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曾經風靡歐洲的“騎士文學”，我想當今很多讀者第一反應大概就是西班牙著名作家塞萬提斯所創作的《堂吉訶德》。
誠然，《堂吉訶德》確實是一部騎士小說，但讀者看了這部作品之後，便對騎士文學喪失了之前的興趣。所以，歷來認為，《堂吉訶德》是一部“敲響了騎士文學喪鐘”的小說。
這就很有意思了，一部騎士小說卻終結了其所屬的“騎士文學”，人們反而還對其大加讚賞。為何會出現如此有違常理的事情？
《堂吉訶德》之前，騎士小說都寫了一些什麼內容
“騎士小說”，顧名思義，是以“騎士”為描寫對象的小說作品。所以，其價值內涵的變化就在於“騎士”這一階層在社會上所處於何種地位。
據此，西方的“騎士小說”明顯分為了兩個階段。
騎士最初地位比較低微，不過是大封建主手下的武士而已，通過戰功來獲得社會的尊重和封建主的賞賜，以個人勇武著稱。後來隨著土地的集中，騎士開始成為了小封建主，有點類似於中國先秦時期的諸侯，而隨著勢力的坐大，其所獲得的土地等財產出現了世襲的現象。
這個時候的騎士雖然沒有正規的名分，但已經從地位卑微的下層社會里上升為實質上的新貴族，這些群體報團取暖，就形成了“騎士”這一固定階層。而隨著其成為宗教武力的代表，參與討伐其他宗教等戰爭，社會地位開始急劇提高，自此才成為了被所有人所接受的新貴族。
為了擺脫其之前粗俗的形象，就出現了以歌頌騎士英勇、忠誠、善良、榮譽等等美好品質為主要目的的“騎士文學”。
這一階段裡，騎士小說主要是以教化為主，在民眾當中樹立起“騎士”光輝的形象，在精神層面上使得“騎士”成為名副其實的新貴族。他們與老牌貴族最大的不同就在於，舊貴族崇尚家族榮耀，而“騎士”則推崇個人的“騎士精神”，即享樂、愛慕、英勇、冒險、忠誠、公正等等品質。
因為騎士來自於社會的底層，所以對平民往往表現得十分謙遜，更容易獲得底層社會的尊敬，被當做英雄來看待。以他們為描寫對象的“騎士小說”自然就很受歡迎了。
這一時期的“騎士文學”主要表現“愛”與“忠誠”，“理想”與“信仰”等等催人奮進的正面精神，讓普通人充滿著成為英雄的渴望以及對生活毫不妥協的堅韌。
但是，在塞萬提斯所生活的年代裡，騎士小說已經接近沒落，其創作也是越來越離譜。
熱兵器盛行，以盔甲、長矛和騎術為主要作戰手段的騎士階層逐漸瓦解，反饋到
文學領域裡便表現出騎士精神的逐漸缺失。於是，市場上就出現了一批著重描寫騎士“個人勇武”的作品，拋棄了之前正義、英勇的騎士形象，大肆宣揚個人勇力在生活中的應用。
隨著歐洲封建制度的解體，人性中對自由的追求驟然釋放，這個時候騎士光輝的形象開始崩塌，反而是一些率性而活的“強盜騎士”大受追捧，殺人越貨，打家劫舍是這一類形象的常態。
而市場的逐漸庸俗化，更是在這一類“強盜騎士”之外，又衍化出了一批以荒謬離奇情節而取勝的騎士小說。這主要是因為人們發現，推翻歐洲舊有封建制度之後，曾經規劃的美好社會藍圖並沒有出現，在失望之餘，人們更希望有英雄來拯救人類精神的迷茫。於是，利用騎士的英雄形象來編造各種奇聞怪事，這種小說便應運而生。
塞萬提斯所生活的年代，大量充斥著這兩種“庸俗”、“粗糙”、“扭曲”的騎士小說。在這一背景下，以駁斥這類作品為目的的《堂吉訶德》便因此誕生。
