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99年6月，貝聿銘與著名建築和文物專家吳良鏞、周幹峙、張開濟、華攬洪、鄭孝燮、羅哲文、阮儀三聯名向北京市政府提交意見書《在急速發展中要審慎地保護北京歷史文化名城》，指出北京舊城最傑出之處就在於它是一個完整的有計劃的整體，因此，對北京舊城的保護也要著眼於整體。應該順應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與發展的客觀規律，對北京舊城進行積極的、慎重的保護與改善，而不是“加速改造”。應儘快著手從舊城的整體出發研究北京歷史文化名城的保護問題，使舊城保護與整治、歷史文化區保護和文物保護這三個互相關聯的層次形成一個整體。在此基礎上，制定具體的保護政策和措施，編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完整的《北京歷史文化名城保護規劃》。1994年至2001年，貝聿銘指導兒子貝建中、貝禮中設計位於北京西單的中國銀行總部大廈，往返於北京與紐約之間。
20年前，在中國銀行總部大廈建築工地上，貝聿銘接受了時任新華社記者王軍的採訪，這則訪談後來收入了《中國建築口述史文庫》。貝聿銘在採訪中提到了自己設計的中國銀行總部大廈從中國古典建築中吸取的靈感，不戴“帽子”，要有花園——中國式的花園，“石頭是昆明來的，竹頭是杭州來的。樓內有園，是空的，像四合院，四合院裡面是空的，有天井。”他對四合院這一建築形式評價很高，認為“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築，還是中國的代表建築，四合院應該保留，能保留應該保留，要保留的話，因為地價很高，那還是不大容易”。對於把北京高樓拿到古城外面去蓋這種巴黎式的發展路徑，貝聿銘認為為時已晚，當下最理想的情況是把城牆“再造起來，裡面不動，改良”。
在貝聿銘逝世之際，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從《中國建築口述史文庫》中選編了這篇訪談的內容，以期與讀者一同跟隨老先生的目光重新審視與思考西單甚至全北京的建築。
《貝聿銘先生談中國銀行總部大廈設計》
受訪者簡歷：貝聿銘，男，1917年生於廣州，成長於蘇州，1935年赴美國攻讀建築設計，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短暫學習後，轉讀麻省理工學院。學習之初，曾聆聽柯布西耶在波士頓建築協會演講，認為這是自己職業生涯最重要時刻。1940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建築學學士學位，並獲阿爾法羅西獎、美國建築師協會獎、麻省理工學院旅行獎學金。1943年至1945年在美國國家防衛研究委員會工作。1945年在哈佛大學設計研究生院任助理教授，1946年獲建築學碩士學位。1948年，赴紐約加入房地產商齊肯多夫（William Zeckendorf）的韋伯奈普公司（Webb & Knapp Inc.），任建築部主任。1954年加入美國國籍。1955年，成立貝聿銘建築師事務所（I. M. Pei & Associates. 後改稱 I. M. Pei & Partners.）。設計了美國國家美術館東館（1968—1978）、肯尼迪圖書館（1964—1979）等美國地標式建築，以及費城社會嶺公寓（1957—1964）等住宅與城市更新項目。設計作品分佈於多個國家和地區，法國巴黎盧浮宮改造工程的設計（1983—1993）使他獲得世界級聲譽。在中國設計了北京香山飯店（1979—1982）、香港中國銀行大廈（1982—1989）、北京中國銀行總部大廈（1994—2001）、蘇州博物館（2000—2006）。
他在《貝聿銘全集》（2012年出版）中文版序言中寫道：“離開中國八十多年了，而七十多年的建築生涯大多在美國和歐洲，應該說我是個西方建築師。我的建築設計從不刻意地去中國化，但中國文化對我影響至深。我深愛中國優美的詩詞、繪畫、園林，那是我設計靈感之源泉。”1983年，貝聿銘被授予普利茲克獎，評審團贊曰：“本世紀最優美的室內空間和外部形式中的一部分是貝聿銘給予我們的。但他的工作的意義遠遠不止於此。他始終關注的是他的建築聳立其中的環境。”
採訪者：王軍（時為新華社記者）
訪談時間：1999年9月12日
訪談地點：北京西單中國銀行總部大廈建築工地
整理時間：錄像資料整理於1999年9月13日
