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證上要不要加名字？
結婚就是辦企業開公司，兩個人結婚就是在用自己的資源做家族企業，籤的是一張終身批發的期貨合同。
情侶吵架男生先道歉還是誰錯誰道歉？
在衝突的時候怎麼能夠儘快打破僵局？只要你定一個規則，永遠執行這個規則，成本就會轉移，並不是誰道歉誰就付出多。
工作總是996，要不要辭職？
每個人都在為自己的簡歷打工，無論我們換了多少份工作，那些公司存活了紀念，這份簡歷會一直陪著我們。
這些道理，都是《奇葩說》中的導師——經濟學家薛兆豐說過的話，溫和中不乏犀利，通俗易懂但又頗有深度，他也為此圈粉無數。
馬東說：“他是這個時代，應該有的知識分子的樣子。”
羅振宇說，他是“為數不多，能把話說明白的經濟學家。”
高曉松說，“
他是個狠角色。”追節目之餘，我又買了他的代表作《薛兆豐經濟學講義》來看。這本書厚達500多頁，依舊是他在奇葩說中的敘事風格，我在深入這本書的過程中不斷被折服，原來婚姻、戀愛、生活、工作……都能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解讀。我想他也實現了他的理想——“我的願望是，每個中國人都能體驗經濟學帶來的樂趣，具備經濟學思維。”
商業是最大的慈善、乞丐沒有白拿施捨、廉價保障房更貴、為什麼女人選擇嫁給比自己年紀大的人……他用大量現實生活中的案例來讓讀者明白了稀缺、成本、需求、價格等經濟學原理。讀了這本書，我第一次發現，原來經濟學除了晦澀難懂的“宏觀”“微觀”，還能以如此鮮活的形象存在。
看了大半個月，每看一章都會寫一點感悟，整本書十章，看到最後，我把這十小篇感悟整理成了這一篇讀書筆記。或許這不是一篇常規的讀書筆記，因為這10篇小小的感悟，融入了很多我個人對一些社會現實的思考。
紅十字會為什麼如此“難做”？
一場疫情，又一次將紅十字會和韓紅基金會推上了風口浪尖。我們難免疑惑：慈善明明是一種愛與幫助，為何卻總是事與願違？
世界銀行作為一家國際扶貧機構，宗旨是給世界上的貧窮國家提供援助，但是在過去50年，西方對非洲的援助高達2.3兆美元，但並沒有改善非洲婦女兒童的生存現狀。
由此，薛兆豐總結了行善扶貧難以見效的四個原因：
①缺乏反饋機制。市場有很好的反饋機制，但是扶貧沒有，所以我們無法斷定扶貧的效果和效率；
②委託代理問題。很多負責慈善的人，由於花的不是自己的錢，認真程度就會大打折扣；
③所託非人的問題。很多地區的貧困，就是政府造成的。而國際扶貧組織卻把錢交到政府手中，效果當然會適得其反；
④養懶漢效應。持續的扶貧會造成人民的依賴和惰性，被扶貧的人不願意自己去努力，而是“力爭下游”。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貧困地區並不想摘掉“十大貧困縣”的帽子，而是想保住稱號，獲得持續援助。
真正旱澇保收的工作並不存在
經濟學有一個概念叫“租”，就是對資產的付費。只要能帶來收入的資源都叫資產，而對資產的付費就叫租。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都會工作，租就是我們白賺的收入，比如我們在公司上班，老闆給我1萬元的收入，讓我好好工作。但實際上，我每天會花3個小時刷朋友圈，而老闆也不會因此炒掉我，這麼說來，我就賺了3個小時的租。
很多人覺得，在上班時間幹別的事兒是自己賺到了，實際上這樣的情況並不存在。拿薛兆豐自己舉例，他在北大當教授，無論工作怎麼樣，收入都不會有太大的變化，但實際上，努不努力，是不是經常更新課件，是不是經常跟同學互動等等，所有的這些事件都會對他的收入產生長遠的影響。
