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我国汝瓷界的专家学者从来没有停止研究汝瓷的步伐，古陶瓷专家及文物工作者从前辈的研究遗著中分享了他们对妆窑瓷鉴定与鉴赏的研究成果，开拓了新思路，他们通过科学考古发掘进一步探索、认证，将采集到的瓷片标奉与传世的汝窑瓷器从胎、釉配方及烧制工艺等方面进行科学测试和化学成分分析，其结果证实两者极为接近，汝官窑遗址的大致范围初露端倪。
1、“元丰通宝”钱币的发现，可以确定汝官窑的烧造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这与陈万里先生“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大约20年间在妆州设窑烧造御用汝瓷”的推断基本吻合。
2、出土的莲辦熏香炉、海棠式多层套盒及荷叶式高圈足器等，高度均超过了30厘米以上，而且胎壁较厚，造型典雅秀丽，庄重古朴，颇具宋代艺术风采。这些出土妆瓷大大开阔了古陶瓷研究者对汝瓷传世品的鉴定与鉴赏的视野，纠正了对已往传世品看法的局限，改变了过去认为“汝窑无大器”之定论，还提示了某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3、出土的汝窑器的造型品类，大大超出了以往传世汝瓷的品类，不仅有传世品中常见的瓶、樽、盘、洗等，而且壶、罐、灯、炉、盒、钵和豆也相继出现，带镂孔座的玉壶春瓶、刻花鹅颈瓶、盘口折肩瓶和各式碗、盘残片也大量出土，极大地丰富了汝瓷造型艺术的品类和内容。尤其两件天青釉盘口折肩瓶的出土，对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传世品中两件残口“纸槌瓶”的定名提出了质疑。我认为“纸槌瓶”的定名有误，应予更正。
4、就汝瓷的釉色而言，文献中曾有“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的记载，而新出上的实物标本，更有月白、豆青、卵白、葱青等，极大地丰富了以往对汝宵窑瓷釉色品种的认识。分析其釉色的形成，除因釉料配方的微小差异外，入窑烧制的窑位及还原气氛的不同，对每件汝瓷釉色的形成都有着直接的影响。
5、关于汝瓷的胎体颜色，以往都视汝官瓷为香灰胎，而民窑瓷胎为灰褐色。在新出土的汝瓷残片标本中，也有少量的灰白胎汝官瓷，器表除传世品中常见的鱼鳞状开片及呈现蟹爪纹、鱼子纹和芝麻花纹之外，也有少数稀疏的直纹开片，甚至还有光素无纹者，这种单色的素净之美更显得清淡高雅，具有极高的艺术风尚和雅趣。
6、过去一般认为汝窑宫廷用瓷以胎薄釉细、造型秀丽、釉色清淡、高雅素净取胜，而民间生活用瓷则是品种多样、庄重大方、富于装饰性，美观实用。而通过这次考古发掘发现，在官窑生产区的瓷片堆集中不仅有刻、印花卉纹瓷片，还有附贴莲辦装饰及镂孔圈足雕饰技法。这表明御用瓷器的釉面除追求青色淡雅、釉色匀净的艺术效果之外，也吸收了民间所喜爱的刻，印、雕、镂等装饰手法。这一重大发现，改变了过去认为的故宫(北京、台北)传世品中无装饰花纹的局限性。以往对凡运用上述装饰手法的瓷器均视为民间用瓷。
7、以往认为汝官瓷传世品大多具有“梨皮、蟹爪、芝麻花”的特点，而对其“釉如堆脂之熔而不流，其釉厚而声如磬，明亮而不刺目”的特点则错误地理解为釉含杂质、工艺粗糙、施釉不均，为民窑产品，将其排除干官瓷之外。其实“釉如堆脂”的形成，是在烧制过程中由于火候不均，还原气氛不足所致。而选入宫廷的御用瓷，皆是百里挑一，精益求精，对稍有瑕疵的产品都要现场砸碎深埋，我们能够见到“釉如堆脂”的汝窑瓷器则为少数幸存者，应视为宋代汝窑官瓷给予重视。
8、汝窑为皇宫烧制的御用品，工艺精湛，胎质坚密，釉色蕴润，富于装饰效果，釉掺玛瑙、施釉匀净、满釉裹足、芝麻支钉，这些成为鉴定宫廷御用妆瓷的要点。而考古发掘出土的瓷片标本中，我们发现除多数为芝麻支钉烧制外，尚有圆形支钉、米粒状支钉、豆辦状支钉、长条状支钉和垫饼烧制等。这一发现出入意料，开阔了专家学者及收藏者的眼界。
汝窑向来以烧制青瓷著称，名冠大江南北，享誉海外，素有“青瓷之首，汝窑为魁”之称谓。经考证，属于青瓷系列的知名度较高的窑口有越窑、钧窑、耀州窑、官窑、龙泉窑等，虽然各具特色，都有其成功的一面，特别是钧瓷的窑变釉色更是别具风采，但仍属青瓷体系。古人赞誉“汝窑为魁”自有其依据,
汝窑承袭了越窑的烧制工艺及施釉技法，调整了釉料的配方，所产生的釉色更比越窑青素、色纯、玉润感强，工艺细腻。特别是当汝官窑诞生之后，在皇权的统摄下，集高手工艺匠师，指派官员督导，采用釉内掺和玛瑙，使玛瑙的结晶体在高温下熔解于釉料之中，产生斑烂光彩于釉内，在阳光照射下霞光四射，柔和玉润，这是任何名窑青瓷无法媲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