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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之为小说，在于其是一门艺术，而非其它。如果要真正地理解小说怎样存在，就要从艺术的角度出发。我们曾经讨论过常论对于存在的遮蔽，但是较之于常论，还有比其对存在的遮蔽更甚者，那就是形而上学或哲学的“真理”。
海德格尔曾在《意识作品的本源》中指出，艺术是存在者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如此说来，真理乃是包括小说在内的一切艺术品之应有之意。那么作为探寻存在之小说，即需要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而其要探寻之存在又受真理的遮蔽，这就形成了一个在逻辑上很难说得通的矛盾。但是，在实质上，海德格尔所提出的“真理”与我们贯常所认识的真理，即哲学或形而上学之真理不同。
海德格尔
哲学之真理大致上包括两类，即“事情的事实”和“命题的真实”，与之相应的就是“事情真理”和“命题真理”。前者指现成事物与其合乎理性的本质概念的符合一致，后者指一个陈述与它所陈述的事实符合一致。总而言之，就是“知与物”的符合。这就是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真理。此种真理所体现的无非是一种存在者的普遍状态，属于形而上学和科学的认知理念。作为小说的艺术，如果被这种真理所支配，那么其艺术性自然就会丧失殆尽，那么就不能称之为小说，至少不能被称为作为艺术品的小说。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反映“现实”和表现“真实”来谈论小说。这并非是一种艺术的态度，而是哲学或科学的态度，而对小说的认识，也只能停留在肤浅的经验层面上。停留在所谓的“知识与事实符合一致”的“真实”层面上，而忽略了“真理”，即“真实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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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艺术中的真理呢？就是“真”之理，而不是真的“理”。前者是从存在的“本真”出发，而后者是从人的主观意识出发，是一种主体的认知行为。因此，我们可以说，艺术中的真理，即“真”。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者的无蔽”，就是存在者所显示出来的自身。小说探索存在，就是要让存在自行“涌现”，让存在者从遮蔽处走出，成其为一个如此这般的存在者本身。
小说作为一门艺术，或者说小说作为艺术的一种存在方式，其本质就在于勘探存在。作为无蔽的自然显现，就是达到了真，小说为人们达到真开拓了一条道路。但是小说在求真的同时，还要表现美，如果不表现美，小说同样脱离了艺术的本质。我们来看一下，何为艺术中的美。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论》中指出：“一切存在者之存在就是最显象者，也就是最美者，最立于自身中者。”海德格尔对美的界说，即非概念，也非定义。因为此二者皆是以往哲学或美学“是什么”的一种表述，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海德格尔却是从存在和艺术的角度出发，不再规定或者定义美“是什么”，而是探讨美“怎样存在”。海德格尔对美的界说，还有诸如“万物中真正的自行显示者和最能闪现者。”“美就是存在者之在场状态，存在就是存在者之真实。”“那么其自身而未闪现者，即真实，也就是美。”从存在出发，“真”即是“美”，越是真，也越是美。真与美实乃指存在的本真状态，也就是艺术得以发生的起源。“艺术乃是使事物作为讨人喜欢的东西那样的意义上的美的表达，然而艺术实为存在者之存在的敞开。”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小说的存在方式：探寻存在，抵达本真，显现美。从古到今的一切具有艺术价值的小说，都是让存在如其所是地自行显现。小说以自己的方式敞开存在者之存在，亦既澄明存在，从而让存在者之真理得以发生。因此，小说所表现的内容，越是接近真理，越能体现出更高层次的美。“真”可以由“思”来达到，而美可以由“诗”来表现。真与美是不可分离的，那么“思”与“诗”也同样不可分离。因此，作为艺术的小说，其创作就离不开思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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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哲学同样都表达思想，但二者在表现思想时，却是有很大差异的。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提出了四个召唤，即游戏的召唤、梦的召唤、思想的召唤、时间的召唤。他在思想的召唤中，特别强调这并不是要将小说转化为哲学，而是要在叙述故事的基础上，运用所有的手段，不管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叙述性的还是思考性的，只要它能够照亮人在存在，只要它能够使小说成为一种最高的智慧综合就可以运用。
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所说的这种非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我们可以称之为“思”。思与哲学的思考的不同之处在于追问方式的不同。后者的追问方式是“是什么”，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到海德格尔之前的哲学，几乎都是在不停地追问存在“是什么”，而“是什么”所得出的回答都是一个存在者。如柏拉图的“理念”，笛卡尔的“主体”，康德的“物自体”、叔本华的“意志”等。这种追问方式，就是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是主体的一种“骄横跋扈的天才活动”。而思却不同，思不再追问“是什么”，而是探索“怎么存在”。