奧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斷頭王侯》中寫道：“她那時還太年輕，不知道命運所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對待工作敷衍了事，看似輕鬆一時，實則痛苦一世。我們以為自己沾了單位的光，實際上，我們透支的是自己未來的無限可能。
選擇本身，就是一種歧視
在很多人眼中，歧視是個貶義詞，歧視別人就是欺負別人，被歧視就是被別人欺負。其實，經濟學上認為，因為資源有限，人們總是不得不做出選擇，在做選擇的過程中，歧視就會誕生。我們不可能迴避歧視，只能直面歧視。
歧視有兩個最根本的起源：一是偏好：比如有人喜歡王菲，就會花錢買她的唱片，去聽她的演唱會，而不會為其他歌手付費。二是信息不對稱：最常見的例子是人們購買商品，誰也沒辦法真正地一一對比，找出性價比最合適的，而是選擇自己瞭解到的最適合的。
在現實中，歧視往往是有原因的，就像銀行總是偏愛優質客戶，這種對借款人的“歧視”恰好是為了減少不良。當然，這種“以偏概全”是有成本的，它使得銀行不得不因此失去更多的客戶群體。
由此，一些銀行也會放寬貸款客戶的條件。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當我們不需要付出多少代價時，就會縱容自己歧視的習慣；當我們要付出很高代價時，就會節制自己歧視的習慣。
談戀愛中佔據主動方的是誰？
男女雙方談戀愛，總有一方會投入更多的時間、金錢和精力。是哪一方花錢更多，更遷就對方，更捨得花費時間去陪伴對方？按照我們原來的認知，總覺得男生會更加主動，其實不然，這其中體現的經濟學原理，就是需求第二定律。
需求第二定律，用通俗的話說，就是當出現新的情況時，人們尋找替代方案的範圍一開始並沒有那麼大，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他們選擇替代方案的空間會越來越大，能夠找到的對策也越來越多。
在戀愛中，決定我們付出多少的不是我們的性別，而是我們對待這段感情的態度。如果男方非女方不娶（不可替代），而女方是隨緣的態度（可替代方案較多），那毋庸置疑，男方在這段感情中會更主動，付出的各種成本也會高於女方。
需求第二定律是對人性的深刻刻畫，懂得了需求第二定律，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博弈，我們才會有更深刻的認知。
高價賣口罩該不該被唾棄？
2020年伊始的這場疫情，讓很多企業都面臨著資金鍊斷裂的風險，但同時，也有一些人利用這場疫情大發一筆，比如前段時間在朋友圈高價賣口罩的人。對於這種人，網絡上一邊倒的指責他們在發國難財，不道德。
但薛兆豐的觀點有一點“離經叛道”：我們應該讚美那些乘人之危發財的人。為什麼呢？因為國難並不是發國難財的人造成的，這些藉機發財的人，其實就只是給別人多提供一個選擇罷了。他們確實利用了別人，但是這種利用，對另一方來說是有好處的。
比如大家都買不到口罩，內心難免惶恐。這些高價賣口罩的人雖然抬高了價格，但是他們提供的口罩資源是救命的，這種資源很多人願意花高價來買。如果阻止別人發國難財，那就是剝奪了遭受災難的人的選擇。
徵收擁堵費是對富人的懲罰
大約10年前，我在廣州一家報社實習，那段時間國內對於交通擁堵費是否應該徵收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我還參加了一個高端論壇，這個論壇請了很多知名的外國專家來討論徵收交通擁堵費的意義。當時我就在思考，提出徵收擁堵費的人一定不食人間煙火，普通民眾本來已經夠累了，為何還要雪上加霜？
薛兆豐的觀點有點讓我耳目一新：擁堵費篩選的不是貧富，而是需求。再有錢的人也不願意交擁堵費，在他不需要的時候富人也會把道路讓出來；而窮人在遇到緊急事件的時候，哪怕貴一點，也會選擇使用更快的這條道路。
