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在峨眉山景區跳崖 最後的話是對勸說遊客說：謝謝了
林娜在遺書中寫道：“希望以後大家能多多關注抑鬱症這個群體吧，願這個世界多些善意和美好，少些傷害。”
峨眉山捨身崖。圖片來自網絡
9月4日中午十二點半，馬鳳在湖南永州的家中，炒了個菜，就著大米，邊吃午飯邊玩手機，刷到女兒林娜半個小時前的朋友圈——四頁稿紙的照片。馬鳳點開來，第一行正中寫了兩個字：遺書。
馬鳳丟下筷子，給林娜打電話，沒人接，再打，依舊沒人接。林娜大學時期的輔導員給她打電話：“快，馬上聯繫峨眉山景區派出所！”
下午兩點，林娜的高中同學高琪，看見宿舍QQ群有人問，能聯繫到林娜嗎？舍友們找到當地派出所報了警。六年前，林娜自殺過一次，被救回來一命。這次，她們寄希望還能救回來。
下午四點多，馬鳳接到電話：林娜走了。
馬鳳在新聞裡看到女兒離開時遊客拍下的視頻。視頻僅有一分多鐘，林娜站在“捨身崖”邊緣，這個山崖在近一月內已有三人跳崖。林娜兩次雙手合十、舉過眉心，遊客聚在圍欄外勸她，她一言不發，向後退了一步。最後，林娜張開雙臂、兩腿一屈、向後倒下，像一隻失重的鳥。
高琪也點開了那個視頻，看了幾秒鐘就確認了，是她。她關了視頻，連續幾天不敢打開微博熱門，擔心再刷到那個視頻。宿舍群裡確認了林娜去世的消息後，有人接了句家鄉話，“這個傻子怎麼會做這樣的事？”
一
女兒離開後，馬鳳委託親戚去了峨眉山處理後事，她待在家一連哭了四天。她沒敢告訴今年高三在讀的兒子，為了不讓兒子察覺到異常，這個家裡至今保留著林娜的痕跡，桌子上放著她買了還沒拆封的書、牙刷筒裡有兩支牙刷、拖鞋擺在樓梯上原來的位置。
房子最深處，擺著去世林娜父親的遺照，四年前，林娜高考前一個月，他因為肝癌離開了這個家。林娜遺書裡寫道：爸，我找你來了！
林娜還沒拆封的書。
9月8日，馬鳳哭累了、哭夠了，她刪了林娜的微信，不想再去回憶。次日，她出門買菜，打算體面地做一頓飯，生活照常繼續。我見到馬鳳的時候，她穿著長裙和高跟鞋、畫了眉毛、頭髮梳得整整齊齊，打開房門，客廳收拾得乾淨整潔，花崗岩地板能印出人影。
吃飯的時候，我們聊到了各地飲食差異、絲瓜的做法和辣椒，小心翼翼，沒人觸碰那個沉重的話題，最後，是馬鳳主動提起來了，她26歲才生下女兒林娜，“如果像人家20歲結婚生孩子的話，她（林娜）年齡就差不多30歲了。”
去年12月林娜確診抑鬱症以後，告訴馬鳳，她整晚翻來覆去的睡不著，覺得有隻手在抓她，“好痛好痛”。
馬鳳問過女兒，要不要帶去隔壁的大城市治病？林娜說，她要自己慢慢調理，並認為開藥沒什麼用。馬鳳不知道抑鬱症是什麼樣的，林娜說要自我調節，馬鳳想著“自己心裡想開了，不往那方面想就可以了”，最後，治病的事也就沒再提了。
2018年早些時候，林娜有過一次自殺表示，她在微信上給馬鳳發消息，說自己“好難過，得了這種病（抑鬱症）”，問她，“如果我死了，你會怪我嗎？”
馬鳳沒法理解她的痛苦，“我又沒得過這種病，我哪裡知道有那麼痛苦？”女兒的病，超出了她過去四十多年的生活經驗，她回覆女兒：“如果你死了的話，我也跟著你去死”。
馬鳳不知道該怎麼辦，她轉而求助迷信，花一百塊錢找了位神婆。神婆說，是有小鬼纏住林娜了，她已經給下面傳了話。神婆遞給馬鳳一碗清水，往裡面摻了燒紙的灰，讓她倒掉，說這就是給林娜改了命，她馬上就能痊癒。
