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自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近400年间，有一个名为“徽商”的群体，在如今被称为长三角的地区极为活跃，而且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以至于有“无徽不成商”的说法。鉴于徽商取得的成就，人们把徽商与历史上同样赫赫有名的晋商、粤商、甬商合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商帮。尽管徽商作为一个商业群体已经在20世纪初走向没落，但考察他的兴衰无疑是一件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并存的事情。或许，这也是近期播出的《天下徽商》这部纪录片渴望向观众传达的信息。
纪录片《天下徽商》宣传海报
说到徽商的起源，很多条线索都可以追溯到徽州的位置及地势。古时徽州在今天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交界处，四周山岭、河滩交错。这样的地势固然宜居，但不利于农事生产，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每逢战争，便有大批难民涌入。长此以往，徽州人口增长很快，人地矛盾也变得越来越尖锐。正因为如此，外出经商就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之一。历史上像徽州这样把自身劣势变为优势的案例并不鲜见，古有雅典，近有以色列。雅典因地势不利于农业生产，便拓展贸易，而贸易的繁荣不仅促进了它与其他文明的思想交流，也为自身日后的强大奠定了物质基础。以色列则因为历史文化等因素四处漂泊，但这也练就了他们精明的商业头脑，炽热的求知传统。与雅典不同的地方在于，徽州人寄命于商，大规模走出去寻出路，而雅典则是不拘小节，大范围引进来促发展。
徽州人有从商之志，必然有寄命之所，而与其相距四五百公里的杭州便成了徽商直下江南的首选，也是日后徽商施展经商才华的主要舞台。杭州自作为南宋都城以来，社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而徽州又与浙江毗邻，自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如此来看，杭州成就徽商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当然，徽州人如果没有走出去的勇气，吃苦耐劳的品性，杭州对他们而言无非只是一个繁华的异乡罢了。实际上，那些敢于走出徽州的人，在成功之前，已经经受了一次就像是精神洗礼的旅途。旅途的起点是安徽省绩溪县，终点是杭州市临安区，如今人们把那条路叫“徽杭古道”，彼时是徽州人直下江南的主要陆上要道。徽杭古道长20多公里，但宽度只有一米，而且是蜿蜒在崇山峻岭之中，走在上面其艰辛可想而知。胡适曾把徽商比喻为“徽骆驼”，想必也是受到古道的启发，因为人负行囊走在上面，遥望过去确实很像骆驼。19世纪30年代的一天，一个名叫胡光墉的少年就是在这条路上离开家乡，前往杭州。若干年后，他开办的阜康钱庄、胡庆余堂名满天下，而他的另一个名字胡雪岩也四海皆知。
徽杭古道
在徽商里，胡雪岩的名气最大，但他的产业却不是徽商的主流。这一事实可以从乾隆南巡的一个细节中感受到。1762年3月，乾隆皇帝第三次南巡，来到扬州。为迎接皇帝南巡，当地商人捐钱捐物。鉴于这些商人的阔绰及周到，皇帝自然不能没有表示，结果便是对两淮16名盐商加官进爵。需要注意的是，这16名盐商中有14位来自徽州，而领头的便是“扬州八大商”之首江春。此人祖上“担囊至扬州”，后靠经营盐业致富。他不仅继承了家业，还长期担任“两淮盐业总商”。乾隆皇帝六下江南，皆由此人负责接待。据说当时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达4000万两银子，而整个清朝的国库存银也才不过7000万两。徽人有言：“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的重视。
徽商进入盐业领域可以追溯到15世纪中后期，几乎贯穿了徽商这一群体从成型到辉煌的整个时期。徽商盐业的发达除了得益于两淮、江浙的优良盐场外，还有天时之机。明初，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方可支盐行销。这种制度谓之“开中法”。 那时，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徽商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的竞争，所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纳粮办引的商人可以由别人代为支盐行销。于是盐商中遂有边商、内商之分。边商专门纳粮办引，内商专门买引销盐。徽州盐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崛起，而且此后二百余年，基本把持了全国的盐业运输和买卖。不过，任何一种制度都有过时的时候，而曾经促成徽商崛起的盐制改革到最后也直接导致了徽商的溃败。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为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这不仅严重打击了盐商的利益，还剥夺了他们世袭垄断的的权利。盐改对徽州盐商的打击不能说是毁灭性的，但基本上相当于把他们逐出了历史的舞台。
盐业只是徽商产业的一部分，但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缩影。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徽商的崛起除了与他们绝地求生的魄力、优良的品性相关外，也和当权者息息相关。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固然风光，但最后在贫困潦倒中黯然辞世，这和他长年接待皇帝下江南的铺张靡费和无穷无尽的报效捐输不无关系。胡雪岩帮清军筹军饷，运军火，送粮草，这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商人的范畴。到后来，其产业受各地官僚竞相提款、敲诈勒索而引发资金周转失灵，受外商排挤，而被迫贱卖，资产去半。最终，胡雪岩被革职查抄家产，郁郁而终。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商人的地位也大幅度提高。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便是，1889年，德国皇帝亲自授予维尔纳·冯·西门子贵族头衔。不过，与乾隆皇帝给徽州盐商加官进爵的原因不同，德国皇帝表彰的是西门子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徽州商人依附权贵自然是封建制度腐朽、衰败的表现，但也和徽州商人骨子里的官本位思想分不开。对很多后期徽商而言，商业只是一种手段，仕途才是最终的归宿。这种思想在以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并不奇怪，但在徽商盛行却有点违背常理。与温州的商业传统受益于以叶适为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类似，徽商的起源也曾受到活跃于明中后期的王阳明“心学”思想影响。正是王阳明“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的观点，解放了徽州人的思想，让他们以经商为荣。结果到最后，徽商对知识、文化的尊重，慢慢的进化为对科举取士的向往。反观当时日本，同样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却成了明治维新的催化剂，最后直接促成了日本的崛起。
徽商的崛起有很多偶然因素在里面，但徽商吃苦耐劳、抱团群暖以及诚实守信的契约意识等，共同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把很多有利的偶然因素糅合在一起，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直到时人在总结那段历史的时候，只觉得他们的成功就是必然。若干年后，当人们回过头来反思他们衰败的原因时，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交错出现，以至于人们甚是感慨，只觉得徽商时运不佳。其实，就像徽商的崛起得益于时代、制度以及文化的滋养一样，他的衰败也是这几股力量综合的结果。工业革命原本赋予了徽商转型的契机，但内外因综合的结果让他们错失了机会；封建制度到最后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像是“嗜血”的怪物，臣民的幸福安康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名次，经济的合理性、商业的重要性对他们而言无异于抽象、空洞的概念，毫无价值。最后，徽商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彻底摧毁了他们繁衍的根基。
就像盐业是徽商产业的代表一样，胡雪岩的人生轨迹也可以视为徽商盛衰的缩影。他贫苦出身，在杭州发迹。此后，他在政界、商界以及慈善领域都留下美名。他的主要产业除钱庄之外，还有胡庆余堂，前者和他同归于寂，后者一直延续至今。徽商作为一个群体虽然已是历史，但很多金字招牌依然活跃至今，比如张小泉剪刀，王致和食品等。这些招牌或许无法代表如今这个信息化的时代，但它们的存在就像是很多创业者的精神故乡一样，时刻激励着自己前行。
胡庆余堂
王致和食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