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時代:從化工透視中國製造業變局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疊加國際原油和金融市場動盪,世界經濟再次迎來危機時刻,且影響可能十分深遠。4月初,美國前國務卿、現年96歲的基辛格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指出疫情後世界格局將重建:“當病毒大流行結束時,許多國家的制度將被證明是失敗的。這種判斷是客觀的還是主觀的並不重要,現實的情況是,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後,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樣子。”

  疫情過後世界不可能還是原來的樣子,持此論見的不僅有基辛格,全球越來越多的政商高層也有此共識,關鍵是變化將往何處去,後疫情時代的世界將是怎樣的一個新世界,是更令人充滿期待還是更令人不安,現在還難以揭示全貌。

  自走向改革開放新道路開始,中國就抓住全球化的歷史性契機,快速成為世界變化發展的主變量及動力增長之源。也正因如此,越來越多的人預判,進入後疫情時代,中國極有可能成為舊全球化的最主要受波及者、舊秩序的最主要受攻訐者,同時也最有可能成為新全球化的最主要先驅者、新秩序建立的最主要貢獻者。本文試圖從化工產業的視角,透視中國製造業在後疫情時代可能面臨的變局,以及相應的應對方略。

  中國將面臨前所未有外部環境

  疫情發生後,尤其是進入3月中下旬後,隨著歐美疫情接棒大暴發,而中國因防控得法率先力挽狂瀾,不僅停工的企業穩步復工復產,還憑藉完備而強大的製造能力,向全球源源不斷地輸出衛生防疫物資,有力支援了全人類的戰“疫”事業,在危機中展現出了可貴的全球領導力和責任擔當,受到了眾多國家民眾的讚譽和尊崇。但同時也有相當多的西方國家政客和社會人士不反思本國在疫情應對中的麻痺大意和遲緩混亂,從最開始的“甩鍋”中國,再上升到“向中國索賠”“切斷與中國的產業鏈供應鏈”等瘋狂的言行,“無可奈何花落去”的複雜心態昭然若揭。

  疫情如火如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多國並不像我們此前預期的那樣,對中國和中國企業的圍堵打壓緩上一緩,而是依然念念不忘地在想方設法抹黑遏制中國,凸顯了其戰略意圖的堅定不移和急不可耐。

  來看幾個典型,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被新冠病毒擊倒,代理行使首相職務的英國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公開揚言:“毫無疑問的是在這場疫情平息之後,對華關係不能像往常一樣了,我們將不得不問(中國)一些難以回答的問題,比如疫情是如何暴發的,以及為什麼不能早點制止。”

  美國深陷疫情困境,還依然不忘對華為採取措施,不久前美國政府就再次伸出長臂管轄,要求臺積電對華為斷供芯片。此外,繼美國總統特朗普將疫情“禍起中國”的髒水潑向中國失算之後,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日前公開提議,為吸引美國企業從中國迴流,可以將回流支出100%直接費用化。按照他的解釋,這樣就“等於我們為美國企業從中國搬回美國的成本埋單”。

  美國的擁躉者日本雖無驚人之言,但挑頭之舉更令人警惕。4月9日,日本政府推出一項總額高達108萬億日元的抗疫振興計劃,其中日本將撥付20億美元預算補助企業將生產線從中國撤回日本,另外撥付2.1億美元補助企業將生產基地轉移到其他國家。

  這樣的言行已完全不是個案,並有從民間動議向高端參謀決策層擴散的勢頭,雖還遠談不上成為西方世界的朝野共識,但毫無疑問此次疫情顯著加深了成見、加劇了既有意識形態的衝突與對立。

  在疫情全球大暴發初期,有分析人士曾預判,中國率先防控住疫情、率先挑起支援全球抗疫的重擔,這將給中國帶來歷史難遇的重大戰略機遇,有助於進一步提升中國的全球影響力和產業輻射力。但從最新的形勢演變看,這一預判在兌現之前,恐怕還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妥善化解舊全球化的掣肘、舊世界秩序的羈絆。危與機、多大的機與多大的危,從來都是相伴相隨、一一對應的。針對西方近期頻頻展現出來的對華敵意,國內不少知名財經人士也圍繞中國經濟和產業安全發出了預警之言。