審閱情況：未經貝聿銘先生審閱
王軍（以下簡稱王）：您在中國銀行總部大廈的設計中是如何體現中國特色的？
貝聿銘（以下簡稱貝）：這個問題非常難做，因為中國古代的建築沒有這麼高的。所以新的不能硬做，給它一個頂。
王：（指了指馬路對面的北京首都時代廣場大廈）比如像這幢樓，加個中國式屋頂？
貝：我們不需要屋頂，這個問題我們要另外想辦法。中國的建築在北京應該有古代中國的文化的表現。在這種房子裡面表現我認為做不成功，不會好的。做是可以做，紅的柱子都是錯的。
王：那怎麼做？
貝：做到裡面，裡面有花園。裡面有花園，國外也有的了，可是我們的做法是中國的做法。石頭是昆明來的，竹頭是杭州來的。樓內有園，是空的，像四合院，四合院裡面是空的，有天井。
王：您對中國的園林很看重吧？比如香山飯店也是這樣設計的。
貝：哦。（舉起大姆指）中國的園林在藝術上，可以說在世界範圍內都很有地位。建築就不同，建築一向都是矮的、平房。高塔是有的，還有廟、皇宮。但現在這種寫字樓以前沒有。所以我不會走以前的那種路，（指著北京首都時代廣場大廈）像這樣擺一點屋頂，戴一個小帽子的辦法，（搖頭，擺手）我不會做。
王：對北京的舊城保護，您前段時間跟吳良鏞、張開濟、周幹峙等先生曾提出一個建議，還得到了高層領導的重視。
貝：應該。他們（吳良鏞、張開濟、周幹峙等）是中國建築界的傑出人才，也很有經驗，對中國古代建築很有研究。他們也很贊成保護、保留、保存中國古城，比如四合院、故宮附近不要造高樓。這種問題，他們和我都同意。他們這方面的問題比我研究得多，我是美國人（笑），回祖國一年一次，所以我的話說出來沒什麼力量。
王：您以前說過在故宮附近不能蓋高樓吧？
貝：那是1978年我回來，谷牧副總理請我到人民大會堂談話，那個時候我就發表這個意見。他說能不能在長安街給我們造一個高樓、做一個建築物？我說不行，不敢做。做了以後，將來人要罵我，人家不罵我，子孫也要罵我。他聽了以後，哦，我跟你也同意。他說周總理以前也說過這個話。我說好，既然你們都同意，再想辦法吧。那次之後，清華大學的吳良鏞就提議高樓呵，應像一條線，從故宮向外慢慢增加，在裡面都是文物，進了故宮看見高樓都圍住你，故宮就破壞了。大家都同意。所以現在（中國銀行總部大廈）我們也不造得太高。
王：現在有人提出，北京應像巴黎那樣，把新的大樓都拿到古城外面去蓋，像拉德方斯那樣。
貝：太遲了。最好、最理想，長城（按：指城牆）再造起來，裡面不動，改良。
王：怎麼改良法？
貝：現代化，高樓在外面。但晚了，來不及了。我覺得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築，還是中國的代表建築，四合院應該保留，能保留應該保留，要保留的話，因為地價很高，那還是不大容易。能保留應該一片，不要這兒找一個王府，那兒找一個王府，這個是不行的，要一片一片地保留。
王：（中國銀行總部大廈內的）這個花園您是怎樣設計的呢？
貝：池子裡的石頭，是從石林找來的，這些石頭不是（石林風景區）那裡面的，石林附近有很多這種石頭，它們在田間野地裡，我們是廢物利用，他們（當地人）準備砸碎了做石灰。為什麼我要找那種石頭呢？（作握拳狀）因為這種石頭很壯，太湖的石頭（擺在這裡）就不像樣了，太細氣。太湖石很細氣，在四合院、小花園、我們家裡面是可以用的，在這種大廳裡面只能（用石林的）這種石頭，我很早就覺得一定要用這種石頭。在香港中國銀行我本來預備要用的，後來因為聽說是我選的，他加價十倍，敲竹槓，那我就說不要了。結果我們到柳州去找，柳州的石頭沒有這麼好。但（石林的石頭）香山飯店是有的，那時是因為有一個將軍（作拿電話狀）幫我聯繫。
（旁人：香山飯店的石頭沒這個好。）
貝：這個好。
王：這是貝先生親自挑的嗎？
貝：不，不，香山飯店是我挑的，那個時候，我們可以挑的地方很小，在這個地方可以挑，別的地方不能動的，國寶嘛。這次在外面挑的，範圍大一點，選得好。不是我選的，（指著身邊的年輕人）是他們選的。這些石頭很重。在這個大廳裡擺什麼東西呢？這個現在還沒有做好呢，（指著水池中的卵石）將來這些都要拿走的，要鋪黑石擺水，黑石擺水，就可以反照投影，一塊石頭就變兩塊了。這個大概明年才可以看到。還有竹子，室內植物，能生存的很少，比如外面的槐樹，一搬進來，一定死，養不活的，養得活的極少。養得活的幾種，竹子是其中的一種，它上面有噴水，我昨天看了，每一天噴幾次，竹葉的水量一定要高，有竹子跟石頭就夠了，我要求竹子也要大，他們到廣西，後來到杭州拿來的，但這個竹比較細小一點，所以我看來應該再大一點。
王：以後再長一長會不會大一些？
