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機要秘書揭密李訥為何不願將江青骨灰運回諸城(轉載)
舊時樓宇史 02-18 13:50
左起：閻長貴（江青機要秘書）、王宇清（毛澤東警衛員）、許春華（江青護士）、張素蘭（江青服務員）、王保春（陳伯達秘書）、吳旭君（毛澤東護士長）、葉群、江青、林彪、李志綏（毛澤東保健醫生）、徐業夫（毛澤東機要秘書）、孫佔龍（江青警衛員）。
閻長貴, 山東聊城人。生於1937年2月，1961年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分配到《紅旗》雜誌（今《求是》雜誌）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機要秘書，後被江青投入秦城監獄近八年。1975年5月流放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和工作近五年。1979年9月平反，次年3月調回《紅旗》雜誌。1998年退休後，主要從事“文革”回憶和研究。2008年11月，閻長貴重回湖南西洞庭農場看望老友，之後轉道長沙訪友。其時，湖南《湘聲報》資深編輯、文史學者向繼東先生採訪了他。此文經閻長貴先生審閱。——編 者
進入《紅旗》，師從關鋒 向繼東（以下簡稱向）：閻老您好！先談談你是怎樣去《紅旗》的吧。 閻長貴（以下簡稱閻）：我是1961年夏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分去的。至於怎麼分去的，我不知道。那時我們的心態是“黨和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志願”，一切聽從黨安排。 向：完全是組織的安排？ 閻：是的。直到二十多年後，我問當時負責我們畢業分配的人，他的回答竟使我大吃一驚。 向：為什麼？ 閻：1983年春，我和大學同班同學、班黨支部書記李冠英一起到讀書時的系副主任、黨總支書記齊一老師（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黨委書記）家去看望他。一進門，齊一就說：“我把你們兩個都送到火坑裡去了！”齊一說的“你們兩個”，並不是我和李冠英，而是我和李春生。李春生是我的系友，比我晚一年畢業，分配到解放軍政治學院，後調任林彪的學習秘書。林彪事件後，他受到好幾年審查。齊一看到我吃驚，就向我解釋說，你們的分配都是我做的。接著問我：“你知道你是怎樣分到《紅旗》去的嗎？”我說不知道，也確實不知道。 向：齊一是怎麼說的？ 閻：他說，1961年夏的一天，康生辦公室給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打來電話，要我們從哲學系中給《紅旗》雜誌挑一個人，條件是：不要“又紅又專”的，要走“白專道路”的。齊一說，作為總支書記，他聽到這個消息，不知怎麼應對。他想：我們不是天天宣傳走“紅專道路”，教育學生“又紅又專”，怎麼要走“白專道路”的呢？齊一和總支副書記馬奇等人商量說：“康辦可以這樣說，但我們不能這樣做，如果出了問題，我們負不起責任啊！”齊一對我說：“那時論學習，在你們年級幾個班裡，你不是最突出的，在你們同學中已經有人在報刊上發表論文了。我們商量，要挑一個不論在‘紅’的方面，還是‘專’的方面都過得去的人。這樣，我們就選定了你，向《紅旗》推薦，接著《紅旗》來人看了你的檔案……” 向：在學校，齊一那時認識你嗎？ 閻：認識。我不能不相信齊一的話，但我心裡總有狐疑：康辦怎麼能這樣說、這樣做呢？到了1990年代，我又問了我到《紅旗》雜誌時的頂頭上司關鋒，他也把類似的情況說了一遍。 向：當時大力宣傳要“又紅又專”，而又選用要走“白專道路”的人，這也就叫“二律背反”吧？ 閻：我想也是的。關鋒告訴我，1961年夏，《紅旗》雜誌領導去北戴河休息。有一天，《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兼秘書長鄧力群來到他房間說：“老關，給你成立一箇中國哲學史研究組，你帶幾個人，一方面幫你做點工作，一方面你也把他們培養培養。”關鋒說，他很贊成鄧力群這個建議，於是鄧力群說：“那好，咱們去找康老！”關鋒和鄧力群一起到康生那裡把此事一說，康生也很贊成，他並且強調了調人的條件：要走“白專道路”的，不要“又紅又專”的。