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说因为曹腾的余威，虽然京城的权贵纨绔们深恨执法严苛的曹操，却又对他无能为力，是苦不堪言，只能寄希望于任满后找个远离洛阳的肥差将这尊大神打发出去，而这一等就是三年，此是后话，暂且不提。因为很快，洛阳就要发生一件大事，将会吸引天下士人的目光，使人们很快忘掉曹操这个不和谐的小插曲。
大家可能不知道，开始于隋唐时期的科举考试，是我国古代为世界所贡献的中，不亚于四大发明的又一项伟大创造。到今天，科举虽然消失了，但是由其演化而来的考试制度，依然让我们又爱又恨。
恨的理由，想必大家都有亲身的体会，不必多说；爱的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考试至今依然是世界上对几乎所有人来说都相对公平的，唯一的可以改变出身与阶级的方式。要知道在古代西方，一直到19世纪以前依然采用的是赐官制度，在那时即使你再有才华也必须巴结贵族才能被“赏赐”官职。随着清朝末年，东西方之间“血与火”的交流，科举制度也随之被传入到了欧洲，这才逐渐发展出现代西方的文官制度，让普通人也能通过考试担任官职。
我们大多数人可能认为科举制度是隋唐之后才突然出现，但实际上他真正开始出现的时间却要早的多。在东汉时，举孝廉虽然依然是最主要的官员选拔制度，但品行已经不再成为唯一标准，被举者也必须要通过经籍解析、公文撰写等对应的考核才能得到任用。而且即使是没有被选中孝廉的，只要年满五十岁的儒生就可以参加博士试，成绩优异者便会成为五经博士，同样可以做官。
（作者语，别以为五十岁门槛很高，汉代五经内容庞大，晦涩难懂，从小开始学习，到五十岁能精通已经算是学霸了。在古代，如果能够读懂《春秋》，基本上进翰林院是没有问题的。）
既然有考试，那么自然也就有标准答案了。东汉早期，朝廷会将经书内容用漆写在兰台（秘书省）作为统一的标准答案，历史上称其为“兰台漆书”。然而这其中有一个问题，一是因为“焚书坑儒”导致秦汉间文化出现断层，二是因为那时没有印刷术，知识传播全靠口耳相传，书籍也都是纯手抄的，所以难免有错别字出现，时间长了就形成了各种千奇百怪的版本。
在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有一个叫做李巡的宦官在监考时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些考生们为了取得好成绩，会泄题徇私，互相作弊。又因为自己所读的经书版本和兰台上的可能不一样，导致答案“错误”。于是那些有钱有势的考生，甚至会买通兰台官员，直接把漆书内容改成自己所学的版本。
真是验证了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虽然我不知道正确答案，但我可以花钱改教科书……这大概就是史上最强作弊术了吧。
李巡将这个情况上奏灵帝，请求将标准答案刻在石碑上，避免作弊。几乎在同时蔡邕与五官中郎将堂溪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驯、韩说、太史令单飏等人也上奏，认为现在流行的经籍版本众多，甚至所使用的文字都有好几种，其中掺杂的很多所谓新式解读压根只是最初抄错了字而已。
这为很多别有用心者创造了扬名条件，那时有不少的腐儒俗儒，就如今天的“传统武术大师”“科普营销号”一样，穿凿附会，肆意曲解，却吸引一大批粉丝。针对这种情况，蔡邕等人便建议对六经文字进行全面的校正，然后刻于石碑之上作为天下统一标准。
该建议很快得到了汉灵帝的同意，于是从这一年开始，一场全天下大儒基本上都参与的，持续了整整九年的校经运动开始了。众人收集天下各种版本的经文，逐字逐句进行反复对比校验，裁选出最佳的标准文本，然后由蔡邕以笔沾朱砂“自书丹于碑”，最后工匠依文镌刻在统一的巨大石碑上。
公元183年，当高达3米多，宽1米多，共计记录了二十余万字的46块巨大石碑树立于洛阳太学时，天下为之震动。“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馀两，填塞街陌。”《后汉书·蔡邕列传》
据王国维先生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可能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不过据史书记载，蔡邕上书内容为正定六经文字，同时研究现存的石经残片，发现其中很可能还包含了传说中失传了的《乐经》。
更有意思的是，《后汉书·儒林列传》中说：“灵帝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然而根据现存的残片考证发现熹平石经其实只用了隶书一种字体，很可能是范晔将熹平石经和曹魏时期用三种字体所刻的正始石经弄混了。
虽然我们常说秦始皇统一了文字，但是在汉朝实际至少还有三种字体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一种是存在小篆之前的古文，就是传说中的蝌蚪文，因为孔府壁中的先秦典籍是由这种字体书写，所以学习这种字体成为研究儒家古经的必备技能。
第二种即是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由李斯在秦国原有的大篆籀文基础上简化而来的小篆，因为字形优美很受文人的喜爱。然而这种优美其实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人崇尚天人合一，认为文字是仓颉俯仰天地之际，从鸟兽的蹄迹中感悟而来，所以文字要“象天法地”才具有魅力。与其说这是一种文字，还不如是一种图画，其中发展出的一种极致字体便是虫鸟篆，这种小篆书写复杂，对普通人并不友好。
至于隶书，顾名思义最初是由徒隶书写的“低级”字体演化而来的，相对于篆书已经舍弃了其“优美”的图画部分，成为了成熟的抽象文字。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像是今天繁体字和简体字的区别，所以不要以为简化字只是建国后的产物，我们的老祖宗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不断的对文字进行简化了。
至于当时蔡邕为什么只用了士族眼中最“低级”的隶书？我们就要参考简体字推广的意义了，那么其背后的政治想法便可以一目了然。
正是东汉官方对“隶书”这种简化文字的推广，打破了当时士族门阀对知识的垄断，降低了普通人获取知识的成本，培养出了更多的寒门学子，为后来科举制度能够出现，打破门阀政治的垄断创造了必要条件。
同时熹平石经的树立，为汉朝的儒家派系之争定下一个官方标准，之后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儒生来到太学摹写石经的内容。至魏晋时期，更有人借看管的漏洞，拓印石经内容进行贩卖，想不到这一举动竟然又无意间促进了印刷术的发明。
只是可惜石经立后不久，到了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乱政焚毁洛阳，石经遭到了第一次毁坏。之后又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乱世，石经不断受到破坏，先是北齐高澄将石经从洛阳迁到邺城，结果半路掉到水中，最后能安然到邺城的仅剩下一半。隋朝建立后，石经又被从邺城迁到了长安，结果到了长安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反而被营造司拿来做了柱子的基石。一直到唐贞观年间，终于又有人又想起了这些石碑，可是当魏征去收集时，石经已经损毁殆尽只剩下一些残片了。如今，我国现存石经仅有不到万字的数十片残石，分别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洛阳博物馆以及北京图书馆。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石经上蔡邕书法的兴趣更加超过了对内容本身的关注。所以逐渐的也越来越少的人知道和关心熹平石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到的重要意义，连很多介绍后汉三国历史文章也懒于谈及，或者是一笔带过。
可是国恒以弱灭，唯汉以强亡，这其中的兴亡关系其实不是用简单的强弱就可以概括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帝国的灭亡，始终离不开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于文化等等其他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
熹平石经树立在大汉帝国最后的余晖之下，即是其文化强盛的表现，也是统治者最后自救的一次奋力挣扎，背后包含的是汉王朝内部早已经不可调和的思想冲突，文化对立，以及阶级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