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留有许多老房子。汉口传有许多老故事。在漫漫的时光中，老房子和老故事都朝着历史的深处走去。而今，这些零星散落在城市里的老建筑，就像汉口这篇大文章中的关键词。扣住了它们，就仿佛扣住了汉口的经脉，就仿佛可以听到汉口久远的呼吸和脉动，就仿佛可以看到汉口是怎么走到了今天。
只有认识了它们才能懂得汉口，才能懂得一座城市的成长。
方方
二〇一四年夏
故纸中浮出汉口
汉口汉口,汉水之口。所以,要说汉口,当然要先从汉水说起。
与气势磅礴、浑厚稳重的长江比,汉水是一条清澈而活泼的河流。它从陕西的嶓冢山一路喧哗着奔来,穿山绕峡,蜿蜒跌宕,一直欢乐地跑到武汉。倘若没有长江横亘在前,或许它还想自己奔往大海。可惜浩浩长江切断了它独行的道路。就像一个一心富于个性和自由的人不甘于突然间失去自己一样,汉水也不甘于就这样终结前程。它努力地为自己寻求出路。它不停地改道,东突西窜,四处突围,一忽儿从这里冲出,一忽儿又从那里突入。它的出水口在无数年间,不断地变换。似乎想要为自己寻出一条突破长江的通道。然而,无论它作怎样的抗争,无论它从哪里冲出,它最终的结果却总是跌落进长江。这就是它的命运。命里注定它只能被长江裹挟着一去东去入海。
大约在五百三十多年前,也就是明代成化年间,汉水终于向长江屈服:它作了最后的一次改道。它把水口选择在了龟山北麓一片阔的地带。从此结束了它活泼好动、游移不定的生涯。
于是,有了汉口。
二
其实,武汉双城夹江,由来已久。武昌和汉阳,是两个历史悠久的城镇。久远得要从千年以前说起。武昌在夏商时期就有较大的居民点,及至汉末,已成商镇。汉阳呢,它建城的历史比武昌更早,只是它拥有“汉阳”这个名字要稍晚一点。到了唐宋时代,它的市镇便已呈繁华之态。
当年崔颢跑到武昌的黄鹤楼上消闲写诗,李白也去到楼上送孟浩然远下扬州,他们远眺江北,满眼所见到的只是历历杂树和萋萋芳草;而伯牙在汉阳鼓琴,子期听出他高山流水之志,故事业已传遍整个中国,此时此刻,汉口还没有出现。这也就是说,当武昌城里楼阁重复,灯闪歌呼的时候,当汉阳镇上人喧市井,月照楼台的时候,汉口那厢连个人影都没有。今日之汉口地盘上有的只是汉阳属地内一片荒滩野地和接连天际的芦草。这样说起来,我自己有时候都不太敢相信。
但是,汉水来了。汉水把汉阳从中劈开。它活生生地将汉阳的大片土地自然剥离成一块新地域。双城夹江的格局因了它这突如其来的介入,变成了三足鼎立。从此一个崭新的城镇出现在汉水口北岸。这便是汉口。在很长的时间里,汉口一直都是汉阳的属地。倘要认祖归宗的话,这汉口乃是汉阳所生。它是汉阳不折不扣的儿子。
汉口有居民的历史大约在五百四十年前后。书上说是明代天顺年间,这是汉水改道的前夕。一个叫萧二的江夏县民将龟山北麓一带的河滩废壤承佃了下来。他如同一个“二地主”,顺手又将这片地转包给一个叫张天爵的人,然后每年从张家收取三分银子。于是,张天爵领着他的家人来到了这里。他们在这里筑基盖屋,从此定居于此。汉水改道后,张天爵家便成了汉水边上的第一代居民。五十年左右的时光过去,及至嘉靖四年,汉口便已有人家一千三百九十五户。
相对于浩浩长江,汉水的水势实在是太小。那些打渔或种地的张天爵们便很朴素地把这条长江最大的支流叫作了“小河”。小河的水流弯曲,水质清澈,水势平缓,水深适度,比之水急浪大、波涛汹涌的长江,这里更适宜行船走水,避风泊岸,显然它的岸边也更适宜人家居住。木船时代的人的船想要与长江的风浪一试高低,恐怕还嫩了点。
小河天然就成了人们的首选。居于岸边的老百姓,沿着小河筑圩、修堤、填土、打基,建起一座座吊脚楼。楼的一半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上。沿河一溜搭下,场面颇是壮观。而楼下的水面上,帆樯林立,桨声喧哗。
于是就有了码头。
于是就有了贸易。
于是就有了市场。
于是就有了汉口作为商业都市的雏形。
写了汉口第一部城市兴衰史《汉口丛谈》的范锴说:“汉口之盛,所以由于小河也。然小河之水,实赖两岸夹住,旋绕入江。”
三