關鋒說，他聽到康生這樣說，很不以為然，但在康生面前又不好說什麼。後來，大概康生要他的秘書給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打了電話。 向：你到《紅旗》後是怎麼分工的？ 閻：就分在關鋒的“中國哲學史組”。當時，關鋒在中國哲學界是有一定知名度的。要我跟他學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史，我當然高興。關鋒原名周玉峰。山東慶雲人。1919年生，1933年秋在山東慶雲縣立簡易師範學校加入中共，在部隊任過連指導員，在地方任過縣委書記、地委宣傳部長等職，建國後任山東省委宣傳部理論處處長等職。1956年從山東調北京，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哲學組組長。1958年《紅旗》雜誌創刊後，任《紅旗》雜誌編委兼中國哲學史組組長。1966年4月被任命為《紅旗》雜誌副總編輯。 向：“文革”初期，關鋒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後來還兼任中央軍委文革小組副組長，並主持《紅旗》雜誌的常務工作。
攝於1967年五一節。前排左起：謝富治、戚本禹、關鋒、楊成武、葉群；二排右二為聶元梓。
閻：關鋒在“文革”前，其文章和觀點甚得毛澤東賞識。毛澤東不止一次批示、稱讚他的文章，召見他談話，佈置這樣或那樣的任務。關鋒在“文革”中是衝鋒陷陣的。從“文革”開始（按照毛的說法，“文革”是從發表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開始的）到1967年8月，關鋒不僅撰寫署名的大批判文章，還積極組織和推動工農兵群眾走上大批判舞臺。他成為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後，《紅旗》雜誌和《人民日報》的社論大部分都是他和王力寫的。可以說，關鋒是製造和鼓吹“文革”輿論的總管和先鋒之一，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馬功勞”。 向：但後來怎麼一下就把他抓了呢？ 閻：我想是為了某種政治需要吧，如安撫和穩定軍隊等——因為當時“文革”觸動軍隊了，在全國到處掀起“揪軍內一小撮”的聲浪。1967年8月30日，關鋒被拋出來。對他先是實行隔離審查，1968年被關入秦城監獄，關了十四年多。1982年初釋放出獄，處分是：開除黨籍，免予刑事起訴。 向：出獄後給他安排了嗎？ 閻：沒有安排，就發生活費，開始是一百五十元一月，後來加到五百元。當時要他離開北京，在山東德州市給他蓋了一棟二層小樓，他因身體不好沒去。可能是上世紀90年代，中紀委同意，不讓他去山東了，讓他留在北京，與家人在一起；其生活（包括住房、經濟收入、醫療等）責成《求是》雜誌社按局級待遇負責管理。關鋒去世前，其月收入（不知是否叫“工資”？）可能是三四千元。關鋒剛出獄時，神情比較呆滯。經過一兩年的恢復，就 “重操舊業”，開始中國哲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做“蛀書蟲”了，“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 向：他算《求是》的離休人員嗎？ 閻：不算，他不享受離休待遇。我和他都住在北京沙灘北街2號院。1982至1988年，組織上告訴我不要與他聯繫；我執行了組織的決定。從1989年起，我和關鋒開始聯繫，經常去看他，和他聊天與討論問題。我感謝他把我帶入理論研究之門，因此對他終身執弟子禮。我們在一起能夠敞開思想，無所不談，談哲學，談過去的人和事。談到他被抓的原因，他說是自己與陳伯達有的觀點不一致，可能是陳要整他。他從來沒說過，也不認為是毛和江青要整他。 最近（2008年12月），戚本禹兩次來京。我們見面時，戚談到1967年8月30日周恩來主持的那次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傳達毛澤東的決定，宣佈對王力、關鋒隔離審查。宣佈審查後，是戚本禹把他們兩個送到釣魚臺二號樓隔離的。戚本禹對二號樓的警衛戰士說，他們還是首長，你們要好好對待他們。