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作为儒家典籍“六经 ”之一，是一部蕴涵着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以言简意深、微言大义著称，如果不加以注释，后人很难理解其义。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邹氏传》、《夹氏传》五部，因后两部已经失传，所以《左氏春秋》、《公羊春秋》、《谷梁春秋》又被称为春秋三传。
仲尼厄而作春秋
公羊春秋
西汉初期，统治者开始信奉黄老之学，不再打压儒学，儒学获得了比较宽松的生存环境，逐渐活跃起来。儒家学者们开始整理和恢复先秦时期的儒家典籍，使得先前流失的各种名著得以重见天日。
到了汉景帝时，公羊寿和弟子胡毋生将祖辈世代口耳相传的《春秋》注解整理归纳，定稿“著于竹帛”，是为《春秋公羊传》，也叫《公羊春秋》、《公羊传》。其中记录的内容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公羊春秋》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
公羊寿的祖先公羊高是战国时期齐人，受学于孔子的弟子子夏，所以一说《公羊春秋》的作者为公羊高，或笼统的称为公羊子。
《公羊春秋》成书以后，受到了儒家学者的追捧，人们争相研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董仲舒。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到了目不窥园的程度。他充分发挥《公羊传》的微言大义，引经论事，甚至用《春秋》断狱，将经书与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春秋公羊传
武帝尊《公羊传》
《谷梁春秋》和《公羊春秋》本是一脉相承。相传《谷梁春秋》的作者谷梁俶也是子夏的弟子。汉武帝时期，公羊学派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和谷梁学派的代表人物江公同为汉武帝讲解《春秋》。《汉书·儒林传》中记载：
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
公羊学说里宣扬的"大一统"思想迎合了汉武帝的治国方针。《公羊传》认为孔子在《春秋》中贯穿了“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是孔子专为汉代天子而制定的治国纲领。
汉武帝将公羊学说尊为正统，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开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更化运动，开创了空前的丰功伟绩。《公羊春秋》的地位在汉武帝时期也达到了顶峰。
西汉后期走下坡路
中兴之主汉宣帝即位后，听说祖父在世时喜欢《谷梁春秋》，就把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和侍中乐陵侯史高找过来，询问他们。谷梁子本是鲁学，公羊氏是齐学，因这三个人都是鲁人，遂向宣帝进言说，应当兴学《谷梁》。
石渠阁会议
甘露三年（前51年），汉宣帝在皇家图书馆石渠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萧望之等五经诸儒二十三人共同探讨学术，政治，社会等诸多问题。其中有一项是“
平《公羊》、《谷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由汉宣帝亲自审定。结果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赞同《谷梁》学说，。同《公羊春秋》相比较，《谷梁春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主张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求。汉武帝之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与日高涨，与《公羊春秋》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从此《谷梁》学大为兴盛，政治地位高于《公羊春秋》。
东汉光武帝
东汉建国后，光武帝刘秀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极力推崇君权神授的现点，废除了《左氏》《谷梁》两家的博士，恢复了公羊学独尊的地位。
汉朝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取代了以公羊为代表的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余年，到了清朝鸦片战争前后才被重新提起。
《公羊春秋》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哲学。它的产生和盛行迎合了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是研究秦汉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