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是贾平凹在2005年发表的一部具有相当份量的长篇小说，它花费了作者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作者在后记和有关这部小说的言论中反复地强调自己是在惊恐中写作、写得慢、写得苦：书稿整整写了一年九个月，这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再干别的事，……古人讲：文章惊恐成，这部书稿真的一直在惊恐中写作，完成了一稿，不满意，再写，还不满意，又写了，仍是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在这部小说中，贾平凹完成了对故乡的重构，被誉为是一部记录着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乡村社会在历史巨变中走向破败的百科全书。可以说，《秦腔》的出现标志着作者对于重构故乡的相关探索已经成熟。《秦腔》不仅揭示了当下农村社会的一般状况，更是对整个看了乡村世界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它所呈现的是一幅完整的乡村图景。但是，图景所展示出来的乡村世界是残破的一一土地和人的双重异化、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支离破碎。
土地和人的双重异化
《秦腔》提出了一个真实而又残酷的现实问题——对土地的冷漠及人们传统的土地伦理观念的丧失。清风街的土地因为修建公路和铁路不断地在减少，年轻一代的农民和农村干部都对此并不在意；清风街的许多年轻的农民为了摆脱贫困，抛弃维系人的生命的土地，纷纷涌入城市务工；留守人员大都是老弱病残，没有足够的劳动力，村里的土地闲置、荒芜许多。尽管以夏天义为代表的老一代农民试图守护正在瓦解的土地，然而还是无力回天。看着清风街土地大片地荒废；因建造农贸市场和道路，上好的土地被切划的七零八碎，夏天义愤填膺，一心想将那些荒芜的土地利用起来，种上庄稼。土地被侵占，夏天义和村干部抗争，并开始种植闲荒的地，甚至带着哑巴和疯子引生去开挖七里沟，以期扩大村里的土地种植的面积。小说中写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夏天义吃土，当赵宏声问他为什么要吃土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也不知道，只觉得好吃。这是一种对土地的近乎愚忠而又坚定的行为方式，是他极爱土地的一个极端的表达方式。只有在夏天义这样的农民这里，土地才发挥着它原来的功能，才享有它原来的尊贵。然而，面对城市化浪潮的日益壮大、农民摆脱贫困的极大愿望，夏天义们所作的努力却显得十分无力。
秦腔是秦地秦人的一个个性鲜明的文化符号，是特定的地域文化的象征。贾平凹选择这样一个极具涵盖力的精神文化标志作为小说的名字，他内心的情感是复杂的，这已不仅仅是在讲述故事，而是通过秦腔的当下境遇来表达作者的现实关怀与焦虑意识。秦腔代表的传统民间乡土文化的正在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农民失去家园，失去了精神的团聚力，失去精神家园，拈取秦腔，大加书写，表达了贾平凹对于精神失乡无处可归的焦虑和恐慌。
土地是中国农民的生活和生产的基点和载点。在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中，中国农民清醒地认识到土地的价值，并形成一套关于土地的伦理观念——农民必须去土地上寻找自己的幸福生活和生命的意义。用小说中的人物夏天义的话说就是农民就是土命，没有了土地还叫啥农民。在夏天义的眼中，土地以及围绕土地而形成的一系列伦理观念重于个人的生命，于是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用在了土地上，无论是他年轻时候带头修梯田、挖水库，还是他老年时领着哑巴与疯子去开垦土地、吃土、葬身土中，都表现出他对土地的热爱与情深，因为他一生的荣耀与光环都来自于土地。他代表着清风街老一代深受土地恩惠，并且爱戴土地的农民。但是，新时期改革以来，清风街农民心中的土地意识逐渐淡薄，以土地为生活重心的观念也渐渐发生变化，致使土地无故闲置、荒芜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这使得夏天义为土地的命运感到忧虑，并不辞辛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捍卫土地的生命和尊严。
从事创作三十年来，贾平凹一直有着深沉的土地情结，无论是乡村小说还是城市小说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他曾大声疾呼我是农民，表明作家还保留着一些农民的品性，通过表现夏天义对土地的热爱、对土地前途的忧虑，表现了自己对土地的深切关怀。城乡差异扩大，城乡居民的两极分化加剧，农民的生活贫困、地位低下等问题格外显著。重民生是贾平凹一直以来所关注的。