如何來駁斥這類作品的荒誕呢？那就是放大其荒誕的特點，以更荒誕的表達來為讀者揭示，這類騎士小說的真面目。
反語藝術，揭露荒誕的情節只需要更為荒誕的表達
《堂吉訶德》為了揭露荒誕應用了兩種獨特的藝術手法，讓小說與生活、善良與欺騙構成了兩對激烈的衝突。
小說放大了一個普通人的幻想，以深受“劣質”騎士小說影響的阿隆索·吉哈諾為表現對象，讓他成為了幻想中的騎士“堂吉訶德”，並且通過他將風車當作“惡魔”並與之大戰、堅信小旅館為騎士城堡並接受冊封等等荒誕事蹟來引爆讀者的笑點。
這種誇張的手法明擺著告訴讀者，這個情節是作者虛構出來的，它只能存在於小說之中，並不是現實生活的橋段。騎士階層早已沒落，現實裡沒有人會做如此荒唐的事情。塞萬提斯只不過是將書中的情節誇大表現，引發讀者對於堂吉訶德荒誕行為的嘲弄。
與文學傳統的表現方式不同，它並不追求達到以假亂真的效果，而是通過誇大荒誕的方式來告訴讀者，
“騎士小說”裡的情節如果放在現實生活中是多麼荒誕。“堂吉訶德”就是那個被“騎士小說”荼毒的可憐人，那麼，誰還要幻想著成為小說中的“騎士”呢？由此也可以看出，《堂吉訶德》其實是一部少見的以“主題先行”手法創作並取得成功的作品。它成功搭建了一個二重空間，在這部小說中，“堂吉訶德”幻想中的世界與正常的社會環境產生了激烈的衝突，並且每一次都以“騎士”的敗退告終。
這就像一出出摺子戲一樣，不斷地強調“騎士小說”有多麼荒誕。
除了這一明顯的對比之外，塞萬提斯又運用了一重隱藏結構，這就是“堂吉訶德”的本體形象。
不論是身為普通人的阿隆索·吉哈諾，還是身為幻想騎士的堂吉訶德，他的所作所為其實都是善良的。之所以迷戀“騎士小說”，正是因為對社會的現實狀況感到不滿，幻想著以“騎士”的道德感來救世；而其化身堂吉訶德之後，所作所為也都是行善濟民，這與那些備受推崇的“強盜騎士”有著本質的不同。
善良之人的淪落是對世人最好的警醒，“騎士小說”對人精神的摧殘由此可見一斑。
但是，也必須看到，善良之人被矇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見證了社會生活的醜陋，幻想著可以做除暴安良的英雄，“俠客夢”便由此而生。《堂吉訶德》也從側面反證了現實生活的空虛與弊病。
塞萬提斯反對的不是“騎士文學”，而是荒謬的作品
《堂吉訶德》到底在反對什麼？其實最直接的內容就是荒謬的情節，這在古今中外很多時代的文學作品中都有所表現，是一個世界性的文學話題。
塞萬提斯寫“堂吉訶德”的善良，顯然不是為了嘲弄“善良”這一品質，而通過“堂吉訶德”對抗社會醜惡的行狀，反而透露出其對真正的“騎士精神”有著一種讚揚。
顯然，造成“騎士精神”淪為笑柄的罪魁禍首自然就是《堂吉訶德》所真正反對的事物。
那就是為了博人眼球而肆意編造的荒誕故事。每一個時代都需要“英雄”作為精神的寄託，但人們不需要虛假的“英雄”。
正是因為這種“奇談怪論”式的荒謬寫法，毫無現實根據的肆意創作，才導致了曾經輝煌的“騎士小說”成為了對人類精神的一種荼毒。
這種情況有點類似於在晚晴時期被痛批的部分“武俠”小說和“黑幕”小說，一支菸杆接連點倒一十八位好漢，為了引人關注而大肆編造社會醜聞，這樣荒誕的描寫其實和後期的“騎士小說”一樣，成為了對人類精神的一種愚弄和摧殘。
