。
針對金融危機產生的原因，影子銀行的加槓桿行為受到監管部門的重視。Eatwell J.etal. (2008)將影子銀行和房地產部門分離出來單獨考察，以解釋銀行主導的槓桿驅動的次級抵押按揭貸款膨脹週期下的危機形成機理，解釋了證券價格-銀行淨資產-貸款-房地產價格的正反饋循環如何引發金融危機。Miess 和Schmelzer（2015）建立了包含影子銀行在內的6部門SFC模型，他們明確將貨幣內生創造機制及信貸擴張引起的資產價格泡沫形成機制內生化。在資產負債表效應和槓桿效應的作用下，商業銀行與影子銀行通過資產證券化途徑創造貨幣並形成資產價格膨脹的“內循環”，當到達各部門約束的臨界點時，循環中斷，逆向循環開始，泡沫破裂，危機來臨。他們強調了宏觀審慎監管的“有界性”（Goodhart,C.,2008）概念，認為有效的監管應該統籌全局。FontanaO.& Godin A.(2013)在SFC模型中刻畫了MBS影響金融危機的機制，模擬了證券價格與不動產價格上升對投資銀行、商業銀行和居民的槓桿及資產組合調整的不同影響。
（2）國際貨幣體系。自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就被廣泛討論，但隨著金融危機的衝擊暫時擱淺。關於世界貨幣體系，凱恩斯提出建立國際清算聯盟（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ICU）充當國際收支調節機構，Bancor為世界貨幣單位，各主權國家貨幣與Bancor保持固定比價。Valdecantos S.& Zezza G.（2015）建立了包含美國、歐盟、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內的在SFC模型，對比了美元模型、SDR模型和Bancor模型，描述了Bancor模型的運行機理，並通過模擬發現只有Bancor模型會消除國際收支失衡。Valdecantos S.& Zezza G.（2015）對比了不同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元、SDR和Bancor）緊縮性財政政策對各國GDP和國際收支的影響，認為在Bancor體系下，受美國緊縮性財政政策衝擊後，各國GDP在長期內會收斂到初始狀態，若允許匯率調整，GDP收斂速度會加快。
（3）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是宏觀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可以將影響經濟增長的諸因素靈活的納入到SFC的分析框架中。Lavoie &Godley（2002）構建了簡化的三部門（居民、企業和銀行）SFC模型，通過對Kaleckianneo-Pasinetti增長模型（Kaldor，1966）進行擴展，分兩種制度[5]考察了消費傾向、流動性偏好、利率、留存收益率、利潤率、實際工資率、產能利用率、託賓q以及企業負債率對經濟的影響。文章認為，儲蓄悖論（Paradox of savings）能否成立依賴於投資函數中的託賓q值。Dafermos（2012）同時考察了居民、企業和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偏好和不確定性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考察了背後的影響機制。當不確定性增加的時候，各部門的流動性偏好增加，配置於流動性資產的份額會增加，居民部門會增加現金持有，減少存款、國庫券和企業股票，企業會減少借貸和投資，銀行會減少貸款，增加超額準備金，這會提高利率，減少投資，降低總需求,但是衝擊發生的10年後產出水平逐漸恢復到衝擊前的水平。
（4）計量研究。SFC模型求解的思路一般是在模型搭建完畢後，利用當期的特徵事實設定參數值，求出穩態（Steady state）或靜態解（Stationarystate），隨後施加外生衝擊考察其對宏觀經濟的影響。這種方法一方面預設了穩態/靜態的存在，另一方面與歷史數據的擬合度不高，故另一種方法就是通過歷史時間序列數據估計模型參數。Miess &Schmelzer（2016）利用奧地利的數據構建了1996-2013年的資產負債表與交易流量表，用Hot-Winters濾波分析和OLS方法估計了模型參數，在此基礎上估計了2014-2024年的資產負債表與交易流量表。Davis（1987a;1987b）利用英國的數據，估計了4部門的SFC模型，並對增加政府開支和短期利率的政策進行了模擬。模型全面考察了資本存量、生產函數、證券市場、資產組合調整、收入的通脹效應、財富效應、政府預算赤字和國際收支的影響對國民生產總值等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SFC模型的計量研究還可以參考Clévenot etal.(2009；2010)、Papadimitriouet al.（2011）等。