贾平凹在《秦腔》中自觉运用了底层视角，其叙事人的话语来自真正的底层生活，并以真正的底层人的视角来关注底层乡村人民的生存状态。清风街的人生活在相对保守的环境中，其家庭的经济条件相差不大，但自从实行经济市场化的运行以后，人们开始注重自己的经济实力，于是开始从土地上寻找发展经济、发家致富的方法。有一些人能够适时的抓住机遇，使家里富裕起来，另外一些人却不能看到机遇，仍旧过着贫困的生活。因此，农村里的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激化了农村的各种矛盾。清风街的贫富差距是如此明显，有钱人夏风生活优越、三踅财大气粗，而武林和狗剩则穷困潦倒至无法维持生活。
土地支撑、供养着人们的生命，为人们的生存提供营养和血液，当它被异化的时候，人们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小说中，清风街几乎所有的人都发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化，有的从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无所适从游民；有的从本份的农民变成农不农、工不工的下层务工者；有的从农民变成游离在城乡的贫困者等，他们的位置都有了改变，但是无论怎样改变他们都不到真正的出路，既不能回到过去，又无法真正的前进，是一群被切断了根（土地）、游离于社会边缘的人群。在外务工的农民，饱受城里人的冷落和歧视，因为自身的经济条件低下，在这样一个以金钱来衡量人的社会地位的社会，难以得到尊重，甚至于他们的人格也受到践踏。
白路因为在建筑工地被砸伤，因老板故意延误救助而死亡，其生命只值六千元。作者在发出追问：中国为什么会存在农民工这个阶层？底层农民打工真的会富裕起来？如何真正保障底层农民的利益和权力？贾平凹时时关注着这一批挣扎在贫困线上、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群，并在《秦腔》中把他们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开始了对底层农民出路的思考。
到小说快要结束的时候，一场连天大雨毫无预警地来了，将土地神庙的柱子冲倾了，土地公和土地婆全立在泥水里。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细节：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土地公和土地婆是土地的保护神，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上至君王，下至平头百姓都要祭拜土地神，以求土地神保一方安平。土地庙被毁，土地神失去高高在上的地位，而小说中多次写种粮的土地被遗弃、被随意践踏的种种细节，不能不说土地的权威时代已成为过去。它已失去自己的传统职能，土地沙化了，建立在土地之上的人们的伦理观念也异化了。
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疯子张引生，在《秦腔》中他的身份是多重的，既是叙事者，又是人物角色。小说一开篇写的就是张引生，但是他一出场就被异化，而且是自己亲自操作的。他因爱而不得，将自已阉割，从此，他失去作为男性象征的生殖器，不再是个真正的男人，他变成了男女两者之外的另一类。
张引生的异化不仅仅表现在身体上，也表现在他的言语行为和对爱情的追求上。他的言语、行为古怪，为常人所不理解，却如一位神秘的预言家，言必成真。他既普通，又充满神性；既无知又无所不知，既无所在又无所不在，这使得他的身上笼罩着一些神秘的色彩。他承载着所有语言和非语言的经验，既是文本中的社会生活的具体参与者，然而，与其他人相比，他又是一个边缘人物，无法真正的融入正常人的世界。他作为小说的主要叙述人，还是小说的角色参与者，也就意味着他游弋于生活世界和角色世界里，以一种非正常的身份行走于世界并解释着世界。
显然这个人物身上，贾平凹设置了某些文化隐喻和符号的功能。作为叙事者引生的叙述并不是纯客观的平铺叙述，而是打破常规的逻辑思维，既混乱又异常丰富。此时，引生是人，还是神？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他是符号，还是他物？他是正常的，还是异常的？他的叙述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无法给这些问题一个确切的回答。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他作为一个参与具体社会生活的人，已经发生了变异，是一个异化的存在。