一種文學主題和形式成為社會流行話題的時候，往往就會出現為搏眼球而創作的作品。《堂吉訶德》時代流傳的騎士小說就是如此，為了迎合市場的庸俗化，創作者已經脫離現實，公然地愚弄讀者。
聯繫到時下里，其實很多讀者也有過此種經歷，那就是網絡小說氾濫的現狀中，雖然有很多精品出現，但依舊存在大量粗製濫造的作品，缺乏生活常識的描寫讓讀者哭笑不得。比如某些作品中，家族產業遍佈世界，兄弟倆卻為了爭奪100萬英鎊的“鉅額”家產而大打出手；四五歲的幼童成為世界級商業精英等等。
《堂吉訶德》就是為了反制當時這種粗製濫造小說而出現的，將這種荒謬放置於現實社會中，暴露其荒唐可笑的本質。
現代小說創作技巧，《堂吉訶德》已經進行了嘗試
一部偉大的作品，往往不僅僅因為其內涵的深刻，更是有著獨特的形式意義，是一個時代的先聲。以當時的文藝理論來說，未必能發現這一端倪，然而當後來的人們開始追溯創作技巧源頭的時候，便會驚訝地發現，原來在那個時代就有文學巨匠進行了初步地嘗試。
《堂吉訶德》正是這樣一部作品。
1605年，《堂吉訶德》甫一問世就掀起了一年之內再版六次的熱潮，這無疑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於是，很多書商、寫手就像聞到了腥味的鯊魚一樣，紛紛跟風創作，更有甚者假託塞萬提斯之名進行第二部、第三部等等續作。
《堂吉訶德》被帶入了劣質騎士小說的深淵，將“反荒誕”的主題引入了歧路。
為了打擊這些利益燻心的書商、寫手，塞萬提斯在十年之後，也就是1615年出版了《堂吉訶德》第二部。
在《堂吉訶德》續集之中，塞萬提斯無意當中運用了一種精妙的方式，給後世文學研究者提供了極好的樣本。
塞萬提斯為了駁斥各種“《堂吉訶德》偽作”，通過堂吉訶德本人之口來講述其在別人書中的情節，並反其道而行之。他將《堂吉訶德》第一部的故事當做第二部中流行的小說文本，形成了嵌套結構，並且以堂吉訶德本人的口吻來討論其在第一部中的表現以及讀者對這部作品的觀感，比如讀者不喜歡第一部中“堂吉訶德”的“悲慘”經歷，更喜歡“桑丘”的幽默風趣等等。
以第二部作品形成對第一部作品的反思，作者不再是單純地局外人，而是隱隱約約地參與到故事中去。書中的人物開始產生獨立的意識，感覺出自己只是別人故事裡的一個人物，並且表現出一種稚嫩地反抗。
這種手法蘊含著現代主義思潮中“元小說”的影子，是對小說結構的解構，塞萬提斯無意當中的設定成為了後世文學中一種創作技巧。
在這一類作品中，家喻戶曉的就是喬斯坦·賈德所創作的《蘇菲的世界》，主人公蘇菲和堂吉訶德一樣意識到了自己只是故事中的一個角色，只不過蘇菲有著強烈的逃離意識。但在本質上，蘇菲和堂吉訶德是有相似性的。
中國當代作家中，馬原也是這一技巧應用的好手，代表作《岡底斯的誘惑》更是寫得撲朔迷離。
現代主義的創作技巧興起與19世紀末，但在17世紀初創作的《堂吉訶德》中就有了“元小說”的萌芽，無怪乎《堂吉訶德》被文學評論者稱為“西方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小說” 。
以騎士小說的題材來終結“騎士小說”的創作，兼具幽默的表達與深刻的內涵，有趣的故事和超前的形式，塞萬提斯僅憑《堂吉訶德》一部作品就足以躋身於世界頂級文豪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