而且，擁堵費真的開始收的話，也是對富人的懲罰。試想一下，如果真的能收交通擁堵費，公交車在寒冬的高峰期也能不堵車，讓人們按時回家，乘坐公交車的人每個人只需要多付一點點錢就可以，但是那些在上班高峰期還堅持一個人開一輛車的富人，付的錢的多多了。
長期主義就是追求幸福最大化
之前朋友圈有一段話很流行：抽菸喝酒紋身泡夜店看起來很酷，但是實際上一點也不酷，因為只要想你就能做到！只有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才酷，堅持看書、寫字、早起、健身……能夠堅持，並且戰勝自己本身的才是真正的酷！
今朝有酒今朝醉，將來的日子可能沒這麼好過，反過來今天多吃一點苦，多花一些時間來學習，將來的日子會更好過。這是一種平衡消費的觀點。因為我們每個人追求的不是今天的消費最大化，也不是明天的消費最大化，而是終身每一個時間點的收入之和最大化。
我們都知道，兩頓不吃飯，第三頓飯就會特別香，但是為什麼我們不會為了追求這種特別香的感覺連餓自己幾天才吃一頓飯，而是一天三頓飯呢？就是因為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剎那的最高幸福，而是幸福總量的最大化。
沒有天賦也能比別人乾的更好
職場時有很多老油條，他們把自己的碌碌無為歸因於自己的智商低、沒天賦、能力差……但事實並非如此。經濟學大師亞當·斯密曾說過：即使一個人隨機擲骰子選擇了一個職業，只要全力以赴專注地幹下去，就能比大多數人乾的更好。
用經濟學的思維來看，這就是比較優勢原理：每個個體如果把有限的資源，包括時間喝精力，只用來生產對他們來說機會成本比較低的那些產品，這樣整個社會產品的總價值就能達到最大，而且每個個體的境遇都能得到改善。
自己跟別人比，可能樣樣都比別人差，但是跟自己比，一定會有比較優勢。我們只要堅持做一件事，放棄其他的機會（可以理解為垂直某個領域），總會找到我們的比較優勢，然後不管是用“一萬個小時定律”，還是“刻意練習”，總會熟能生巧，稱為行業內的佼佼者。
為什麼女生都不願意結婚了？
過去，大家稱讚女人的時候，用的形容詞是年輕、漂亮、少女等，女性的價值高峰在人生的早期。而形容男人優秀的詞是成熟、有魅力、有成就，這些往往發生在人生的中年階段。
所以女性在年輕的時候追求者比較多，隨著年齡越來越大，成為“剩女”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而男性相反，一開始無人問津，隨著年齡的增長，各項條件也變得穩定，在擇偶的市場上反而開始挑剔起來。最終的結果就是年齡大的女性“將就”；而年齡大的男生找了小很多的女朋友。
而如今的社會，女性掌握了越來越多的話語權，女性的價值也不再侷限於生育，而是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越來越多的女性不再把婚姻當成人生幸福圓滿的唯一途徑。 畢竟，外面的世界比起柴米油鹽的瑣碎更令人嚮往。
網絡上的鍵盤俠哪來的勇氣？
相信很多人跟我有同樣的困惑：生活中外面見到的人都很文明禮貌，但一上網卻有那麼多的鍵盤俠？表面上看他們在伸張正義，實際上，他們說出的話不堪入耳，一句話就能輕易地毀掉一個人。
經濟學家布萊恩·卡普蘭曾提出一個“理性胡鬧”的理論，來解釋人們在面對市場決策和民主決策時的區別：人們在做經濟選擇時，因為自己要承擔後果，所以會很理性；但在政治領域，由於每位選民都不需要對自己的政治主張直接承擔責任，所以人們會理性地選擇不理性。
經濟學的這個視角很獨特，但我覺得可以很好地解釋“鍵盤俠”現象：人們在需要承受代價的時候就會變得理性，在不需要承受代價的時候就會放縱自己的無知，就會放縱自己的感情和偏見，讓自己錯誤和不負責任的|觀念對別人產生巨大的外部負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