汉口这个镇子因商而兴,因此它有点野生野长的味道。它不像武昌和汉阳,是依靠行政权力所建构的城镇。以城市品位或省或府或县诸如此类,进行正统的规划和布局,筑城墙,设衙署,建街市,盖城隍庙,修钟鼓楼,一派官家风范。
汉口不是。
汉口起初没有独立建制,没有行政管理机构,它毫不设防,来去自便,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有人卖了东西,又买了东西,走了;有人买了东西,又卖了东西,却留下了。汉口是靠小河上来来往往的船与人自然形成的。是靠买卖堆积起的人气,靠人气形成的街市。它的房屋随人口的渐次增多而即兴搭建。它的街道随买卖的渐次兴旺而即兴延伸。它沿河而立,自发形成。买卖越来越兴旺,于是街市和居家便由小河向内陆一点点推进,一点点扩展,河街、正街、堤街,在人们不经意间便冒了出来。虽然一个荒无人烟的汉口被兴旺的买卖形成了繁华闹市,但它街窄径曲,屋陋房低,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杂货摊一样,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章法。
到了明朝晚期,才由汉阳在汉口设立巡检司。这个巡检司守在汉水南岸即汉阳那边办公,官员们只偶尔划条船过汉口来瞧瞧。到明代更晚一些时候,巡检司才搬来汉口。1861年,汉口开放后,城市扩大,外交事务日增,清政府设汉黄德道台于汉口。这个汉黄德道台是省以下,府以上行政长官。它分管汉阳府、黄州府和德安府。汉口的地位因此而大大提高。但奇怪的是,这个汉黄德道只管汉阳府、黄州府和德安府三府,却管不了汉口。而汉口仍然隶属汉阳,并无自己独立建置。直到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的十年后的1898年,大概他也过意不去偌大的汉口交由小小的汉阳隔江而治,于是,奏准划出汉口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地盘,成立夏口厅。从此,汉口的行政建制方与汉阳平起平坐。而江城的三镇鼎立到此时才名正言顺,名副其实。
四
离开江河之岸,朝汉口纵深处行去。那里地势低洼,湖塘遍布。当年云梦大泽的遗迹无处不在。但逢雨季和汛期,便成一片泽国。所以,汉口的人们一般都将房屋营造在地势偏高的墩台上。为自保性命,抵抗水害,他们又围着这些墩台修堤围垸。汉口星罗棋布的墩台和遍布四周的水面,令人觉得汉口像是一座湖上的岛国。汉口五百多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与水斗争的历史。人们一旦定居汉口,在生意之余,便得忙忙碌碌地修堤,填湖,把陆地连成一片,把水驱逐之外。这样的事,一干便是几百年。说它是世界上最巨大最漫长的土方工程一点也不为过。
对于汉口来说,两堤一堡的修建,是它发展成大都市的关键工程。历史学家们认为这两堤一堡是代表着汉口发展的三个时期。可见汉口全然是一座以堤为命的城市,是靠着修堤建市、筑堡扩市的城市。
两堤指的是袁公堤、张公堤,一堡指的是汉口堡。
1635年,也就是明朝的崇祯八年,汉阳通判袁火冒主持修筑了汉口的第一道堤防。当时的汉口处于长江、汉水和后湖的三大水域环抱之中,水灾于汉口人是随时即来的灾难。于是修堤便成迫在眉睫之事。这道由袁火冒主持修筑的大堤,长达十里,上至石乔口,下达堤口,呈半月形。因就地取土,堤修成后,堤外便成壕沟,人们将汉水从石乔口处引入壕沟,又让其从堤口处流入长江。于是,汉口在修成一条长堤后,又同时挖出一条河来。汉口人为这条河起名为“玉带河”。这条玉带河上有小桥三十多座,在明清时期成为汉口著名的风景点。这条长堤的修建成功,保得汉口一方平安,水患大减,居民激增,汉口的发展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速度。此堤因是袁火冒主持修建,故后来人们叫它“袁公堤”。