貝：竹子不會再長大，所以我叫多加幾個高的，這樣有高有低。（手指大廳）這個地方照我的看法是廣場之一，人民可以從這兒走到西單，中國銀行不讓我這樣，也許它……這個我沒有權。我的意思是人們可以走過，來來往往。（手指大廳裡端）那裡面可以作銀行的，（再手指大廳）這裡應該公用，應該走來走去，（手指東南角大門）那個地方就不同了，重要人物從那裡進，兩面有梯子，（手指東南角大門內側的花池）這個種花的，攔住一點，但看是可以看，走過去沒那麼容易。（手指東南角大門頂部）招待所（按：指接待廳）在上面，本來我設計時上面可以看到天壇，現在包先生把我擋住了，看不見了。
王：聽說這是您的收山之作？
貝：這麼大的不做了，小的還做，自己玩。
王：為什麼？
貝：時間問題，這個工作我做了7年了，再過7年，我要這麼走路了（作拄柺棍狀，笑），不行了。第二，組織，我現在沒有組織了，我從事務所脫離了，沒有組織了。沒有組織就做不成功。（指身邊的年輕人）他們是老朋友了。
王：您對這個建築滿意嗎？
貝：很難說，建築，在北京，高度有限制，這個我不反對。同時，業主要求做很多平方米的建築容積量，這兩個有矛盾，結果建築顯得很重，如果要它輕，要挖空，裡面空了，從外面看進來應看到是空的，白天是不成問題的了，看得見，晚上有問題，裡面照明很重要，這要花好幾個月來做好。晚上要通過照明，讓人從外面可以看到，這麼大的建築物裡面是空的！
也許領導人看到東方廣場他們都歡喜，哦！亮！但我們不能太亮，太亮了裡面的光就出不來了。明白嗎？就是外面太光，裡面的光就出不來了。照明是可以照明，但外面不能太光，（手指大門）這裡面應該有燈（光）可以出去。現在裡面的照明還沒有做成功。將來裡面的照明要做得好，做得強、有力（作握拳狀），外面的照明還是要的，可是裡面的照明，光出來比較重要一點。這個建築跟旁邊的不同就是這點，旁邊的建築用反射玻璃，光出不來的，我們用的都是透明玻璃，光可以出去。
王：您剛才提到了東方廣場，這個建築在北京的建築界有許多不同看法，您對此有什麼意見？
貝：這個……我不能批評。（擺手，搖頭，笑）
王：您覺得長安街上需不需要這樣的建築呢？
貝：（想了想）老實說，是可以的，因為長安街很寬。最要緊的是，比如長安街都要建這樣重的建築，樹很重要。全部長安街，都要一樣的樹，像法國香榭里舍大街一樣，拿這個樹照明，你明白嗎？不要拿這個房子照明。房子弄那麼大，又那麼亮，就錯了。你要那麼大，可以的，就不要那麼亮。要用樹來照明，進了長安街，都是樹，不是都是房子。越是大，越是不要太亮。現在長安街……我又要批評了。（笑，擺手）
王：19世紀50年代初建長安街的時候，梁思成先生提出不應在舊城裡面開大馬路，說沿著大街蓋大樓是錯的，而應在外面建一個行政中心區，把長安街兩邊的新建築拿到那兒去建。
貝：這個剛才我跟你說過了，太遲了！城牆你不要拆呀！城牆拆了，是毛主席決定的，我又不能批評呀！（大笑）城牆最好是不要拆，城裡面保留，高樓做在外面。這個最理想，巴黎就是這樣做的。
王：梁思成先生以前在美國跟您談過這件事沒有？
貝：沒有談過這件事，因為那時候我還沒有看過北京，沒見過北京。他在聯合國作建築顧問的時候，我跟他見過面，他說你應該回來，幫幫我的忙，乾乾建築。我說好呵。這是1947、48年的事。那時候我回不了了，拿不著護照了，我那個時候還是中國的護照，老的，中國的護照。
王：您以後還可能在北京設計新的建築嗎？
貝：不搞了，讓他們年輕人去搞，中國是他們的世界，不是我的了（笑）。貝氏事務所，將來他們來做，不成問題，你看這個大建築，就是他們幾個人跟我的老二，他們能做這麼大，今後什麼建築都可以做。我是退休了。（笑）小的玩意我來，大的不行了。
這個建築，老多門呀，也是個問題，到處都是門關門的，他們（業主）不想這樣，太多門不好管理。（手指東南角大門）這個門是重要人物進來，（手指東、南兩側大門）這兩個門照我的意思，是公眾的，（手指大廳裡面的門）那兩個圓的，銀行員工用，從那裡上下樓。要問銀行，他們大概會說：最好一個門了，但這個房子大，一個門是不可以的。我在香港蓋的那個，地方沒這個大，但比這個高，還前後做了兩個門。我覺得現在是對的，他是否讓民眾走過這裡面，從復興門外到西單？這是將來他們的權力，我沒有（這個權力），不過我給了他們這個機會。我希望他們放行，這裡麵人越多越好。（笑）不過銀行管理就麻煩了，人太多不行。
王：這樣的設計是不是一種美國的方式？
貝：有一點。也許在中國要用中國的辦法，但我給了他們這個機會，可以放開，但他們認為應該關起來，我心裡不安，但不能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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