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
海明威擅長創作悲劇作品，這是眾所周知的。
他早期的《永別了武器》自不必說，巔峰狀態時的《老人與海》也是悲劇，就連微型小說《橋邊的老人》也是如此——它創作於二戰前夕。亨利與凱瑟琳的悲劇，源於那場非正義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老人聖地亞哥的悲劇，既有對手過於強大的因素，也有自己過失方面的原因。
海明威在創作中
說橋邊老人的命運是悲劇的，那又是因為什麼呢？在這篇微型小說中，海明威似乎並不急於回答。
這篇小說採用了第一人稱有限視角，書中的敘述人“我”，既與作者若即若離，又跟老人保持適度的距離。海明威並不想讓敘述人滔滔不絕地來“講述”故事，而僅讓“我”“顯示”了極為有限的信息，卻遮蔽了更多的內容——它們都在冰山下面。
作品中的“我”，是一個藝術形象，不是作者本人，但他身上肯定有海明威的影子，尤其是體現了30年代海明威蛻變再造的結果。
“我”以一個反法西斯戰士的身份出現在西班牙，說明海明威已經從“迷惘的一代”的迷失、彷徨、悲觀、絕望中解脫出來，已經重新振作，去找尋到真正的正義事業，併為之而奮鬥。
青年時代
應該說，海明威赴西班牙參戰的使命依然是“拯救”，拯救即將遭受佛朗哥勢力塗炭的西班牙民眾。然而，事與願違，共和政權無力迴天，海明威只能眼睜睜看著西班牙共和國的覆滅，看著悲劇又一次降臨於歐洲大陸。
他悲憤萬分，徒嘆無奈，又不甘於失敗。
這一次，他又把思想託付給了小說。
“我”與戰友們的使命是挽狂瀾於既倒，捍衛共和政權，保護西班牙人民，完成拯救使命。可是，結局是悲劇的，“我”連橋邊老人都保護不了，任憑法西斯衝過浮橋，將老人與無數平民吞噬掉……
西班牙內戰
這裡的“我”，肯定不是小說創作時的海明威，但與西班牙內戰時的海明威又多大關聯，就不好說了。
“我”似乎是胸懷壯志豪情來到西班牙的，似乎對政治更關心，更喜歡宏大敘事，更在乎保護西班牙，而不是某一個西班牙人。老人引起“我”關注，只是因為他太顯眼了——“我”完成任務前後，他都坐在前邊一動不動，而別人都疲於奔命呢。
“我”只看到了老人的笑臉，看不到他心靈深處。更何況“我”是一面敷衍著，對老人做著例行公事式的問詢，另一方面凝視著浮橋的那一面，期待著戰事的爆發與激化。
這個“我”似乎更在意老人的政治傾向，看得出來，少了那麼一點深沉的關愛。連一個老人都不能拯救，何談拯救西班牙？
橋邊老人的命運就是西班牙內戰中弱勢群體的縮影，“我”並沒有關注到，而海明威銘刻在心。
所以，他在行文中安排的敘述腔調既不同於《永別了武器》的感傷又剋制，也不同於《老人與海》的昂揚與亢奮，是內斂而平穩的。這樣做，既體現了海明威反思之後的成熟，也隱含了對“我”一類人面對悲劇漠然處之態度的批評……
內戰畫面
無論什麼樣的戰爭，都會帶來人道主義災難，於其中小人物命運更是悽慘。炮火連天，血雨腥風，橋邊老人們的命運必然是悲劇的，甚至是多重悲劇，連“我”也深陷其中，也就無法拯救。
作者運用敘事重複，展現老人的絮絮叨叨。老人萬念俱灰，卻僅存一念，就是拯救自己的動物。他卻拯救不了，因為法西斯不允許。
細想起來，不那麼簡單：老人的動物可都是一些象徵，兩隻山羊可能是迷途的羔羊、獻祭的羔羊、任人宰割的羔羊；四隻鴿子可能是諾亞方舟上的鴿子，看來它們銜不來橄欖枝了：至於貓，原本就是撒旦的化身，擔心是多餘的……
“我”想幫助老人擺脫法西斯的蹂躪，卻發現老人沒有鮮明的政治態度——非敵非友，何談拯救？說到底，“我”關心的是消滅敵人，而非拯救老人。
“我”對老人有同情之心，卻沒有感情共鳴，因此，“我”讓他走過橋去擺脫險境，可他卻走不動了——“我”想，我已盡了義務，是他不想過去……
《橋邊的老人》入選高中教材
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不一定必然成為一個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者。如果對人的觀察只是淺嘗輒止，不能深入到對方的內心世界，就不能瞭解對方，進而與對方溝通交流，產生共鳴，也就不能完成拯救的使命。
老人才是“我”們最需要拯救的人，“我”們的心中不僅要有敵情，還要有對弱勢群體的柔情。老人沒有家，沒有產業，卻富有愛心，與動物相依為命，閃耀著人性的光芒。見微知著，老人應該是這個國度裡最需要幫助的人，而“我”卻熟視無睹。不關注橋邊老人”們的命運，你打馬德里保衛戰、捍衛西班牙共和國，勝算又在哪裡呢？
小說中的“我”，沒有寬廣的胸懷，沒有必勝的信念，一點也不奇怪，因為連要拯救誰都命運搞清楚。他的悲劇在於他的糊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