戚回到十六號樓會議室後，大家都沒說什麼；一會兒，周恩來離開會場，江青哭了。“文革”後，戚本禹把江青哭的事情告訴關鋒，關鋒認為江青哭是真的，所以他對江青始終懷有好感。 向：關鋒晚年是不是有所覺悟？ 閻：怎麼說呢？他對毛一直懷有知遇之恩。毛澤東關於《海瑞罷官》的談話，是他和艾思奇記錄的。田家英把毛澤東所談 “《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從記錄中刪去了，關鋒不同意，反映到江青那裡，認為不應該刪去。 向：關鋒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閻：他是2005年去世的，終年八十六歲。 向：1982年出獄到去世有二十多年。他搞學術研究，有什麼著作問世？ 閻：他著述很多，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百多萬字的《老子通》（此書檯灣還出了繁體字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法學發生學》，還有和別人合著的在上海出版的一百多萬字的《孫子兵法大詞典》等等。他說自己“文革”後的研究成果遠遠超過“文革”前。 向：關鋒還做過法學研究？ 閻：是的。他是從思想史的角度做的，正因為這樣，他寫了一部《法學發生學》。 向：你和康生接觸過嗎？ 閻：“文革”前，康生我不認識，沒有近距離和他見過面，但我在無形中被他 “關照”過。因為他要挑選走“白專道路”的人，我“幸運”地被選上了。
江青在“文革”中的一次集會上
戚本禹推薦我給江青當秘書
向：關鋒是你的老師，戚本禹也可算你的“恩人”了。 閻：也可以這麼說吧。“文革”開始之前，《紅旗》雜誌做了機構調整，我從關鋒任組長的中國哲學史組調到戚本禹任組長的歷史組。在“文革”中，我一直是在戚本禹手下工作。 向：你是農民的兒子，做江青的秘書可能你從沒想到過吧？ 閻：沒有，做夢也沒想到過。 向：有的書上說，姚文元是江青的秘書，還有說戚本禹是江青秘書的。 閻：其實，正式由中共中央辦公廳任命為江青秘書的，我是第一任，在我之前，江青沒有配專職秘書。江青在“文革”中先後有四任秘書，第一任是我，第二任楊銀祿，第三任劉真，第四任劉玉庭。 向：你是怎樣成為江青秘書的？ 閻：當然是組織安排的。《陳伯達遺稿》中說我當江青秘書“可能是關鋒推薦的”，其實關鋒當時是不大讚成我給江青當秘書的。關鋒有次見了我，還說：“你政治上弱，不敏銳，不適合給江青做秘書。” 向：說你“政治上弱”是有所指嗎？ 閻：我沒問過關鋒。但我有一件事是受過關鋒批評的，那就是對1966年2月彭真主持制訂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問題的彙報提綱》（即《二月提綱》）的看法。在一次討論會上，我說《二月提綱》很好，說明中央重視學術討論，制訂學術討論的文件，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恐怕還是第一次。對我的這種看法，關鋒批評我沒有政治頭腦，看不出問題來。 向：那戚本禹是怎樣推薦你的？ 閻：具體過程我也不清楚。1966年冬的一天，我和戚本禹在釣魚臺院子裡散步，他跟我說：“江青想讓我給她當秘書，我不行，比較粗。我看你比較細，我推薦你去給她當秘書。”我說：“不行，我沒當過秘書，不知道怎麼當。”他說：“不知道不會學嗎？收發文件你不會？只要細心就行。反正我已向江青推薦你了。” 向：戚本禹當時是什麼職務？他說了算？ 閻：他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當然，也不是他一句話就行了。後來汪東興告訴我：“你的檔案是我審查的，你給江青當秘書是我挑來的。”但戚本禹的推薦和介紹，我想是起了關鍵作用的。 向：當時你很高興嗎？ 閻：我當時並不感激涕零，作為一名中共黨員，服從組織和領導的安排就是了。1967年1月9日晚上，戚本禹來到我們辦公室（其實就在他辦公室隔壁），興沖沖地對我說：“已經定了，調你去給江青當秘書，現在就搬到她住的十一樓去！”我馬上整理了幾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就跟著戚本禹去了。 向：從此開始了秘書生活。 閻：有人說：“給林辦選秘書，比選狀元還難。”