（5）微觀基礎。SFC分析未被主流學派認可的一個原因就是它缺乏微觀基礎，後凱恩斯學者通過將SFC模型與Agent-Based Model結合而得SFC-ABM模型，回應了主流學者的批評。目前這方面的文獻還不多，主要有Eurace模型（Cincotti etal., 2010； Raberto et al., 2011；Teglio et al., 2012）、Seppecher（2012b）和Kinsella etal.（2011）。SFC-ABM模型建立的初衷是替代DSGE模型，這是因為DSGE模型缺乏對金融循環與實體循環的建模從而在預測金融危機方面表現不足。相對於傳統的SFC模型，SFC-ABM模型可以進一步考察不同部門以及同一部門內部不同行為主體決策過程的差異性和行動時間的不一致性的影響，故可以解釋非均衡現象，而且非均衡更是一種常態。與DSGE模型不同的是，SFC-ABM模型中的行為主體仍然是基於經驗法則（Rule of Thrumb），而非最優化。但是SFC-ABM模型的不足之處是增加了複雜度，而且犧牲了SFC模型的可追溯性（tractability），即模糊了傳導機制，而這種傳導機制上的“黑箱”給政策建議帶來了挑戰。但是它展示了更好的預測能力。
三、開放經濟條件下的資產負債-存量矩陣與交易-流量矩陣
隨著2005年匯率制度市場化改革起步，人民幣從盯住單一美元擴大到盯住一籃子貨幣，再到2015年8月11日擴大匯率浮動區間，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向進一步完善，開放經濟和浮動匯率制度下的存量-流量一致模型對於研究我國的現實問題意義重大。本節以中國和美國為例，介紹一個相對完整的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五部門SFC模型，描述兩個國家的資產負債-存量矩陣和交易-流量矩陣的具體內容。
（一）資產負債-存量矩陣
資產負債表矩陣表示的是各部門某個時點的資產或負債存量，它決定了交易流量表的內容。交易矩陣中的每一項都能在資產負債矩陣中找到其“母體”。表4描述了兩國5部門的資產負債表矩陣。“+”表示資產項目，“-”代表負債或所有者權益項目。上角標用以區分中國（C）和美國（U），下角標區分不同的部門。
𝐾表示有形資產，如機器設備等；𝑀0表示現金𝐷表示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 𝐿表示貸款，𝐵為債券，𝑥𝑟𝑈為直接標價法下的人民幣匯率，即 1 單位美元兌換的人民幣，𝑥𝑟𝐶為直接標價法下的美元匯率，表示1單位人民幣可以兌換的美元；𝐸為股票數量，𝑝𝑒為股票價格，𝐸∙𝑝𝑒為股票總市值，𝑄為黃金存量，𝑝𝑔為一單位黃金的價格，𝑄∙𝑝𝑔為黃金總市值；𝐴為央行票據，是央行調節市場流動性的工具；
𝑉表示各部門的資產淨值 即資產減負債，若 𝑉>0，表示該部門槓桿小於1 ，為擁有淨資產的部門，或者說財富為正。相反，若 𝑉<0，則槓桿大於1 ，則為淨負債部門，財富水平小於 0，為了使每一部門所有項相加等於 0 在淨值前面均加上“−”號。將每一部門的資產、負債和財富水平的負數相加，按照會計恆等式，該項均為0 。
橫向相加則是按照某一資產 負債項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加總，除物質資本和黃金之外，和均 0，因為一個（或幾個）部門的資產與另一個（或幾個）部門的負債總是對應的，例如在存款項目下，它是商業銀行的負債，同時是居民、企業和政府的資產。全社會的總物質資本存量為 ΣK黃金存量為 ΣQ∙pg。
（二）交易流量矩陣
交易流量矩陣記錄當期（通常是一年）各部門間發生的交易行為，如表 5 所示， 可以分三個部分：三個部分：產業循環、金融循環和價值重估。產業循環記錄產品和服務交換，金融循環記產業循環、金融循環和價值重估。