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捻军与清军继续作战,战事危及汉口。汉阳知府钟谦恐怕汉口遭到捻军攻击,决定在汉口后湖筑堡。汉口的老百姓也恐惧战争,纷然捐钱集资,集资款达20多万。汉口堡上起石乔口,下迄今之一元路,全长十一华里,如偃月形环绕袁公堤外。堡基木桩密布,堡垣红石层叠。汉口堡在抵挡战争的同时,也抵挡了来自东西湖、后湖方向的水患。堡内低洼地渐被填平,汉口的城区因此而扩大。位处于堡内的袁公堤,在历经两百多年后,已失阻水功能,成为了汉口著名的长堤街。
1904年,张之洞主持修建后湖官堤。后湖水患始终是汉口的腹背之敌。尽管汉口不断填土,但低洼之地仍然遍布于城。汛期时,后湖的水自是汹涌而至,即令非汛期时,也常有大水不请自来。为彻底解决后湖水患,张之洞共耗资八十万两银,专请来外国工程师设计,一举建成全长34华里的后湖大堤。此堤东起堤角,穿岱家山、姑嫂树,直抵石乔口。这使得圈在堤内的近十万亩低洼荒地全部变成了良田,汉口的地域因此扩大几十倍。而汉口堡的功能又因后湖官堤的修建,失去意义。两三年后,拆除城堡,改建为马路。人们为纪念张之洞,将此堤叫作了张公堤。
由袁公堤到汉口堡再到张公堤,每一次都将汉口的地域向北推进一大片,一直将沿着小河起家的汉口演变成一座大汉口。汉口只用了几百年的时间让自己的名声和繁华盖过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镇武昌和汉阳,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
五
1858年12月6日,应该是很冷的一天。想象得出江风是如何在长江呼啸而过。平常的江面,几无船只,天苍苍水茫茫的一派寂寥。然而这天,两艘英国巡洋舰和三艘英国炮艇突然从下游方向驶来。它们由上海经镇江、南京、安庆、九江而抵达汉口,然后便抛锚泊在了汉口的江面上。率领它们的是英国特使额尔金。汉口的命运便因了这个寒冷日子而得以改变。
来自西方的文明和来自列强的凌辱也都自这一天起,开始由所有的缝隙中向汉口渗透。所以历史学家说,这一年对于武汉来说,既是陷阱,也是阶梯。陷阱让苦难的老百姓又多出一重苦难,阶梯让正在崛起的汉口又大步登上了一个全新的层次。在历史行进的过程中,苦难总是和发展相随相伴。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数学游戏。
额尔金选择了汉口为通商口岸。1861年3月,汉口正式开埠通商。汉口英租界也在该月同时划定。
此时的汉口闹市和民房几乎都集中在汉水岸边。那里货栈云集,作坊密布,店铺错落。而开阔平整的长江北岸却仍是寥无人迹,荒野一片。英国人在为自己的租界选址时,撇开了热闹的汉水地带,而选择了长江北岸。此时的英国人,经过了工业革命,早已告别了木船时代,他们征服长江和利用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全然不在话下。
随着英租界的开辟,三十多年后,俄国人于1896年5月、法国人于1896年6月、德国人于1895年10月、日本人于1898年7月,也都划出了他们的租界区域。五大租界将长江南起江汉路,顺江流而下,北至黄埔路,长达七八里的沿岸地盘全部占据,面积达数千亩。此外还有十个未辟租界的国家在汉口设有领事馆。
汉口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洋鬼子们在长江的岸边盖建了风格与本土完全不同的建筑群。高楼大厦风一样快速地矗立在了长江边上。花园和草地,马路和洋房,赛马场和跳舞厅,以及电灯电话,以及脚踏车自来水,以及汽车洒水车,以及煤气自鸣钟,诸如此类在西方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生活娱乐设施和物品,都出现在了长江北岸这片多年都无人打理的荒原上。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西方人的物质文明,以及西方人的文化习惯,足令居住内陆深处,无缘见识国外的汉口人一时间目瞪口呆。
