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万春
中华大药房创业于清朝光绪33年，创办人为浙江省宁波慈溪县人氏冯孚真。该人是上海华美药房学徒出身，当年仅二十几岁，精明强干，精通药品与拉丁文，自己还会配制多种药水。他曾被北京某药房聘请当过两年师傅，并和北京中华药房经理王少甫共同经营过药房。后来两人分头各自创立商号。王少甫在北京前门大街开设中华药房，并在西单设分号。冯孚真就到张家口开设中华药房。
光绪年间，当时的察哈尔都统是满族人，那时兴办新的企业如得不到官府支持是办不起来的。冯孚真在北京有一亲友叫戴实甫，该人在北京大清银行的银库从业，他对冯孚真到张家口开设中华药房帮了很大的忙。戴实甫在北京出面招集乡友筹资纹银五千两，共分十股资金，冯孚真本人只凑一股，并由他担任经理，在张家口开始创办中华药房。另外戴实甫还把冯孚真介绍给当时的张家口的官府，因此得到了官府的大力协助。如官方出面给找房子，立招牌，办开业手续等。中华药房旧址是一家中药店，因营业不振而关闭，后由官方出面转让给中华药房。这座房子曾被义和团烧毁过，其主人是天主教徒，后由政府赔偿修建，地点在张家口最繁华的武城街中心。地址选定后，冯孚真在北京就赶制货架，寻求货源，其货架材料皆是南方硬木，用黑漆漆刷，药品大部分是进口的名贵药物。一切就绪后商店于光绪33年4月正式开业。开业时，门面挂着都统府、察哈尔王爷府送的挂金匾，为“妙手同春”，右为“功同再造”。正中为“中华大药房”。两面有大清朝的龙旗高悬左右。开线时挂鞭点炮，人来人往，异常热闹。
中华大药房以经营进口西药为主。其品种有原料药，例如：铱锰氧、碳酸镁、来苏尔、碘、硼酸、氧化镁、碳酸钠、碳酸钾以及许多配方原材料药品，还经营外敷内服上百种进口药品。从进口药品的国名来看，有德、法、美、日、瑞士等国。外科的绷带纱布、脱脂棉、胶布等也是进口的。此外还经营自己配制的多种药酒剂，药水合剂，如安眠药水、筋骨疼痛药水、喘息气管炎药水、肚痛药水、治消化不良的药水等二十多种。
民国15年(1926年)，我进中华药房学徒，拜冯孚真为师。冯看我忠厚实在又勤奋好学，有长远打算，所以对我非常满意。他认为我有事业心，因此愿意把自己的经商经验及业务技能传授给我。他教我拉丁文药名常识，以及配制药水的技术等，我很快即掌握了。那时我认为应把卖药和行医结合起来，这样更能活跃业务。有了这种想法后，我就自费买了西医书籍，如解剖学、病理学、生理学、药物学及各种临床医学。每晚自学到深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请教于我市的各家西医。由于自己发愤刻苦学习和不耻下问，便逐渐掌握了西医的主要技术。1935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卫生部派人来张家口甄别中西医。我报名投考，取得了西医第三名的好成绩，被公认为正式医师。之后，我即在中华医房挂牌行医，诊疗所设在药房的楼上，从此中华药房生意更加兴旺。当时张家口的老百姓公认我行医谨慎，不辞辛苦，不分昼夜，随叫随到，态度和蔼，而且收款合理，所以求医者络绎不绝。当时自己还不是经理，但已掌握了整个业务。
业务的开展情况关系着企业的兴衰存亡。当时张家口的大部分人民对西医是陌生的。后来经过宣传。才使大家对西药治病的作用逐渐有听了解。我为了进一步宣传西医西药，曾发动药房从业人员在街头巷尾摆设西药，向人民详细讲解其性能和作用，并将日本的仁丹等白送给群众，以扩大影响。从此人民对西药疗效快、省事、价格便宜等优点逐渐有所认识。
最初中华药房的营业额并不大，利润也不高。其主要原因是中华药房内部的从业人员大部分是浙江宁波人，多数不习惯于北方生活，那时药房规定二年轮流回家探亲一次，他们觉得很别扭，所以不能安下心来从枣业务，只是得过且过，无心去钻研业务。开业几年，红利比较低，众股东提出就此歇业，或转让别人经营。经理冯孚真又在亲友帮助之下，将其它八股资金全部归还原主，这样冯孚真就由原来一股变为九股，另外那一股是上海协兴公皮货庄王品三的。该人每年来张家口收购皮货，也得到冯孚真的大力帮助，两人相处甚好，所以愿意互相支援。为了把中华药房办得兴旺起来，冯又把家乡的人员大部分换为本地人，把他的堂弟冯成豪调为药房的经管兼总会计。在业务和对外关系上也做了一些调整，从此营业状况便大有好转。每年除去一切税收、工资、伙食费和杂费开支外，净余纯利可达2000余元。冯孚真当时已近50，每年春节前来张家口一次，一则安抚从业人员，另外将所得红利带同。