小说中另一个着墨较多的人物是白雪。她本是一位美丽善良的秦腔演员，作为自己终生理想的职业，白雪引以为傲。从她与作家夏风结婚以后，一切都变了：她热爱的秦腔演艺事业越来越走向衰亡，最后沦落为只能到村里乡里为红白喜事唱戏，而不能真正登上舞台，将之发扬光大，这彻底地摧毁了她的梦想；她与夏风因价值观念不同婚姻走向破裂，从原本清纯美丽女子变成了一名留守农村的弃妇；她千辛万苦怀胎生下的孩子又是个畸形儿，这个变异的孩子的出现，隐含着白雪与夏风两人的变异。
夏风本是从农村里走出去的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是城市将他异化：他生命的根在农村，他却要拔掉他的根。他作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知识青年，却深受传统封建重男轻女的思想的影响，他对待自己的亲生骨肉不冷不热，甚至还毫不犹豫地要抛弃自己的女儿，又让人感觉到他那落后的、自私自利的狭隘思想意识。他称自己那天生不健全的女儿为怪胎，还要从白雪怀里夺孩子去扔掉，当家人捡回他扔掉的孩子的时候，他仍然没有一丝悔意。由此看出，他的冷漠、无情与残酷，令人无限伤感。他与其他进城人农村人不同，不但身体被城市化，道德思想观念也被城市文明所异化。由于经受不住现代城市文明的诱惑，他背离了自己的亲人、土地和故乡，失去善良纯朴的本性，甚至是泯灭了人性。他在现代城市文明的异化下，己经改变了遗传基因，从一个纯真的农村人变成一个旁观者，以局外人的姿态来对待家乡的改革与发展。他与白雪的婚姻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的、和谐的男才女貌式的婚姻，所以生下畸形的后代也并不意外。
在贾平凹的其他小说中，畸形的人物时有出现，如颜铭的豁嘴婴儿（《白夜》，菊娃和子路所生的双腿残疾的儿子石头（《高老庄》，以及《秦腔》里夏风和白雪所生的患先天性肛门闭锁症的女婴，这些先天性畸形儿，都具有强烈的文化隐喻色彩。这些象征性的意象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简单地重复，它们隐含着作家深刻的反思。贾平凹反思的是由于城市现代文明对乡村世界的强制性入侵，使得乡村文化传统正在丢失，又由于现代文明的某些基因残缺，因而给乡村文明带来冲击的同时，却并未引发乡村传统观念的真正嬗变，而是新旧掺杂，冲突不断。
呈现在《秦腔》里的清风街迷信活动盛行，赌博猖獗，乡民集体性地缺乏自我意识和觉醒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孕育出健全正常的新生命？如果说在小说《白夜》中豁嘴婴儿的出现是对作为现代城市文明标志之一的整容术的嘲弄，隐含了作家对城市和现代文明的批判，以及对传统乡村文明的肯定；《高老庄》中的残疾儿石头生活在矛盾丛生乡村环境中，却又有多种奇异的才能——画画、针灸、预知未来等，体现传统乡村文化的魅力，显现着作者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态度是矛盾的，既深恶其弊端，又眷恋不舍；那么到了《秦腔》里，昔日美丽和谐的乡村己然不在。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只能感受到清风街的死寂、萧条、愚昧、落后。子女不孝顺父母；乡村干部不考虑农民的实际困难，只催交粮款；人们法制观念淡薄，抢劫、赌博时有发生。大多数农民在贫困线上挣扎，他们的尊严被践踏，精神麻木不仁。此地的人发生了变异，清风街由昔日的美好故乡几乎变成了混乱不堪的废乡。这些景象在文本被一一呈现，作者的心酸与无奈深正其中。现代文明的强势入侵与传统文明的论落，种种因素交叠冲突，其结果是人的异化。
二、文化的变异
近代以来，随着人与社会异化的加剧，城乡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明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世界文学的主题之一。西方作家较早关注现代文明对自然人性的异化，因此，在西方式的人道主义精神的主导下，他们大多以捍卫自然人性为宗旨，对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城市文化进行批判和否定，而对代表着自然与传统的乡村文化进行赞美。而在表现同一世界性的主题时，贾平凹没有简单地模仿西方的作家，他既借鉴西方文学艺术，又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表现出他的艺术独创性。
在清风街，除了老一代的农民，很少有年轻一代的农民把传统道德伦理当一回事。不但没有传承传统文化自觉，甚至在践踏。从清风街的人与其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再也无法感受到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魅力。小说中所写的乡村社会生活几乎完全脱离了传统文化及其道德价值体系，相反是一些杂乱的四不象的文化观念。这种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形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但是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变异，也是对现代文化和城市文化的扭曲。