  國內知名媒體人、《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說:“美國真正要做的是削弱中國,讓中國徹底失去相對於它的戰略競爭力,在做不到把中國搞垮搞殘之前,它會一直耿耿於懷、野心不減。很不幸,美國對中國的戰略警惕已經充分激活,它將長期發作,不可能重新休眠。無論導致這種激活的中美互動可以給予什麼樣的評價,但現實已經成了這樣,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了。”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黃奇帆指出,疫情帶來的全球各國封城、封國,阻斷人流物流,阻斷交通運輸,已經對全球經濟帶來了重創,其後果不僅可能全面超過2008年的金融危機,還有可能超過1929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從對產業的影響來看,這次疫情對全球產業鏈造成了嚴重破壞,全球產業鏈可能重構。

  著名經濟學家管清友預警,疫情之後可能出現中美經濟加速脫鉤,全球產業鏈開始重構。如果把貿易戰看作是中美脫鉤的開始,新冠疫情則會加速這個進程。面對逆全球化的國際環境變化,國內不光要有思想準備,還要有切實的措施準備。

  作為長期在產業實踐前線的企業家,中國石化前董事長傅成玉指出:“要充分估計新冠肺炎疫情和經濟危機對國內經濟社會的嚴重衝擊,包括對外貿易和產業鏈的衝擊;充分認識美國將在經貿、金融、科技、產業鏈和供應鏈等領域殘酷地打壓中國和中國企業,並利用疫情從政治輿論上製造對我國更不利的國際生存環境;充分準備應對可能還會飛出來一隻只黑天鵝,可能還有專門針對中國的黑天鵝。我們已經嗅到一些氣息,一些針對我國的新的圖謀正在醞釀和形成過程中。”

  4月17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也強調,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和挑戰,必須充分估計困難、風險和不確定性,切實增強緊迫感,抓實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

  不難看出,針對後疫情時期的國際環境和形勢變化,以及作為全球製造業大國可能面臨的產業鏈風險,國內朝野還是比較理性清醒的。“世界將不再是原來的樣子”,東西方對此已有比較高的認同,可能也包括各自默契下的排兵佈陣。表面看似微瀾泛起,實則早已暗流激湧,為即將改變的世界做好準備,序曲已經開始了。

  產業全球化再佈局須開啟快進鍵

  “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是一句家喻戶曉的警誡。在化工行業,針對重大機組等關鍵環節,也有“開一備一”的通常安排。這其實都說明了同一個道理:人要有風險意識,關鍵風險點和風險源在哪裡,哪裡就需要提前制定應急預案,或加強升級,或備份替換,以達到分散風險的目的。

  針對後疫情時期可能出現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針對中國全產業鏈優勢的纏鬥風險,當務之急是要早謀劃、早準備。一方面要加快向高端產業轉型升級,進一步豐富鞏固而不是削弱我們的全產業鏈優勢,另一方面對於龐大的基礎產能,要加快向發展中國家適當分散佈局,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還是以化工行業為例,由於中國市場、技術、產業鏈、基礎配套等全方位的優勢,此前有權威機構預測,到2030年中國化工產能佔全球的比重還會進一步提升到50%。不論當時得出這一結論的邏輯有多麼科學,從後疫情時期中國製造業可能面臨的產業風險來說,此時我們旗幟鮮明地認為,這已經既不可能、也實不可取。

  反全球化的逆風陣陣、全產業形態和全產業鏈的“樹大招風”,都預示著中國對一個全球性基礎產業的佔比太高絕不是好事,是加劇失衡、激化矛盾的冒險之舉。而且化工是典型的高危產業,當前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也不能完全做到化工生產的本質安全,重大安全事故時有發生。因此,將如此龐大的化工產能集中在國內,且不論產業鏈安全是否能有保障,光安環風險就不太容易穩妥消納。