馬鳳從林娜的表現來看，神婆說的話奏效了。春節，林娜回了家，馬鳳覺得她看起來就像正常人一樣，她找了份教小孩子的工作，上了班、忙起來，好像已經忘記痛苦了。她帶著弟弟去桂林玩，和弟弟一起打籃球，回高中學校跑步，還考了駕照。
馬鳳每天叫女兒一起出去散步，給她做好三頓飯，需要錢的時候拿出來給她，林娜辭職換工作支持、不工作出去旅遊也支持。
林娜想當兵，為了達到體重標準，她在家減掉了七八斤體重。8月，林娜去昆明做徵兵體檢，希望能進入部隊，一切看起來都即將走上正軌。
8月31日晚上十一點半，馬鳳準備睡覺的時候接到了林娜的電話，告訴她，“我這次（徵兵體檢）又沒過”。這是林娜第二次徵兵體檢沒通過，上一次是2016年8月。
林娜確診抑鬱症後，馬鳳曾經問過女兒，“你預計是什麼時候開始了？”林娜沒接話。“是不是沒去當兵對你打擊蠻大？”林娜說：“也許吧。”
這一次，馬鳳安慰她，“沒過就沒過，也還能找別的工作，不一定要當兵”，林娜應承著，答應“過兩天我就回來，你去睡覺吧”。
幾天後，馬鳳從林娜的朋友圈看到，她從昆明跑到了四川，在峨眉山蹦極，她看起來很開心。9月4日，林娜發在朋友圈的照片，是兩座平行的山峰，雲霧繚繞，配的文字是“這裡很美”。馬鳳看了，沒發現絲毫異常的跡象，她還等著女兒“過兩天就回來”。
二
林娜跳崖自殺前，已經釋放出危險信號。在馬鳳看不到的qq空間裡，林娜在跳崖的前一天感慨“能得道嗎？”晚上，她還轉發了知乎上的一篇回答，“一個人到底絕望到什麼程度能讓他想要去死？”
那篇回答寫道：“所有困境都是來自，一切都不會改變。‘自殺之人都是最想好好活下去的’，太想好了，破解不了面前死局，又無法坦然接受絕望，便只好一走了之。”
林娜高中時期的朋友高琪能看到林娜的qq空間。她回憶兩人認識之初，林娜主動撥通了高琪的電話，說她心裡難受。高琪在操場旁邊一個儲物間見到了她——用一把刀割傷了自己的大腿。後來，林娜走到外面淋雨，腿上的傷口混著雨水往外冒血，高琪感到害怕，她從沒見過那麼深的傷口。
林娜高中時期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兩個人剛認識的時候，林娜經常自殘，在手、胳膊、大腿上用刀劃很深的口子，身體上幾乎沒有乾淨的地方。高琪見過林娜一個人待著的樣子：坐著發呆、一動不動、眼神空洞，她會盯著自己的傷口看，把結痂的傷疤摳開，傷口反覆流血。她把傷口的照片發在QQ空間，形容成“為了尋找一種疼痛的存在感”。
高琪猜測，在那時，林娜可能已經患了抑鬱症，她頻繁提到死，和父母關係不好的時候，她說“如果不是有奶奶，我就已經去死了”，和朋友吵架，她說“沒有人關心我，我就去死了”。
有數據顯示，抑鬱症終生髮病率高達10%－15%，是所有疾病中自殺率最高的一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全世界抑鬱症患者達3.5億人，預計到2020年，抑鬱症可能成為僅次於心腦血管病的人類第二大疾病。
但高琪不瞭解抑鬱症，林娜也沒有去正規專科醫院進行抑鬱症的診斷。北京市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副主任醫師趙茜說，現在無法判斷高中時的林娜有沒有達到抑鬱症的診斷標準，但當時，她至少表現出了青少年抑鬱的特點。“如果有自殘、自傷等表現，或者達到了中度以上的抑鬱症，影響了學習、生活，一定要接受系統治療。抑鬱症作為反覆發作性疾病，一旦確定診斷，只有接受正規醫院的規範系統治療才有臨床治癒的可能，自我調整或許可以短暫緩解，但根本達不到治療的目的。”