我想，給江青選秘書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選定我之前，究竟經過怎樣的推薦和審查，我一點也不知道。後來聽說，當時有四個人參選，我是其中年紀最小的（二十九歲），參加工作年限最短的（五年），幹部級別最低的（行政二十二級），工薪收入最少的（五十六元）。三十多年後，我準備寫回憶錄時，才向戚本禹打聽他當時是怎樣向江青推薦和介紹我的。 向：戚本禹被判了十八年徒刑吧。他出獄後住在哪裡？ 閻：住在上海。1996年戚本禹刑滿釋放後，政府要他改個名字，他改名“戚文”。我打電話問他，他說：當時推薦怎麼談的和談了些什麼都不記得了，但是不管怎麼談，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吧：第一，家庭出身好，社會關係簡單、清楚；第二，政治可靠，工作認真負責；第三，有一定的寫作能力，寫的文章曾受到毛澤東的表揚。我認為這也符合實際。 向：你做了江青的秘書，周圍的人都刮目相看吧？ 閻：我自己感到沒什麼不同，但別人可能有點另眼相看。記得有一次在釣魚臺十七樓看電影，曹軼歐（康生妻子）見了我說：“噢——你到十一樓工作了！”似有讚揚，又有驚訝。我心裡想，“十一樓”（江青住的樓）和“十六樓”（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所在樓）有什麼不同啊！？這大概也是我迂腐、不諳世事之處，因而終未討得江青歡心，反被她投入監獄。
康生在一次“文革”集會上講話
向：你在當江青秘書之前做什麼？ 閻：我先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江青辦信組”工作，主要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江青辦信組”這個組織不是“文革”一開始就有的，是慢慢發展來的，大概到1966年9月，擴大到七八個人，由我負責。人員主要是向各單位抽調，記得紅旗雜誌有兩人，馬列主義研究院兩人，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哲學研究所一人，軍隊幹部兩人；學歷大多是大學本科，還有研究生。 向：“文革”前江青沒秘書，那什麼事都是她自己做嗎？ 閻：那時江青在黨和政府中沒有實際職務，就說信件吧，雖然有，但恐怕多數屬私人性質，數量也不會太多，當然就自己處理了。擔任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後，社會上給她寫信的多了，江青看不過來。以前可能是戚本禹幫她處理來信，到1966年7月中旬，也許是戚本禹覺得太忙，又把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科的梁川借來幫他。 向：你是什麼時候從《紅旗》調到中央秘書局的？ 閻：1966年6月3日。7月4日，戚本禹又把我帶到釣魚臺，安排在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工作，到8月中旬，戚本禹叫我離開簡報組，協助梁川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不久，梁川回秘書局信訪科了，就是我一個人處理江青的群眾來信。8月31日，江青以代理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身份主持毛澤東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大會以後，群眾的來信越來越多，一天幾百封、上千封，甚至有時一天達到兩千多封。每天都是用麻袋裝著送來的。這時才調人組建了“江青辦信組”。大概與此同時，又調進二三十人組建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地點就設在離釣魚臺不遠的花園村，處理大量給中央文革小組的群眾來信，其中有幾個人專門處理給組長陳伯達的信。江青辦信組設 在釣魚臺十六樓，直接歸戚本禹領導。江青辦信組給江青辦信，但編制不屬於江青，也不屬於中央辦公廳，而屬於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 向：你是怎樣處理群眾來信的？ 