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韓”投票明天（6月6日）舉行，民進黨也趕在倒數三天通過“罷韓”聲明。撇開該案最後過與不過不談，這次活動最讓人關切的，是民進黨當局的高度介入，和罷免新制低門檻引發反“民主”後遺症。民進黨四年前主導下修罷免門檻，表面理由堂皇，卻只是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無關“民主”的深化。這種邏輯混亂的“修法”，已成為民進黨當局上臺四年多來的普遍現象。
2016年底，蔡英文上任僅半年，民進黨即主導下修公職人員的罷免門檻，並從“不可宣傳”改為可以宣傳。其表面理由是：“讓最新民意展現”及“監督民選公職民代”，但實際原因，則是此前“割闌尾”罷免藍營民代未能得逞。放眼全球，採取“罷免”民選官員和民代制度者少之又少，像臺灣這樣不需要具體“違法失職”即可發動“政治性罷免”的地區，恐怕是絕無僅有。
其他民主國家（地區）對罷免制度持保留態度，原因有三：
第一，根據民主理論，官員或民代一經選出，即與選民形成委託和被委託關係，其任期就是委託年限；而定期改選本身即具“展現最新民意”效果，毋需另行罷免。
第二，政治性罷免的性質與選舉的性質接近，罷免容易淪為“選舉延長戰”；
第三，要以“罷免否決選舉”，應設定多高的門檻，仍難有定論。
臺灣最初制訂罷免規則，採取的是“高門檻”，目的在避免選舉結果被罷免輕率推翻。罷免門檻降低後，三年前曾用於罷免“時代力量”黨籍民代黃國昌，即浮現諸多問題，如今“罷韓”則更見嚴重。其中有數項爭議：
第一，發動“罷韓”的主要理由，是韓國瑜當選不久即參選臺灣地區領導人；然而這並非“法所不許”的情況，只是具有爭議而已。何況，類似現任官員民代轉戰其它選舉的例子，俯拾皆是，何以獨獨韓國瑜無法見容？
其次，韓國瑜當選時獲得89萬多票支持，但要將他罷免，卻僅需57萬多票，這將構成“少數否決多數”的反民主逆流。
此外，依“選罷條例”規定，罷免應由“選舉人”提出，公務員不得參與；但這次的“罷韓”活動，“執政黨”卻全面參與。發動“罷韓”的主導者，其實是過去陳菊主政的高雄市府官員；公權力在“罷韓”各層面的助攻宣傳，更是層出不窮。如此把罷免當成選舉的“延長賽”，不僅否定選舉的價值，也讓握有公權力者有上下其手空間，剝奪原本的選舉民意。這樣的制度設計，能說沒有問題嗎？
再看，民進黨對“公投法”的予取予求。對照其“罷韓”動員，正好印證民進黨“修法”邏輯混亂及反民主言行。“公投”雖是民進黨長期宣揚的“神主牌”，但民進黨在2018年“公投”綁“九合一”選舉慘敗後，竟不思檢討敗因，反而霸道“修法”把“公投”與選舉脫鉤，且規定兩年只能“公投”一次。如此一來，必定造成投票率下降，“公投”不易過關，這對“公投”的成功率和臺灣民眾行使直接民權，都是雙重傷害。
可恥的是，民進黨修改“公投法”的唯一原因，竟是“減輕選務負擔”。為了選務技術問題，而否定其一直宣揚的“民主價值”，可謂駭人聽聞。更可笑的是，近來蔡英文拋出“修憲”議題，民進黨立刻主張“修憲”之“複決公投”應該綁2022年的大選舉行。不許臺灣人民的“公投”綁大選，自己卻要把“修憲複決”綁選舉，民進黨的矛盾及私心自用，真是赤裸裸一覽無遺。
從罷免門檻到“公投”規定，每一次“修法”，都看到民進黨將臺灣法規當成自己的敲門磚和墊腳石，為自己量身打造，用過即棄，何曾以臺灣的“民主”為念？如此短視近利，打造的只是政治惡鬥的樣板：為了權力，沒什麼不能做，沒什麼不能改。
（本文摘編自臺灣《聯合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