回想我进药房学徒时，年龄已较大了，当时学徒的大部分是16-17岁，而我已是20岁了。由于自己热爱医药学，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因此对待业务非常认真，对待买药的顾客和和气气，穷富一样，真正做到童叟无欺。通过2、3年站柜台卖药的实践，自己还发觉店内有许多不利于药行商业的做法。为了把生意搞得更加兴旺，经过昼夜思考并和大家商议，我总结出四条经验，并得到了主人的赞同和采纳。这四条是：
第一、店员之间要和睦相处，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使大家都有事业心和奔头，共同把药店经营好。为达这一目的，我向店主冯孚真提出要关心店员的生活，对店员不能过分克扣，使大家的生活得到满意。店主基本按我的意见办了，这样大家的劲头就调动起来了，为了药房的事业能够齐心协力去各行其事。
第二、要训练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利用空闲时间组织大家学习业务。要求大家务必熟悉每种药品的功能、成份、疗效和用法。对顾客也要和气，要详尽地介绍所买药品的性能，使顾客信任药房，并通过他们去招揽更多的生意。
第三、药房营业员对所经营的丸、散、膏、丹在货架的位置必须了如指掌，随手可取。另外还要熟悉哪些药物销得快，哪些销得慢，药物的产地、历史、是否名牌、价格、有效期等，都要牢记，丝毫不能马虎。绝对不能出售过期和腐坏变质药品，否则影响名誉，失去了群众的信任，营业就无法搞好。
第四、教育从业人员必须熟悉药品库存积压情况和脱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减少积压，扩大营业额，增加利润。
由于店主采纳了我的意见，所以当地群众很信任中华药房。营业额逐日增加。生意也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后来我又加强了对西医业务的钻研，并在药房的楼上开办了诊疗所，生意越发活跃起来。张家口市其它药房对中华药房的一举一动都非常注目，他们也仿照设立诊疗所。但他们的医生是外请的，看病和卖药是两回事，医生和药房要讲分成。而我们却不同，经理是我(开设诊疗所时我已当上了经理)，医生还是我，因此条件都好于其它药房。旧社会同行之间竞争很厉害，相互之间都在争夺顾客，我不断改进经营方法，经常采取一些新的措施。例如旧社会张家口妓女院很多，妓女性病(俗语花柳病)普遍流行，而德国的六O六注射针剂，对此病疗效很好，注射后虽不能根除病源，但立刻即能解除一段时间的痛苦。妓女患者纷纷到医院注射此针剂，那时别的医院注射一次收手续费1元，我自定只要到中华药房买德国晌六O六针剂，可以免费注射。仅此一项中华药房每年就能售出六O六针剂数几千支之多。
我对待看病和出诊都极为认真，做到昼夜出诊，随叫随到。遇上危险病人，我都要多次去观察，以便掌握疑难病例。对于病重死亡者我总是找出原因并向家属讲解清楚。我对待病人从不摆架子，也不吹毛求疵。对家贫无力治疗的病人，特殊的不付钱也给治，有的可以缓期付款。当时我在张家口的名声很好，找我治病的人越来越多。对于穷苦百姓治了病交不起钱或欠帐的，为了避免从业人员有意见，这些钱我一律从医疗手续费项目中支付，这种办法对我个人的收入必然要减少，但对药房的收入却不受什么影响。我的目的是为了治好患者的疾病，团结好从业人员共同把药房经营好。
在中华药房的带动和影响下，张家口又相继开设了亚北、佛惠、中美灵术堂等西药房十余家。另外有些中药店也开始增设西药部，从此张家口的医药业务便逐渐发展起来。张家口的中华大药房在国内许多大城市都很有名望，在国外亦较出名。国外许多制药厂经常和我们保持联系，建立业务关系。国际邮局将张家口命名为Kalgan，并经常用这个代号把药物寄给中华药房。
“七七”事变后，日军向张家口推进。那时冯孚真正在中华药房，他料定日军肯定要侵占张家口，不愿再住下去。那时津浦铁路已中断，他遂从京绥线到太原，绕道陇海线南下回家乡。他堂弟冯成豪也去山西阴县躲避。冯孚真临行时委托我掌管中华药房，当时他将药房存款3000余元全部汇走，把濒于关闭仅有8位从业人员和一些药品的烂摊子交给了我。由于自己已经掌握了药房的全部业务，所以也有信心把它管理好，这样就在日军侵占张家口的前夕，我便当上了中华药房的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