閻：戚本禹在“文革”前當過多年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信訪科科長，有經驗。他告訴我，基本上分三種情況：第一，必須送給首長看的，這是指首長親屬、朋友和熟人來信，以及關於重大、重要問題的來信，而凡屬於送給首長看的信，都要做出摘要並附原信一併送閱；這樣的信，每天至多隻能選三至五封；第二，根據信中所說問題的性質，轉有關部門和有關地方，包括轉林彪處（當時稱林總處）、總理處、各副總理處、各部委、各省市等等；這類信最多，大概佔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第三，凡是反對和攻擊首長的，都轉公安部，由公安部處理。戚本禹還說：“不好處理的信，你們拿不定主意的，可隨時問我，反正我辦公室就在你們隔壁。” 我們那時都是懷著“熱愛毛主席”和“崇敬江青”的心情來做這項工作的，加班加點是常事，每人每天要處理二三百封群眾來信。信的內容有申冤的，有告狀的，有反映情況的，有揭發問題的；有公事私事，有大事小事，有歷史問題，有現實問題。我主要處理中央各部委的群眾來信。此外，我作為負責人，還要從各人送給我的比較重要的信中選出三至五封送給江青看。那時，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十一二點，可大家都有一種神聖的使命感，誰也不說累，都覺得這是應該做的。 向：江青是山東人，選你做秘書，可能還因為你是山東人吧？據說江青原來有個叫孫立志的秘書，也是山東人。 閻：孫立志我認識，大家都叫他孫秘書，我也叫他孫秘書，其實他的職務是警衛員，即警衛秘書。因為我和孫是老鄉，還一起聊過。有一次，孫立志對我說：“江青同志說你還有點勞動人民味道，還沒被‘化掉’。”我當時不知道他說這話是什麼意思，也沒有往江青選秘書的事情上想，只是說“謝謝江青同志”。正式成為江青秘書後，江青還親口對我說過這話。 向：這個話，在當時應該算是很高的政治評價。 閻：是的。這恐怕也是江青接納我做秘書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當第一夫人秘書的滋味 向：給江青當秘書也不容易吧？ 閻：確實不容易。我主要是收發和管理文件。當時江青的文件很多，有中央文件和收發電，有軍委文件和收發電，有中央文革的文件和收發電，還有中央文革小組辦事機構編的《簡報》、《要事彙報》、《快報》、《來信摘要》等等。每天都有幾十份，甚至上百份，摞在一起有半尺高，論字數大概有幾十萬。把這些東西都送給她，莫說是看，就是數一遍也很費時間。可我不送呢？如果她聽陳伯達或康生說看了什麼文件或材料，而她沒看到，就要罵我了，說我“扣了”或“貪汙了”她的文件和材料。 向：你是否被罵過？ 閻：沒因為這件事被罵，因我從沒“貪汙”過。遇到上述情況時，往往都是我送了而她沒有看。我把文件和材料大體分成三類：一類是必須看的文件和材料，這類包括中央文件、中央負責人（或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之間的傳閱件；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其他要人給她的親啟件；關於“文革”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動態；關於黨和國家的、歷史和現實的重要事件和重要動態；還有有關部門或個人直接請示她的信函和材料等。這類東西，除了是她必須和應當瞭解的之外，絕大多數是需要她表態的。在我印象中，中央文革小組的幾個領導人，對文件和材料批示意見和表態最多的是江青，其次是康生；陳伯達很少表態，他往往只是劃個圈而已。另一類是參閱件，這類文件和材料，一般說來也比較重要，但並不一定需要批示和表態。還有一類是瀏覽件，這類文件和材料，對江青來說，有時間可以翻翻，沒時間不翻也關係不大。 向：分在哪一類就是你做主了。 閻：但責任重大，必須認真仔細，不能出錯。我分好後，分別放在三個卷宗裡，每天江青起床前，我就送到她辦公室。有時，有些中央領導之間的傳閱件，或寫著“急件”和“特急件”的，機要交通送來後，除非江青睡覺，都要馬上送給她。江青把文件看過後，或批示，或不批示，都順手放在茶几上。有她批示的文件，一般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她寫了信封的，如送給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或陳伯達、康生看的一些東西，她大都已封好，並貼上了密封籤，這是屬於不讓秘書知道的事情，我只負責登記，然後交機要交通員送達。還有一種她批示的文件和材料，由我按照她的批示，寫信封裝好交機要交通員。一般說來，一天兩次，即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從她辦公室取來她看過或批示過的文件，該發走的登記後發走，該存檔的分類存檔。