產業循環記錄產品和服務交換，金融循環記錄錄要素報酬要素報酬，價值重估記錄，價值重估記錄資產負債表項目由於市場價格變化和資產組合重新配置引起的市資產負債表項目由於市場價格變化和資產組合重新配置引起的市值的變化。在交易流量表中，將各部門賬戶分為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經常賬戶記錄該部門值的變化。在交易流量表中，將各部門賬戶分為經常賬戶和資本賬戶，經常賬戶記錄該部門主要的日常活動，資本賬戶主要記錄資產負債表項目的價值重估。主要的日常活動，資本賬戶主要記錄資產負債表項目的價值重估。
在交易流量矩陣中，“+”表示資金的流入，表示資金的流入，“−”表示資金的使用和流出；下面以表示資金的使用和流出；下面以中國為例說明表格的內容。產業循環中，企業提供給居民的消費品總額為中國為例說明表格的內容。產業循環中，企業提供給居民的消費品總額為𝐶𝐶；企業投資額為；企業投資額為𝐼𝐶；；政府從企業的購買總額政府從企業的購買總額𝐺𝐶；企業進口為；企業進口為𝐼𝑀𝐶；；出口為出口為𝑋𝐶；從而，國民生產總值的內容在；從而，國民生產總值的內容在產業循環中得到了完整的記錄，即產業循環中得到了完整的記錄，即𝑌𝐶=𝐶𝐶+𝐼𝐶+𝐺𝐶+𝐼𝑀𝐶−𝑋𝐶。如前所述，產業循環對。如前所述，產業循環對應的是流量活動，強調貨幣的交易媒介職能。對應的是流量活動，強調貨幣的交易媒介職能。
金融循環中，企業向居民支付，企業向居民支付𝑊𝐶數量的工資數量的工資；利息收支是金融循環的主要內容，收支；利息收支是金融循環的主要內容，收支總額為利息率與對應標的前一期存量的乘積。1存款利率為 𝑟𝐷𝐶，銀行向居民、企業和政府支付存款利息；貸款利率為𝑟𝐿𝐶 由居民和企業支付給銀行 2中國政府債券利率為 𝑟𝑔𝐶 政府向居民、商業銀行和央行支付債券利息；中國企業債券利率為 𝑟𝑓𝐶 由企業向居民和商業銀行支付債券利息；美國政府債券利率為 𝑟𝑔𝑈 中國央行外匯儲備中以美元計價的美國政府債券的量為𝐵𝑔𝑐𝑏𝑈 經匯率換算後的利息為 𝑟𝑔𝑈∙𝐵𝑐𝑏𝑔𝑈∙𝑥𝑟𝑈；企業向居民支付的股利為 𝐷𝐼𝑉𝐶；企業利潤總額為 𝐹𝑓𝐶；假設央行利潤 𝐹𝑐𝑏𝐶全部歸政府；居民和企業分別向政府支付 𝑇ℎ𝐶和 𝑇𝑓𝐶的稅收 ；企業留存收益為 𝑅𝐸𝑓𝐶；居民、企業和政府的當期儲蓄總額為 𝑆𝐴𝑉ℎ𝐶、 𝑆𝐴𝑉𝑓𝐶和 𝑆𝐴𝑉𝑔𝐶，商業銀行和中央銀行各期收支平衡。
價值重估表示前一期資產或負債由於標的價格或組合重新配置引起的市值的變動。存量的價值重估意味著當期的流量。“Δ”表示當期存量與前一期存量的差分。價值重估均記錄在資本賬戶下，它與資產負債表的內容是一一對應的。可以看出，資產負債-存量表與交易-流量表有機的結合起來 ，而且交易 流量矩陣內部的 3 個循環也是彼此嵌套的，更形象的表達就是：產業循環為骨架，決定一個經濟體系的基礎是否鞏固；金融循環為血液，衍生於產業循環，又反作用於產業循環；資產重估是肉體，它是一種外在表 現，即資產價格的週期變動。三者構成一個完整的生命體。
以上3 個表格就展現了一個完整的國民賬戶體系。隨著貨幣金融系統的發展，以上表格的內容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例如為了適應金融市場的發展，可以將商業銀行進一步劃分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和影子銀行等（ Miess M. & Schmelzer S.,2015;），特別是自 2008 年以來，我國影子銀行規模日益膨脹，這給貨幣 政策執行與金融監管帶來了嚴重的挑戰。另外，還可以將房地產市場分離出來單獨考察（Fontana O.& Godin A.,2013 ）。所以，根據研究的問題的需要， SFC 模型非常有彈性。
四、SFC模型構建的一般方法：一個描述性例子
(一） 模型
本節以一個簡化的封閉經濟體為例來說明如何構建SFC模型 1，僅包括居民、企業、政府和中央銀行 4 個部門，暫不考慮商業銀行。表 6 為該經濟體的資產負債 存量矩陣，該經濟有基礎貨幣（ H）與債券 B）兩種資產。居民資產組合包括基礎貨幣與政府債券；政府發行債券融資並由央行和居民購買；央行是基礎貨幣的發行部門；假設純服務經濟，企業不擁有固定資產，也不從事生產。
表6 資產負債-存量矩陣
表7為對應的交易-流量矩陣：央行分為經常賬戶與資本賬戶，經常賬戶下記錄央行當期日常經營所引起的收支行為，如債券利息收入和工資支付（簡化模型中進行了省略，此處假設貨幣沒有利息收支），資本賬戶記錄其資產負債表項目的變化；央行利潤歸政府所有；Δ基礎貨幣與Δ政府債券表示價值重估。其它含義在文章第三部分已論述，故不再贅述。
