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的歷史上曾經有這樣一場運動，它被後人評價為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矇昧中的覺醒”，這就是戊戌變法。
這場運動雖然最後失敗了，但是也極大地改變了當時國人的思想，還留下了“戊戌六君子”可歌可泣的故事。大眾認知下，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兩方的實力懸殊，但是，在後人的研究中卻發現，這場運動的失敗，與領導者康有為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甚至可以說是由他直接促成的，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在經歷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之後，清朝的形式已經岌岌可危，為了挽救統治，年輕的光緒帝試圖通過變法來改變國家落後的狀況，於是開啟了歷史上著名的“維新運動”。但是這次改革只持續了僅僅百天就失敗了，光緒帝也因此泣血瀛臺。
有人說是因為慈禧太過專權，有人說是因為守舊勢力強大。但俗話說，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領導人的素質是很重要的，維新運動的領導人康有為只是一個沽名釣譽的冒進的主義者，也註定了維新運動的悲劇。
當時的清朝深陷列強欺凌之中，民族危機十分嚴重。康有為作為思想開放的有志之士，曾經“中夜屑涕，仰天痛哭，為面瓜分之禍，保中華之種族。”
所以他上書建議光緒帝進行變法，並提出了大量的設想，比如廢除科舉考試，興辦新式學堂，發展商業等等。由於當時他和梁啟超聯合了當時603個一起進京考試的舉人，史稱“公車上書”。這一系列措施毫無疑問是適應當時的發展潮流的，但是這並不代表康有為所有的建議都是正確的。
而且他提出最大的一個主張是什麼呢？他曾向光緒多次進言：
大臣守舊，當廣召小臣，破格擢用。
言外之意就是他和他的學生是年輕的臣子，要把權力全都分給我們，而架空那些老臣子。要求權力可以理解，如果真的對國家有益的話也可以，但是他的變法看起來非常不切實際，就比如他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荒誕的思想：
“中國人滿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離亂迫至，考遍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經緯度與吾近，而地域數千裡，亞馬孫河貫之，肥饒衍沃，人民僅八百萬，若吾名往，可為新中國。”
他是什麼意思呢，就是在中國飽受列強侵擾，國家積貧積弱之時，將國民全部遷往巴西，成立一個新的中國。捨棄我國的國土，泱泱華夏如何會出這麼一個“叛賊”！這個觀點在如今看來都是石破天驚的，更何況是在當時安土重遷的封建社會，不知道他為何會如此有自信。
除此之外，他還提出過將全國的礦都賣給英美，換錢來發展經濟，將中國和日本進行“合邦”來壯大國力等建議，當時朝中的大臣都評價他“其言荒誕”沒有人理他。從這三個荒誕不經的提議可以看出，康有為的想法堪稱“危言聳聽”，博人眼球，不管是放在封建的清朝還是放在思想先進的現在，都是毫無邏輯的胡言亂語！
而能有這種思想的康有為是變法的領導人，恐怕失敗也是在所難免，這只是他的不切實際，還有他人品卑劣的地方，這就是讓康有為臭名昭著顯露康有為本性也是導致了變法失敗的“衣帶詔”事件。這讓無數正義變法之士人頭落地，人們評價他：
安維峻：“惑世誣民，非聖無法”。
章太炎：“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
茅海建：“康有為的言論多有誇張自揚之處，須得處處小心”。
為了實現自己的權力進行的一系列作為，堪稱病態，遠大於超過對變法的需求，直接導致了變法的失敗！
“衣帶詔”是指古代皇帝受到軟禁，喪失權利之後，來號召心腹之臣推翻異臣的詔令。那麼光緒帝此時為何會被軟禁，這衣帶詔又下了什麼令呢？
根據康有為自己的講述，自己在公元一八一九年接到了光緒的“衣帶詔”，詔書上說自己變法遭到了慈禧的阻撓，現在被軟禁起來，要求康有為等人去救他，所以康有為就發動了一場政變，企圖殺了慈禧皇太后，但是不幸失敗了，這也就將維新變法帶向了滅亡。
但是楊銳（戊戌六君子之一，被清廷定罪後處死）的兒子在整理楊銳遺物的時候，發現了一道光緒寫給楊銳的秘密詔書，而這道密檔正好還原了歷史真相，內容與康有為說的完全不符，甚至，這詔書根本就不是傳給康有為的！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即如十九日之硃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
光緒的意思很明白，變法的步子邁的太大了，慈禧太后不願意，可能導致我皇位不保，但是我還是一心堅定變法的，你們給我想辦法既能讓慈禧滿意又能推進全面辦法。注意到了嗎？光緒在衣帶詔中提都沒提康有為的名字！
但是康有為聽到這件事後，就感到非常不平，他覺得自己才是變法的主力軍，為什麼卻給楊銳下了詔書呢？他認為自己未來的權利受到了威脅。但是轉念一想，他竟然厚顏無恥地認為以自己如今的地位，並不是楊銳可比的，所以皇帝一定是被軟禁了，表達不了真實的意思，於是就有了他“圍園殺後”的舉動，讓慈禧太后勃然大怒，造成了後來維新變法徹徹底底的失敗。
更為可恥的是，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早早的流亡海外，六君子為了民族大義為了社會進步人頭落地，此時還尚無人能與他對峙衣帶詔的真假，他便在多地刊印自己手持真實的衣帶詔，現在繼承皇權，代表光緒的意志，在各地成立保皇會，大肆斂取洋人和華僑的錢財用於自己花天酒地。
同時，他還用這些錢遊歷各國，待得回國之後，還刻過一枚印章表達自己的“功績”：“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週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裡。”明明是拿著假的衣帶詔各地騙錢遊玩，他還頗為自得，實乃國賊也。
其實我們根據後來的史料記載和光緒對大臣的對話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與維新派的矛盾並非不可調和的，她曾經在一定程度內接受變法，只是礙於清朝貴族的地位，要維護一些臣子的利益。
倘若變法是循序漸進的，或許真的可以成功，但是誰也沒想到，出了康有為這麼一個爭名奪利的小人，為了自己的權力和追求，無恥的激化了矛盾，讓本在萌芽中的變法集團受到了毀滅打擊，直接導致了變法的失敗。
這場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無數志士為了解決民族困境帶來的火種，就在康有為的“領導”之下被扼殺了，這也帶給我們啟示：主事人往往是決定事情能不能成功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