江青在“文革”中集會上呼喊口號
向：你每天的工作很辛苦吧？ 閻：工作量確實很大。除非江青午休，或晚上睡覺了，我每時每刻也不敢離開辦公室，如果江青按鈴了，我不在，那就要捱罵了。有一次，江青按鈴叫我，恰好我離開辦公室一會兒，一回來江青就說：“你幹什麼去了？”我趕快說：“報告江青同志，我……”江青根本不聽我解釋，兩眼直瞪著我，聲色俱厲地說：“誰叫你離開辦公室的，你誤了我的事，你負得起責任嗎？”我說：“江青同志，我錯了，以後一定注意。”江青仍然很生氣，嘴裡說著“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分子”之類的話。過了一會兒，看到我很委屈難過的樣子，她態度才有所緩和，說：“還愣在那裡幹什麼？快把這信發走。” 向：是寫給誰的信？ 閻：是給毛澤東的信，上面寫著“急件”二字，並已封好。我立即通知機要交通把這封信取走。有一次，我和戚本禹談起這件事，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挨江青的批評，也是一種光榮呢！你想想，全國這麼多人，能有幾個人可以直接挨江青的批評？” 江青第一次跟我正式談話時曾說過，她連每天是幾號、星期幾都不知道，只知道工作，不知道休息，也沒有星期天。於是，我每天上午給她送文件時，都在第一份卷宗上面用曲別針別一個小紙條，上面寫著：今天是×月×日，星期×，上午×點，下午×點或晚上×點有××會議，以便她知道這一天的安排。 向：你除了收發和管理文件外，還做些別的嗎？ 閻：要接電話。每天電話一個接一個，有通知江青開會等事情的，有向江青請示什麼而又不便直接打給江青的，有要見江青讓我同江青聯繫的，等等。 向：印象最深的是什麼？ 閻：忙得很。在“文革”中，江青比陳伯達、康生還要忙，而陳伯達、康生的秘書都不止一個。我幾次跟江青說：“一個人忙不過來，希望再加一個人。”跟汪東興我也說過，汪說那得看江青的意見。一開始江青也沒當回事，見我說的次數多了，還可能是汪東興跟她也說過，有一次，江青對我說：“我看你是挺忙、挺累的，可是主席才用一個秘書，我怎麼好用兩個秘書呢？”停了一會，她又說：“不過，我們都是主席的秘書。你忙點、累點，還是先幹著吧！”我只得答應“一定努力幹”，從此不再提這事了。可到1967年國慶節前，突然增加了楊銀祿，我當然高興，只是跟江青天天見面的還是我。 向：你當秘書時家人來看過你嗎？ 閻：來過。1967年夏天，我愛人來北京看病，住在釣魚臺北門外警衛連家屬宿舍。我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結伴去看我妻子。警衛戰士劉真、王振榮、李仁慶，除了替我陪妻子到醫院看病，還不斷地給我妻子送些蔬菜，什麼豆角啦、茄子啦、西紅柿啦，等等。這些蔬菜都是他們幾位在十一樓前的一塊小地裡種的。當時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釣魚臺的許多空坪隙地，不像現在這樣種可觀賞的花草，而是種蔬菜和莊稼。毛主席所住的中南海豐澤園也是這樣。 向：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你正好給江青做了一年的秘書。 閻：是刻骨銘心的一年。 向：後來怎麼“失寵”了？ 閻：其實我從來沒有被“寵”過。1967年底的一天，我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來給江青的信。信是北京一個電影製片廠的一位女演員寫來的……（編按：接下來，閻長貴談了因給江青送錯了一封信，被打成反革命關進秦城監獄，後又被下放到湖南西洞庭農場勞動改造的過程。關於這段經歷，閻長貴已有專文《成為“坐探”以後》刊於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溫故》第十輯）