  產業安全是一個多維度綜合體系,並非規模越大、品類越多、佔比越高就越安全。在這方面我們提倡向日本學習,作為亞非拉唯一的G7成員國,日本不僅有發達的經濟和先進的技術,更有令人讚歎的產業全球化佈局。自平成泡沫破裂後,很多人說日本失去了20多年。然而這20多年來日本的富裕發達程度依然在世界上遙遙領先,近19年間成功保持了平均一年獲得一位諾貝爾獎的紀錄,主導產業完成了全球化佈局,藏富於全球的隱形實力全球首屈一指。2017年日本淨資產高居全球榜首,2018年日本海外投資再創新高,達到1910億美元,居亞洲各國之首。通過全球化佈局,日本隱藏了真實實力,分散了產業集中在國內的風險。

  我們認為,即便是首屈一指的全球製造業大國,但中國本土對一個基礎產業的全球產能佔比最好不要超過30%,多則有患。而且國內化工等眾多製造業還存在龐大的以出口為導向的加工貿易類產能,國內只賺取微薄的加工費,附加值很低,卻將高能耗和安全環保風險留在國內。因此,通過調整產業佈局、優化產業結構,實現於內確保產業安全、於外預防多種風險,是完全可能並可行的,運作空間很大。

  通過轉型升級加快薄弱的高端製造產能補缺做強,同時不忘讓渡一部分中低端製造產能,尤其是將一部分以出口為導向的加工貿易類基礎產能外移,實現產業全球化再佈局,是應對後疫情時期變局世界的務實之舉,這也應成為國內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內涵。

  漸入佳境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製造業的結構調整和全球化再佈局提供了既呼應未來又立足現實、既滿足發展需要又策應風險預防的完美屏障。以“一帶一路”為依託,中國製造業的全球化再佈局在疫情的激盪下需要開啟快進鍵。

  “一帶一路”為新全球化帶來希望

  越洞悉國際環境的險惡和舊國際化道路的山窮水盡,就越能感知“一帶一路”倡議的前瞻性和穿透力。當前探討如何應對後疫情時期變局的世界,探討如何確保中國製造業的產業安全和可持續發展,都需要在“一帶一路”的大格局和框架下尋找思路及出路。

  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最好的出路就是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一部分製造業產能,實現分散和優化佈局。其中基礎產能應重點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轉移佈局,助力當地產業補缺和市場自供,並實現中國製造出口結構的多元化;高端產能應重點向西方發達國家投資佈局,在與頂尖高手的近距離競爭過招中,錘鍊提升中國製造自身的實力和水平,實現內外產業的協同提升進步。

  為確保國際產能合作的安全性和經濟性,從近幾年的探索實踐來看,向“一帶一路”走出去應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則,就是對華友好、政治經濟穩定的國家優先,具有原料優勢和靠近市場優勢的國家優先,此外應倡導由各行業龍頭企業帶動,重在形成互利共贏的示範樣本。

  玲瓏輪胎是國內輪胎行業一家現象級的企業。產能過剩、競爭白熱化、出口四處受限,國內輪胎企業近年來日子普遍過得很艱難,但玲瓏輪胎顯得從容得多,2019年在國內輪胎及整個化工市場表現頹靡的大背景下,玲瓏輪胎產銷量繼續創新高,且淨利潤也創出同比勁增逾41%的佳績,在國內輪胎行業顯得卓爾不群。究其原因,企業多年前就先知先覺地探索了全球化的優化佈局,當是很重要的一個。