首先是传统文化的变异。秦腔是《秦腔》的魂脉，是《秦腔》作为小说艺术存在的重要标志。这部小说以秦腔来命名，小说中直接有关秦腔的笔墨很多，大约有一百处左右，大多数地方写得十分精彩传神，甚至将秦腔乐谱直接嵌入小说中。
秦腔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精神产品，是秦人在秦地这块热土上吼出的声音，寄托着一代又一代秦人的喜与乐。秦腔是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意象，它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剧种，承载着千年历史文化的沉淀，代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成为千百代秦地人的精神财富和依托，是沟通前人与后人精神世界的桥梁。其中县秦腔剧团的衰亡和秦腔演员命运的起伏，是时代发展和文化变迁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之一。
从两位最爱秦腔的人物的命运来看，秦腔在小说中有着双重的象征性意义：它是爱与美的象征，白雪因爱秦腔而美丽，夏天智因为秦腔神魂颠倒才能释放生命的激情；它又是不幸的导火线，白雪因为放不下秦腔，舍弃与丈夫同去省城生活，从而使自己婚姻的陷入困境，最终发生不幸；夏天智因无法振兴岌岌可危的秦腔，最后带着遗憾离世。
就是这样的《秦腔》却不能在清风街甚至更广的地方继续存活，面临被淘汰的命运。清风街人以前最爱看秦腔的演出，每逢秦腔演出团来到清风街都会引起相当大的轰动，人们早早去占座位，总是千方百计地与演员们攀谈，每每唱到精彩的段落，总是情不自禁地与之相合。然而，在当下秦人的心中，它却魅力不再。在清风街的其他村民那里，秦腔已经被遗弃，村里的秦腔演出无人问津，年轻人热衷于外地业余歌手陈星的都市流行歌曲，这与以前秦腔演出的热闹场面形成相当大的反差。清风街里的人们不再将秦腔演出当作他们闲暇光和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他们甚至还嘲笑秦腔演员、无事生非地挑剔舞台上的毛病等，秦腔演出最后只落得个为个别红白喜事跑堂的下场。
在清风街大多数人的心里，它已经不再具有艺术欣赏的价值，其艺术形式、艺术风格和存在价值都遭到质疑，甚至连身为秦腔演员的白雪也感觉到秦腔曲目有些古板，老旧，只能无奈地面对秦腔不敌流行歌曲的严峻现实。对清风街人们来说，秦腔变了，变得枯燥乏味。其实是在现代化浪潮的推动下，受城市文化的影响，清风街人的品味变了，陈旧的秦腔表演已经不能满足他们。
因此，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秦腔也就成了过时的、庸俗的表演，而忘记了它曾经为他们带来的快乐，忘记了它曾有过的辉煌。秦腔被扭曲和被遗忘的命运也喻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乡村文化也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难以逃脱被扭曲和被遗忘的命运，将要黯然淡出历史舞台。秦腔这种过去深入民间的艺术，由于种种原因已经陷于内外交困的境地，朝不保夕。它的式微，是传统乡村文化整体的悲哀，贾平凹对此既感到惋惜，又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只能发出一声哀叹、一声绝叫。小说中那只叫来生的狗所吼出的那声秦腔，便是作者内心的呐喊。传统的优秀文化已不再被人们所重视，更不能被新一代的人所理解，甚至于清风街的人还不如动物更懂得珍惜传统文化。
因此，秦腔在小说文本中的功能就是在清风街新老两代之间进行断代，成为他们之间的一道难以消融的隔膜。
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经济的运行使得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开始崩溃，打乱了在自然经济运行中所形成的乡村生活秩序。清风街上的一些人事变迁反映了这些变化，人们不再看重从土地上获得收益的本职工作，将各种关于土地道德伦理置之脑后，以土地为生活中心的格局开始瓦解。他们为了追求金钱，满足物欲，恬不知耻，作出有损人格和尊严的事情。