下一步就是要基於表5和表6建立資產負債表和交易流量表約束，串聯存量與流量的互動，並結合各部門的行為方程構建完整的SFC分析框架：
1. 居民
居民部門最重要的是刻畫其消費行為,設消費函數為：
比較靜態分析的缺點是無法刻畫宏觀經濟變量的動態調整路徑，也無法區分衝擊的短期影響與長期影響的差異。為此，可以根據特徵事實或變量的時間序列數據對參數進行校準（Calibration），隨後進行脈衝響應分析。作為一個例子，將模型參數和外生變量以及內生變量的初始值設定如表8所示。
圖2和圖3（見附錄）是央行對利率上調25個基點——由1.75%至2%——後對居民資產組合管理、居民消費和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影響，[1]可以看出，長期而言，其與比較靜態的分析結果是一致的，利率上升使居民增加了對債券的配置，減少了對貨幣的配置；且由於政府向居民部門的利息支出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均增加。但是值得注意點是，衝擊發生後，短期內居民的流動性偏好是增加的。這種長期與短期的差異可以解釋為，短期內貨幣的投機性需求佔主導，長期內組合管理仍然是收益導向的。
圖4 和圖 5 （見附錄）是稅率由 25% 上升到 30% 後的影響。圖 4 的傳導機制如下：θ↑→T↑→YD↓→V↓→ 而貨幣作為餘項相應增加 。
對於圖 5 ，稅率增加對消費和可支配收入的影響與上文分析一致。除了考察利率和稅率的影響之外，還可以考察消費傾向 α1的變化對各內生變量的影響 。本節只是介紹一個最簡易的模型作為闡述，這個模型可以在多方面進行擴展，一方面可以進一步細化宏觀經濟部門，例如增加商業銀行、中央銀行或者影子銀行，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資產更加多樣化，如央行可以發行央票，企業可以發行債券和股票進行融資。隨著模型的擴展 ，可以討論的問題也會更加多樣。當然，隨著部門的增加或者資產更加多樣化，方程的個數會大大增加，從而提高了模型的複雜性，解析解會更難獲取。實踐中一般根據研究的問題有的放矢，舉例而言，如果要考慮銀行相關的問題，儘量將銀行部門的資產負債表進行擴展，而儘量簡化其它部門的資產負債表。
五、結語
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似乎陷入了與全球經濟一樣的混沌狀態，如何用模型來刻畫經濟系統的複雜性，需要建立在對經濟系統的運行和人的行為邏輯的深刻理解至上。本文所介紹的SFC方法是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分析的範式，在我國較少受到關注，在國際上也從未被主流經濟學家所認可。寫作本文的初衷，一方面是覺得該方法對於理解宏觀經濟運行尤其獨特的啟發性，可以對很多問題進行研究，並顯化其傳導機制，針對某一具體問題可以追本溯源。特別地，從市場研究的角度來看，SFC所運用的部門分析法，和對存量與流量概念的區分，以及對兩者關係的闡述，都甚有幫助；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引起國內學者的關注，在主流方法論之外，從另外一個視角看世界，同時對該方法不足之處進行修正，與主流的DSGE方法兼收幷蓄。雖說方法論的選擇應該是問題導向的，但同一問題，也並非只有一種方法論與之相對應。SFC與DSGE幾乎是平行世界，建模哲學有顯著差異，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張雲、李寶偉等，2018）。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貨幣制度史比較研究”（18ZDA089）的階段性成果。
一瓣公益
這是一瓣在2018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發起的一個公益活動。每篇文章獲得的讚賞，全部捐獻給“深圳市石門坎教育公益基金會”，為石門坎的孩子建一個“圖書館”。感謝各位讀者的支持，目前已為小朋友們籌集12,490元“圖書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