江青和張春橋在中共十大主席臺上
我所認識的李訥
向：從你發表的文章裡，看你和李訥很有一些交往。 閻：是的。李訥是江青和毛澤東的女兒，比我小三歲。我們都是大學畢業，我學的是哲學，她學的是歷史，有共同語言，當時關於“文革”的觀點也比較一致，所以談話投機，常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和李訥兩人在離“文革小組”會議室不遠的一間房子裡聊天，江青和陳伯達來了，江青說：“你們兩個出去，我們有事兒說。”我們只好出去了。有一天晚上，李訥很晚還沒回到釣魚臺，江青很急，怕出事，我和王廣宇（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工作人員）開車到處去找她。 向：你和李訥聊天一般談些什麼？ 閻：因為我給江青辦信，信中談到江青的一些情況（當然不包括罵江青的），我有時也跟李訥說說。有一次，一封信中寄來一張江青30年代的照片（不是劇照），我拿給李訥看，她脫口即說：“漂亮的小媽媽！”在李訥看來，媽媽比她長得漂亮。這也是事實。從形體和相貌看，李訥七分像毛澤東，三分像江青。 向：李訥喜歡父親，還是喜歡江青？ 閻：她跟我說過：“別人是嚴父慈母，我可是嚴母慈父；我不怕爸爸，有時卻怕媽媽。”我想，李訥說的是實話。 向：你對李訥印象怎樣？ 閻：總的來說，我對李訥的印象是比較好的，覺得她樸素、大方，一點也沒有高幹子弟那種驕橫氣。 向：我知道李訥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的。“文革”開始後她在哪裡工作？ 閻：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我們就是在這裡認識的。她和當時北京的造反派接觸很多，很多情況毛澤東都是從她那裡聽到的。北京地質學院的“東方紅”說她是毛澤東的聯絡員有道理。關於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及其頭頭朱成昭的情況，我也是從她那裡知道的。 向：李訥當時跟誰住在一起？ 閻：她當時在釣魚臺跟江青住在一起，中南海豐澤園也有她的住室。 向：我在書中曾看到，說毛澤東的子女是不和父母一起吃飯的。 閻：是的，他的子女都是吃大食堂，在中南海、在釣魚臺都一樣。江青偶爾叫李訥一起吃頓飯，李訥高興極了，忙跑來告訴我們：“今天媽媽留我吃飯了！”李訥到大食堂吃飯不方便，一般是警衛戰士幫她從食堂帶回來。江青也常囑咐我們：“給李訥帶好飯啊。” 向：李訥是何時去《解放軍報》的？ 閻：李訥後來從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調到《解放軍報》工作。1967年1月，李訥和幾個青年一起造反，打倒了《解放軍報》總編輯胡痴，當年夏天又打倒了黨委書記趙易亞，她成了《解放軍報》負責人。有一天，李訥很高興地跟我說，林彪接見了她，很鼓勵她，支持她。她說：“我跟林副主席講，自己對辦好《解放軍報》沒信心。林副主席十分認真地跟我說：你現在都二十七歲了，一個軍報的擔子還擔不起來？你知道嗎？我二十五歲在中央蘇區就是軍團長了，到延安，二十七歲當了軍政大學的校長。幹事情要有信心，我相信你能幹好！” 向：據說你在李訥主持的《解放軍報》曾發表過一篇批判劉少奇的大文章，是嗎？ 閻：那是江青要我寫的。有一天江青對我說：“你是寫文章的，你也可以寫一篇嘛！”我說太忙，沒時間。江青說：“抽點時間寫嘛！”江青給我這個任務，當時感到是對我的信任，於是下決心寫一篇，也好在江青面前表現表現。我那篇文章的標題為《資產階級的戰略與策略》，江青看後要我送陳伯達和姚文元修改，改後交《解放軍報》發表。送給陳伯達，他說不看了。姚文元看了，並做了修改，把標題改為《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戰略與策略》。這篇文章在1967年11月13日的《解放軍報》發表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還一再表示感謝我對軍報的支持。 向：你要感謝李訥發表你文章呢。 閻：其實江青要我寫的，哪裡都可以發表。