  玲瓏輪胎董事長王鋒有一套自己的國際化經,走出去不是腦子發熱的臨時起意,而是綜合外部形勢變化和企業自身需要等多種因素做出的戰略決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海嘯襲來,國內輪胎產業一片蕭條;2009年美國又針對中國輪胎產業發動特保案,此後巴西等國也針對中國輪胎產品挑起貿易摩擦。這對玲瓏輪胎的觸動很大。王鋒敏銳地意識到,當時中國輪胎的產量已佔全球20%多的份額,樹大易招風,同時偏偏又技術水平不高,也不太注重品牌建設,在國際市場上的影響力和消費黏性不足,這樣發展下去必然會遭受越來越多的貿易壁壘,前景堪憂。而當時玲瓏輪胎的出口量佔比更是高達40%,遠高於行業平均水平,對國際市場尤其是美國市場的依賴程度很深。怎麼辦?王鋒思前想後,決意推進更全面、更深入的國際化。2010年,玲瓏輪胎提出了“3+3”戰略(3個國內生產基地+3個海外生產基地),同時出爐“六個國際化”戰略。

  2010~2011年,王鋒先後考察了印度、越南、印尼、泰國4個東南亞和南亞國家。之所以選擇這些地方,第一在於地緣優勢,走出去“行遠必自邇”;第二在於這些國家要麼是天然橡膠的主產地,要麼是人口大國、輪胎產業的潛力增長區。考察來、對比去,王鋒最終還是選定了泰國。泰國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好,民間交往和感情也很融洽。而且泰國是一個全民信仰佛教同時又很西化的國度,有著健全的法律體系和規矩意識。泰國作為世界最大的天然橡膠生產國,又有著得天獨厚的原料資源優勢,在玲瓏輪胎決定投資之前,世界輪胎業排名前十的巨頭中已有9家相繼佈局泰國,產業聚集的勢頭迅猛。

  最終,玲瓏輪胎泰國項目於2012年開工建設,2013年建成投產,2014年實現利潤回報,到2015年項目利潤率已經持平國內,到2016年更是遠超國內,實現了一年一個大飛躍,成為中國輪胎行業海外建設速度最快、規模最大、效益最好的項目。同時,文化融合也聲名卓著,樹立了中國企業在泰投資良好的信譽和口碑。

  摸著石頭過河,投資之前先做深度全面地調研考察,高度關注投資目的地的資源條件和市場狀況,以及地緣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預期是否穩定,是否有更強的法律意識、規矩意識、人權和民主意識等,玲瓏輪胎的國際化經驗來之不易。繼泰國項目後,玲瓏輪胎2016年又開始向歐美高端市場進軍,經過精心周密的調研考察最終選定在位於東歐的塞爾維亞佈局歐洲工廠。按照既定的戰略,玲瓏輪胎的第三個海外投資項目,也就是美洲項目也已經提上日程,向著成為一流的國際化輪胎企業穩步前進。

  此外,浙江龍盛集團通過收購德國德司達一舉成為全球染料業界老大,更難能可貴地是實現了“全球製造+全球市場”,應對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大大增強;萬華化學通過跨國收購匈牙利寶思德化學公司,打造高端化工產業園,不僅創造了中國化工企業走出去的樣板,也極大地提升了萬華化學對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協同配置能力;中國化工集團對先正達、倍耐力、克勞斯瑪菲等一系列歐洲單項冠軍企業的收購,不僅促進了業務的全球優化佈局,更加速了老國企向國際化企業轉型升級的進程。

  全球化有利於資源優化配置,依然是世界發展的潮流,但也應看到,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美國及西方盟友所開創和主導的舊全球化,在西方貿易保護主義、民粹主義抬頭的背景下,在新陳代謝自然規律的質變作用下,已經日漸式微,全球化亟需賦予新的內涵與形式。如果說舊的全球化在促進全球資源優化配置的同時,越來越顯示出資源要素掠奪性、雙重標準、傲慢與偏見、加劇貧富分化和結構失衡,那麼新的全球化,必然是互利共贏、平等公正、無阻少限、普惠包容的,真正有助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美好願景的實現。而“一帶一路”倡議深植於歷史實踐、呼應現實需要,有著強大的生命力,為探索開創新全球化帶來了希望。