如此，思就从对象化的认识转而成为了对存在的体悟，从外在的认识成为融合的体验。诚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思的本真姿态不是追问，而是对那个将要进入问题之中的东西的允诺的倾听。”哲学之思与文学之思的最大区别即在于此。伟大而充满智慧的哲学著作，可能会给人带来一种求知的愉悦，但是不会给人以灵魂深处的感动。而文学却不同，文学能让人以倾听的方式来融入存在之中，在诗性的语言中感受瞬间而永恒的存在。人在文学中体验到的是自身的本己存在，是对本真生命的理解。无论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堂吉诃德》到现代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国古代的《红楼梦》到现代的《围城》。东西方的小说，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存在，而真正作为艺术的小说，无不是诗与思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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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小说最基本的层面。任何小说皆为语言所写就，一部小说由什么样的语言来书写，决定了这部小说是否具有艺术性，即“诗性”。小说的意义在于对存在的探寻，若要达到此目的，就需要运用一种诗意的语言。诗意的语言是对存在的“纯粹的说”，因此是一种本真的语言。而作为“诗性语言”的本真语言，不仅仅是说，而是在说者和听者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和理解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经典的小说，无论其成书年代离我们多么久远，在倾听其语言的道说时，我们都会产生“同感”和“共鸣”的原因。因为诗性语言的本真纯粹之说，能让我们达到存在，让存在者如其所是的显现。
语言在本质上是诗性的，而我们的日常语言和技术语言因为重复的言说，用乏味的常论和论证类型的真理，将世界上的事物按照有用无用来区分，以物化和对象化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和人本身。生活世界渐渐地成为一个由工具理性主宰的、毫无意义的物质世界。语言的本质被扭曲，存在被遗忘。
诗性语言如何能达乎本真的存在呢？乃是因为其具有“命名”和“召唤”的作用。诗性语言的召唤，是一种词语的创建。在小说中，我们所见者皆为词语以及由词语聚集所成之意象，而意象就是把不在场的存在者的在场带到近旁。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开头有这样一段描写：“在遥远的山巅上空，还淡淡地残留着晚霞的余辉，透过车窗玻璃看见的景物的轮廓。退到远方，却没有消逝。但已经黯然失色了……这当几，姑娘的脸上闪现着灯光、镜中映像的清晰并没有减弱窗外的灯火，灯火也没有把映像抹去，灯光就这样从她的脸上闪过，但并没有把她的脸照亮。这是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她的眼睛同灯光重叠的那一瞬间，就像在夕阳的余辉里飞舞的妖艳而美丽的夜光虫。”在这段描写中，晚霞的余辉，窗外的灯光，姑娘的容颜，都通过词语的创建，被“邀请”进一个暮色苍茫，亦真亦幻的世界，给人一种置身于雪国列车上的身临其境之感。晚霞、灯光，姑娘，虽然是不在场的，但是它们的诗性存在却被带到近旁来。不仅如此，落寞、孤寂、空幻、美丽、绚烂、清冷也同时被召唤来到近旁，共同聚集为一种难以言表的美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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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要体现的真理，需要诗性的语言。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能称得上诗性语言呢？诗性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之处，在于其多义性和含混性。既然语言的本源是诗性语言，而诗性语言能抵达存在，澄明真理，那么多义和含混不是让真理被遮蔽了么？其实不然，因为诗性语言所澄明的存在本身是历史的、生成的。因此，要使这变动不居的存在，真正地在语言中持存，那么所运用的诗性语言必然是多义和含混的。
乔伊斯
乔依斯的短篇小说《死者》中有这样一段话：“他静默地站在过道的阴暗处，力图听出那男声唱的是什么歌，同时，向上凝视着妻子。她的姿态中藏着某种典雅和神秘，仿佛她是某种东西的一个象征。他问自己，一个女人站在楼梯上的阴影里，聆听着远处的音乐，究竟是一种什么象征。倘若他是个画家，他就要把她此刻的神态画下来。她那蓝绒帽将会在幽暗的背景上衬托出她头发的古铜色；她裙子上那些深色的花饰将会衬托出那些淡色的部分。倘若他是画家，他将把这幅画命名为远方的音乐。”在这段描写里，乔依斯并没有运用意识流的手法，而是采用了传统的现实描写。但是这段话所表现的是什么呢？站在楼梯阴影里的女人？一种神秘的象征？亦或远方的音乐？文本中明确地描写了这些，但又不完全是。在这些词语里还包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东西，对于这难以言说之物，我们只有融入其中去体验，这就是存在。或许我们每一次读到这段描写，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因为这段文字所表现的不是一个具体人物和存在者，而是既表现为瞬间，而又永恒的存在。
存在持存在诗性的语言中，而正是诗性语言的多义性，形成了对于理解者的封闭与敞开的双重性。语言是存在之家，存在即在语言中敞开，这种敞开能让存在者不断地澄明自身。因此，对于理解者来说，形成了“遮蔽——澄明”的不断更替，从而达到对语言未有言说的言外之意的倾听。因为任何存在者，都是此在通过自身对存在的理解，而体验和领悟出来的。因此，小说就是作者把自身对存在的领悟，用诗意语言建构出来的艺术。
如果没有诗意的语言，就不能让人真正地融入其中去体验存在，而没有运思，就不可能真正地倾听到存在寂静的言说。因此，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勘探被人类遗忘的存在的小说，是诗意与运思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