小说中花了不少的笔墨来写清风街的道德败坏，如村里的黑娥原为卖豆腐的武林的妻子，却嫌弃家贫，不守妇道，公开和庆玉调情，最终抛弃武林，也破坏了菊娃的婚姻；白娥为了钱，便给三踅当起了地下情妇，却还与疯子引生发生不伦的性关系；清风街的年轻姑娘们跟随马大中去外闯荡，从事不良的职业，甚至于清风街也出现了赌博、嫖娼的事情，村干部曾因嫖赌而被抓；夏雨随随便便将翠翠带回家，并且与她同居生活，完全无视父母的感受，让父亲气得发病；翠翠在公开在村里从事卖身活动；夏家的儿子们不孝顺父母，推脱责任，等夏天义死后，没有抬棺木的人，儿子们只好亲自上阵，甚至还为了立碑的事情相互争吵。小说中这样写道：在清风街，天天都有致气打架的，常常是父子们翻了脸，兄弟们成了仇人……。
以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决定他的社会地位和尊严这样的观念越来越被清风街的人所接受，如狗剩的问题不被人关注，终于逼得他自杀；武林在村里受人歧视，只是因为他穷。一些为政者不能灵活地处理政事，导致狗剩的悲剧，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这些不干不净的事，在农村已经见怪不怪，加剧了农村生活秩序的混乱程度，此时的农村再也与净土无缘。
作家一直把乡村看作是他的精神家园，无论是他的乡土题材的作品，还是城市题材的作品，都书写了自己的乡土情结。在长篇小说《商州》、《浮躁》中，还能看到作者笔下那美丽明朗的田园风光，能感受到秦地人充满着血性和力量，能邂逅那纯洁、朴素的秦地人，而这一切都是现代文明所缺乏的。作者欣赏故乡一草一木，留恋风土人情，故乡是他安放灵魂的家园。到了《秦腔》，作为力量与血性代表的秦地人，在清风街似乎正消失于茫茫天际，纯洁朴素的品质也渐行渐远，只能看到世风日下，一些人仗势欺人、利欲熏心，家庭不和睦，尔虞我诈，道德观念日益沦丧。即使是作为传统伦理道德模范家庭的夏家，也无法看到父子兄弟之间的温情。这并不是作者记忆中的故乡，也不是作者可以寄托他灵魂的家园。
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所说：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包脓水，或许它会淤地，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不再属于我。现实的乡土世界已经发生变质，逐渐将记忆中的故乡图景覆盖，能否保留记忆中的一切成为作家最为紧张的问题，因此产生寻不到精神家园的焦虑，恐惧失去故乡美好的记忆。正如作家所说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其叙事的目的就非常明确，抗拒失忆，重建精神家园。
清风街的人事变迁是改革进程中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命运的缩影，然而，在《秦腔》中我们再也不能看到和谐安宁的景象，看不到那田园牧歌式的悠然，也难以感受到传统乡村文化的真正魅力。清风街在经济浪潮的推动下，不但那些悠久朴素的民规乡约无人看重，而且那些传统内敛的伦理观念等这些维持人信念和生活秩序的东西在消失，而且清风街上许多人听秦腔、唱秦腔也难以为继。秦腔作为传统文化的遗产，已失去它作为人的精神支柱的纯真性质，变得面目全非。在小说中，秦腔是小说的角色之一，其坎坷的命运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象征着传统文化的衰落是势不可挡的。通过对秦腔命运的展示，显示了作者既对传统文化进行深深的反思，又为其命运感到忧心的两难处境。
其次，现代城市文明的变异。贾平凹在这部小说中并没有用那样多的笔墨去写现代城市文明，也很少直接写现代城市文明，而是通过写现代城市文化在乡村扩散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冲击与影响而间接来写。小说以凝重的笔触，讲述了现代文明侵入乡村世界时，给乡村民间文化所造成的毁灭性打击。现代城市文明不仅直接影响着进入城市的乡下人的物质生活和思想观念，也影响到留守在乡村的人的生活，将乡村也纳入到现代化进程中来，造成了传统的乡村文化的断裂，城不城，乡不乡，乡土气息消失，乡村伦理道德也几乎溃散。在特制欲望泛滥的城市文化的冲击下，乡村社会在变，在跟；然而这一变一跟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没有变得更加富足，文明，反而自己的根失去了。
关于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传统的民间文化被颠覆以后，农村还剩下什么？一个没有了秦腔的故乡还是真正的故乡吗？秦腔去后，如何找到真正能够体现乡土个性的文化标志？难道真的要让乡村世界变成城市社会的翻版吗？这是贾平凹在写《秦腔》的过程中无法回避也无力回答的问题。
而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如果没有人再唱“秦腔”，我们该如何回去？正在“消亡”的和“变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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