  面對後疫情時期可能出現的各種風險,加快“一帶一路”的推進實踐,鼓勵支持中國優秀的製造企業走出去,實現中國製造產能的全球化優化佈局,藏國富於全球,分散一個籃子裝雞蛋的風險,並以此帶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國製造企業以切實造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顯著成效,將中國對新世界、新全球化的理解和願景帶出去,並通過口碑擴散開來。如此,則於己於世界都大有裨益。

  歷史發展的進程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中國製造業升上去、走出去本來就已經到了必經階段,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則更加劇了其必要性和緊迫感。必然與偶然的巧合交集,中國製造業更全面地走向“一帶一路”,該當快進併力爭取一個好的成績。“不要錯過任何一次危機”,疫情連鎖衝擊下中國製造業一定可以化危為機,並將在“一帶一路”的深入實踐中進一步昇華。

  (智庫研報由中國化工報社產業研究部原創出品。本期智庫研報由劉全昌、曲京佳、常婷婷執筆撰寫。研報版權歸中國化工報社所有,未經許可和授權不得擅自商業目的轉載使用,否則本報社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全產業鏈既是安全之基也是風險靶點

  中國是世界製造業大國,佔了全球製造業30%的份額,製造業也佔了中國GDP的30%。我國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全產業形態、全產業鏈是中國的獨有優勢,這在此次疫情的防控中更是顯露無疑。平時看似平淡無奇、西方國家早就棄之如敝履的口罩製造業,大疫之年卻成了可以救命極其緊俏的戰略性產業,因口罩製造空心化西方國家自主生產供應遠不及需求,而中國日產口罩2000萬隻以上,不僅可以充分滿足國內自用,還可以大批量地出口支援國外。中國這樣完備的全產業鏈、高效的產業組織協同能力、強大的生產供應能力,西方國家望塵莫及,在緊急災情面前既可能有羨慕之情,但更可能有忌憚之意。

  如果說此前的中美貿易戰打壓的可能還僅僅是中國的高科技產業,那麼疫情過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可能就會有專門針對中國全產業鏈優勢的“挖牆腳”行為,這值得高度警惕。因此我們認為,全產業形態、全產業鏈既是中國國家和經濟安全之基,也易成為“木秀於林”的風險靶點,此次疫情就可能是一個誘變的催化劑。疫情過後,中國製造業所處的外部環境可能依然不寬鬆難緩和,甚至可能變得愈加嚴峻,西方削弱乃至切斷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風險不得不防。

  不妨以化工行業為例來看一下。目前中國化工產能佔全球的40%,涵蓋基礎原材料、中間體到精細化學品和高端化工材料的所有品類,與化工構成產業鏈供應鏈的輕工紡織、建築建材、家裝家飾、交運物流等數十個產業,國內也很齊備。龐大且持續增長的市場、穩固的產業鏈供應鏈基礎、較好的要素配給和營商環境等,中國持續成為全球化工資本青睞的投資目的地。

  在此次國內抗疫的過程中,中國強大的化工原材料生產供給能力顯露無疑。生產口罩用的熔噴布,生產消毒劑用的各類含氯化學品,生產防護服用的特種纖維面料……幾乎所有衛生防疫物資生產所需的化工原輔材料短時間內就滿產滿供,下游企業要多少都能“管夠”。放眼全球,也僅有中國具備這樣的動員組織和協同生產能力。

  中國的衛生防疫物資全產業鏈如此強大,但也正因如此,中國出口的此類物資哪怕出現一丁點的質量問題,也會被西方某些人放得無限大,這樣的情景近期已經反覆出現,是一個不祥的信號。“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後疫情時期中國化工等製造業全產業鏈的慣有優勢,將面臨更多可以預知或不可預知的風險,這一點應已無懸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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