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一个乌龙，“最早《坛经》只有四千字”的表述，并非胡适所说，而是这边错引了。就《坛经》而言，敦煌本约12000字，惠昕本约14000字，契嵩本约21000字，到明代的宗宝本却约有24000字，版本年代越晚，字数却越多，这是胡适批判禅宗的其中一个论点。
小编：悔！悔！
今日厘清之余，又多了一个机会，可以对胡适的禅史研究说多几句。
宋代以降，因为南宗禅的正统地位相当稳固，关于禅宗史的经典叙事，是以西天诸祖，到初祖菩提达摩，再到六祖慧能作为一脉相承，形成了“五家七宗”的主要体系，又将牛头法融、保唐无住、玉泉神秀等人的法脉视为“次要”的禅宗旁支。在宋代完成建构的禅宗正史，如《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一类灯史，便是此种论述的代表之作。
此种屹立千年不倒的经典禅史，在晚近以来受到了冲击。随着史学进步，日本学界对禅宗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禅宗史的“史实性”加深了怀疑，特别是禅宗材料的不断再发现，以1926 年为起点，致力于“整理国故”的胡适，本着对于国史、禅宗正史的怀疑态度，根据保存于伦敦与巴黎的敦煌禅宗文献，即神会语录及《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顿悟无生般若颂》与北宗净觉的《楞伽师资记》等禅宗早期文献，发表了一系列讨论初期禅宗史的研究论文。
胡适研究禅史其中一个主要论点，是认为神会所主导的禅宗革命，并非单纯是“南宗”与“北宗”关于正统地位的争夺，而是涉及到“般若宗”与“楞伽宗”的宗派冲突。今日《禅宗文化》引用胡适《楞伽宗考》的结论一段，在此篇研究中，胡适认为神会以《金刚经》取替《楞伽经》，便是“般若”革了“楞伽”的命。
神会今设无遮大会，庄严道场，大为功德，为天下学道者定宗旨，为天下学道者辨是非。
这个惊人的控诉，这种大胆的挑战，当然是很动人的。从此以后，神秀一支的传法谱系要大动摇了，到了后来，竟被那个南方老和尚完全推翻了。
这段很动人的争法统的故事，我在我的《荷泽大师神会传》（《神会遗集》卷首）里已说的很详细，我现在不用复述了。简单说来，神会奋斗了二十多年（734—760）的结果，神秀的法统终于被推翻了。8世纪以后，一切禅学史料上只承认下列的新法统：
达摩→慧可→僧粲→信→弘忍→慧能
1100年来大家都受了这个新法统史的迷惑，都不相信张说、李邕、严挺之几支大手笔在他们的大碑传里记载的神秀法统了。
我们这篇考证，只是要证明神秀碑文内所记的世系是有历史根据的楞伽宗的僧粲一支的道信一派的世系。在我们现在所能得到的可靠史料里，我们没有寻到一毫证据可以证明从达摩到神秀的200年中，这一个宗派有传袈裟为传法符信的制度。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袈裟传法说完全是神会捏造出来的假历史。
神会攻击神秀、普寂一派“师承是傍，法门是渐”（用宗密的《禅门师资承袭图》的话）。依我们的考证，神秀是弘忍的大弟子，有同门玄赜的证明，有7世纪末年南北大众的公认，是无可疑的。至于慧能和弘忍的关系，我们也有玄赜的证明，大概在7世纪的末年、8世纪的初年，慧能的教义已在南方稍稍露头角了，所以玄赜把他列为弘忍的十大弟子之一。所以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神秀与慧能同做过弘忍的弟子，当日既无袈裟传法的事，也没有“旁”、“嫡”的分别。“师承是傍”的口号不过是争法统时一种方便而有力的武器。
至于“法门是渐”一层，我们在七八世纪的史料里，只看见达摩一宗特别注重《楞伽经》，用作本宗的“心要”。这部经典的禅法，不但不曾扫除向来因袭的“一百八义”的烦琐思想，并且老实主张“渐净非顿”的方法。所以我们的第三个结论是：渐修是楞伽宗的本义，这一宗本来“法门是渐”。顿悟不是《楞伽》的教义，他的来源别有所在。（看《神会传》263—275页）
来源：般若共修
最后，我们的第四个结论是：从达摩以至神秀，都是正统的楞伽宗。慧能虽然到过弘忍的门下，他的教义——如果《坛经》所述是可信的话——已不是那“渐净非顿”的“楞伽”宗旨了。至于神会的思想，完全提倡“顿悟”，完全不是楞伽宗的本义。所以神会的《语录》以及神会一派所造的《坛经》里，都处处把《金刚般若经》来替代了《楞伽经》。日本新印出来的敦煌写本《神会语录》（铃木贞太郎校印本）最末有达摩以下六代祖师的小传，其中说：
（1）达摩大师乃依《金刚般若经》，说如来知见，授与慧可。
（2）达摩大师云：“《金刚经》一卷，直了成佛。汝等后人，依般若观门修学。……
（3）可大师……奉事达摩。经于九年，闻说《金刚般若波罗经》，言下证如来知见。……
（4）粲禅师奉事[可太师]，经依《金刚经》说如来知见，言下便悟。……
（5）信禅师奉事[粲禅师]，师依《金刚经》说如来知见，言下便证无有众生得灭度者。……
（6）忍禅师奉事[信大师]，依《金刚经》说如来知见，言下便证最上乘法。……
（7）能禅师奉事[忍大师]，师依《金刚经》说如来知见，言下便证若此心有住则为非住。……
（8）能大师居漕溪，来住四十年，依《金刚经》重开如来知见。……
我们看这八条，可知神会很大胆的全把《金刚经》来替代了《楞伽经》。楞伽宗的法统是推翻了，楞伽宗的“心要”也调换了。所以慧能、神会的革命，不是南宗革了北宗的命，其实是一个般若宗革了楞伽宗的命。
关于胡适的禅宗研究，虽然胡适本人自称“客观”“科学”等等，然而其人的观点与遣辞，存在不少可供商榷的余地。胡适认为禅宗正史完全是后人伪造的“神话”，认为灯史即“伪史”，此类带有嘲讽甚至敌意的判断，加之胡适的社会地位，如此再造禅史可谓石破天惊，立即引起了中外教、学两界的巨大反弹与批驳。
有趣的是，作为与胡适在1950年代进行禅史论战的主要人物，铃木大拙便认为，胡适的研究只强调对史料文献的考证，而忽略了对禅宗思想渊源的梳理与解读，胡适与铃木的禅史争论，可谓是基于历史主义的“禅历史”与基于宗教本怀的“禅本身”之争，学界为了调和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又将禅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
而这次禅宗史大论战，自1920年代起，在数十年内断断续续，直至1970年代，印顺法师推出《中国禅宗史》一部，用缜密的学术研究方法，又再全面推翻了胡适的主要观点，由胡适直接引发的禅史大争论便暂告一段落。
然而，禅宗文化仍想复述一次，胡适的禅宗研究，至少可以分为“史料发现”与“历史构建”两个部分，胡适对前者贡献之大，获得了教、学两界的公认；而胡适重建“禅史”，亦为禅宗研究注入了一股全新而澎湃的动力，无论赞同或批判胡适，不得不在胡适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超越，仅凭此点，胡适可谓有开创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