如果说沿汉水的老城区是即兴而随意发展起来,那么沿长江的租界区却是经过精心规划和设计的。新老区域无论是房屋风格还是生活方式,都绝不相同。于是形成了土汉口和洋汉口之分。土汉口的杂乱肮脏,物质落后,生活粗糙,而洋汉口干净漂亮,物质文明,生活精致。一切的一切,都反差巨大,汉口人自是深受刺激。一种对西式文明生活的向往,在汉口民间自然形成。有钱人几乎都搬入了舒适的租界居住。与租界相邻的华界地盘也迅速地繁华起来。从此,整个汉口的商贸中心,便摆脱汉水岸边的小街小巷,而逐渐东移。来汉的过客,目光和印象也都落在洋汉口上。老汉口人有些疼心,但却也无可奈何。社会要进步,就总得面对一些残酷的现实。
当年的日本驻汉领事小野幸吉写了一本名为《汉口》的书,他在书中说:“汉口今为清国要港第二,……使视察者艳称为东洋之芝加哥。”几乎同时,美国的一本叫《竖琴》的杂志上也刊出名为《中国芝加哥》的文章,其中写道:“汉口在全国商品市场上所处的地位,可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相媲美。”
这样,汉口人就总喜欢跟人说自己是“东方芝加哥”。从这时候起,大汉口的形象就基本定格。
六
十九世纪末,世界各国都处于工业化的浪潮中。各大城市的改造也随之而来。1811年纽约重新制定了规划总图。1852年塞纳区行政长官奥斯曼对巴黎进行了改建。几乎同时期,日本定都东京,规划兴建了西方式样的都市化地区,道路取巴黎式,铺面取伦敦式。东方人都在逐渐地抛弃自己,而选择西洋人的道路。
相对于这些世界著名的大都市,汉口的规划几乎晚了几十年。在租界洋人生活的刺激下,汉口华界终于明白要过上文明的生活,必须对城市进行改造。
1928年春夏时间,兼任国民党中央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李宗仁发表了一篇关于要建设新湖北新武汉的演讲。刚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吴国柄在当时的《武汉日报》上看到这篇演讲,便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可为建设新武汉效力。李宗仁收信后第二天便接见了吴国柄。不久,便成立了武汉市政委员会,聘请吴国柄为设计委员。当时的市长是刘文岛。
吴国柄在武汉推行新汉口计划,他认为武汉百姓光是抽鸦片、打牌、睡觉,没有公园和树木,没一个透气处,连春夏秋冬都不知道,所以,他建修了第一座公园,即中山公园。沿江沿河的吊脚楼岌岌可危,一遇大水,楼即垮塌,水退之后,原地又建,还是危楼,所以,吴国柄将汉水边的吊脚楼悉尽拆除,建了新的堤岸、码头和马路。
汉口华界居民区没有下水道,吴国柄又建筑了下水道。有了下水道,汉口人方用上先进的卫生设备。有趣的是当有钱的人们用上抽水马桶后,总也弄不清大便怎么会不见了,便常常会扯着吴国柄问:大便到哪里去了。
当时的城市郊区,浮棺无处不在,野粪遍地都是。老百姓病得严重了,便躺在路边等死。吴国柄又设法清除了郊区随意弃放的浮棺,并安装了简易的公厕。并与医院联系,救助路边濒死病人。
汉口因了这一系列的改造,成为华中最新式的城市。一时间名声大噪,许多来过汉口的人称,汉口建设比上海南京还要好。连蒋介石来汉后,也慕名去中山公园逛了一圈。
这时的汉口,真的是有模有样了。
七
汉口留有许多老建筑。它们带着异乡情调屹立在扬子江畔。汉口有许多有趣的故事。故事涉及中国人也涉及外国人。在漫漫的时光中,老建筑和老故事都朝着历史的深处走去。它们似乎随着光阴一起一寸一寸地淡出我们的生活。
有一天,我偶然地走进了这些正在老去的建筑和故事中。突然之间,我觉得零星散落的它们,有点像汉口这个大文章中的关键词。扣住了它们,就仿佛扣住了汉口的经脉,就仿佛能听到汉口很久远的呼吸和脉动,就仿佛看到了汉口是怎么由蹒跚而行的步履到如今大步流星的姿态。认识了它们才能懂得汉口,懂得了汉口,才能懂得武汉,懂得一座城市的成长
于是我开始写这样一本书。它几乎全部是往事。是深藏在故纸堆里的东西。我从一大堆泛黄的扉页中,把它们找出来,然后一丝一缕地梳理着它们,让它们活动在这本书中,也活动在读者的面前。
来自新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