向：你當江青秘書以後，是否和李訥聯繫更多了？ 閻：反正，我們有什麼話都可以直接說。我甚至覺得，之所以選我做江青的秘書，李訥恐怕也起了些作用，因為她一直很關心給江青選秘書的事。後來聽說，1966年冬的一天，在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裡，她對另一位擬作江青秘書的王某提問，從家庭出身、工作經歷以及愛人的家庭情況，都問得很詳細。辦公室的一位同事笑著問她：“肖力（當時叫她“肖力”的比較多）幹什麼？你對我們老王審幹哪？” 向：你後來遭到江青的迫害，怎麼不叫李訥幫著說說話？ 閻：一點機會都沒有。從江青要我向楊銀祿移交文件，到宣佈對我“例行一下手續”（汪東興的話），不到一天的時間，我根本沒有見到李訥。 向：李訥這一生也不容易。 閻：李訥1970年和中央辦公廳部分人員一起下放到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這時，李訥和一位姓徐的年輕人建立了戀愛關係。那時候李訥的堂姐毛遠志、堂姐夫曹全夫都在這所“五七”幹校，曹全夫是幹校的黨委書記，立即向毛澤東彙報了此事。毛澤東尊重女兒的選擇，贈送了一套馬恩全集作為結婚紀念品。一年後，李訥生育一子。不久，李訥和徐又離婚了，獨自回到北京。1974至1975年，李訥先後任北京平谷縣委書記和北京市委副書記。1976年10月，抓了“四人幫”，李訥工作就掛起來了，直到1986年，才重新分配到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後來又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工作。 向：李訥的第二次婚姻是什麼時候？ 閻：是1984年初吧。這是在李銀橋夫婦的熱心撮合下，李訥才和王景清結合的。王景清是李銀橋在中央警衛團的老戰友，陝北神木縣人，比李訥大十幾歲。王景清在延安警衛團時，見過小時候的李訥。1980年代初，王景清在雲南怒江軍分區任參謀長，後調入北京衛戍區第二幹休所離休。 向：你是哪一年重新與李訥有聯繫的？ 閻：1990年代吧。李訥現在住北京萬壽路甲15號大院，我們仍保持著來往，逢年過節我還去看看她。90年代的一個春節我去看她，幾句寒暄後，她向王景清介紹說：“他是給母親做過秘書的人。”王景清接著說：“你吃苦了！”看來王景清也知道我坐牢的事情。 向：往事如煙。90年代以來，你和李訥見面是否談到過毛澤東和江青？ 閻：沒談過，也不好談；可印象中有兩次涉及到毛澤東和江青。一次是1994年我到寧夏為《求是》雜誌組稿，遇到李訥的兩個系友（在北大歷史系比李訥低一屆），是一對夫婦，男的叫陳育寧，在自治區黨委工作，女的（名字記不清了）在寧夏人民出版社工作。他們要我轉告李訥，請她寫點東西，比如毛澤東怎樣培養教育她等等。回京後，我用電話向李訥轉達了這個意見。她說不寫。她還說：現在很多書和文章都是胡編亂造。沉默是最好的回答。 向：第二次是什麼時候？ 閻：第二次是1996年。我到山東諸城，見到諸城市委書記，他跟我說：“諸城有‘四大家族’，一是孔老二的女婿家（公冶長，孔子侄女婿）；二是毛澤東的丈人家；三是康生的姥孃家；四是李清照的婆家……諸城是李訥的姥姥家，她應該到這裡來看看嘛。”他要我轉告李訥，她有什麼困難諸城可以幫助；她需要車，諸城可以給她配。他還特別說到江青骨灰保存的事，說江青骨灰還在李訥的家裡，這不好嘛。據說江青有個遺囑，死後骨灰要葬回老家諸城。市委書記說：“我們可以接受。我們諸城有個鳳凰公墓，李訥可以在這裡修墓、立碑。她如果同意，人已經死了，也不必通過中央辦公廳了，我們去個車拉就行了。”回到北京，我把諸城市委的好意和建議，也用電話轉告了李訥。 向：李訥怎回答？ 閻：李訥說；關於有什麼困難和車的問題，她很感謝諸城市委。關於江青骨灰，她說確實在她家裡。但現在恨江青的人還很多，運回諸城，修墓、立碑，她又不能去守墓，如果被扒了、毀了，自己不就更不孝了嗎？以後再說吧。我把李訥的意見及時轉告給諸城市委，他們說尊重李訥的意見。後來，我聽說江青的骨灰還是葬在北京的一個公墓了。 向： 四十多年過去了，你和李訥都是古稀老人了。現在見面是否還回憶當年那些事？ 閻：現在見面一般只是問候問候，有時談點當前的問題，不會談涉及毛澤東和江青的事。本文節選自《老照片》第67輯文章《江青秘書談江青》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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