高琪現在回想起來，“那個時候的她，確實在用一些偏激的行為對抗抑鬱”。高二時，林娜因為感情波折試圖自殺過一次，朋友趕到家裡時，她已經吃了五十多片安眠藥。被帶去醫院洗胃，才救過來了。
在高琪眼中，林娜敏感，“她不會很直接地去表露自己的情緒，她覺得自己那麼敏感、能夠感覺到別人，她需要一個能夠給她無條件的關心和愛，能夠很理解她的人。”
林娜期待生日，會想很多辦法教高琪記住自己的生日。林娜把生日的數字拆解成好記的短語，每到了生日臨近的一個月便時不時暗示，有人快要生日啦！或者是主動提到，等高琪生日，她要送禮物、帶她去玩。
“她會非常反覆地強調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感受放在學業和生活之前”，高中，兩個人在操場散步，有男生踢球，一隻球朝著她們飛過來。高琪下意識地攬住林娜，她忽然轉過身來，一本正經地告訴說：“以後不管你發生什麼事情，我都會幫你。”
高中，林娜是學校裡少有的走讀生，每天下了晚自習已經快到夜裡十點。有幾次到家以後，林娜發現，媽媽已經鎖上了門。她性格敏感，又有股子倔勁兒，隔著一道門，林娜不願意主動敲門、馬鳳也沒主動打開，最後，林娜騎車返回學校，在操場旁邊一個儲物間裡睡了一晚，沒有空調、沒有被子。
高琪去過林娜家裡兩次，甚至“不敢和她媽媽打招呼”，每次是夜裡悄悄過去、早上凌晨五點多鐘悄悄走，她和馬鳳在客廳裡撞上過一次，誰也沒主動說話。但馬鳳不記得這些了，她說她不認識女兒的朋友。
三
馬鳳喜歡打聽從林娜高中同學那裡聽來的消息，透過這些才能知道女兒對自己的看法。她逐條否認了女兒曾經對自己的“指控”，林娜總覺得母親偏心弟弟，家鄉小城有生兒子的傳統，當年為了生弟弟，馬鳳大著肚子在外面躲了五個月、交了一萬塊錢的罰款。馬鳳卻說，她對女兒比對兒子更好。
馬鳳回憶起林娜的自殘，說，“你說那些傷啊？”語氣聽起來有些輕描淡寫，她把那歸為初中時期的叛逆。小學的時候，林娜留著長頭髮，是爸爸媽媽的乖乖女，到初中，她自作主張把頭髮剪短到耳朵的長度，高中，剪成了男孩一樣的寸頭。隨著頭髮越剪越短，馬鳳越來越管不住她，“她自己有想法了，她不聽你的。”
管不住的同時，她又沒有徹底鬆開女兒，“你本來就是一個女孩子，你幹嗎去扮成男孩子那個樣子？”這讓林娜倍感壓力。
為林娜收拾遺物的時候，馬鳳發現了一封信，夾著一張女孩的照片。信裡，女孩叫林娜“老公”，林娜叫她“媳婦”，透露了兩個人租房子同居。馬鳳曾經在兒子手機上看到林娜QQ空間裡有兩個女孩的合照，臉貼著臉。
“她其實把我女兒當男人了。”馬鳳不理解同性戀的概念。
母女倆的溝通很少，林娜說倆人有代溝，又嫌棄馬鳳沒讀過什麼書，聊不到一起去。馬鳳工作忙，她近幾年才學會用微信，到現在都不會用QQ。她用兒子的QQ看過林娜的QQ空間，知道她寫詩、寫文章，但她看不懂。
馬鳳給女兒的陪伴太少了。對馬鳳來說，陪伴孩子、賺錢養家是兩個矛盾的選項，過去，她和丈夫全力在賺錢、每天只能睡四五個小時，最終給家裡蓋了四層樓的房子、兩個孩子都就讀於當地最好的高中，順利支持林娜讀完了大學，已經算是對孩子足夠用心的家庭。丈夫去世後，馬鳳一個人打工支撐著兩個孩子的生活，一週七天連軸轉，晚上九點半才能下班。
馬鳳至今記得，丈夫剛去世的時候，她和女兒林娜談心，告訴她，“你是這樣的家庭，你自己要聽話。”林娜的回答她放心，“等弟弟之後上大學了，我會資助他的，那時候我就大學畢業自己有工作了。”
高考後，馬鳳提出讓林娜復讀一年，她沒同意，自己報志願、選專業，挑了個要坐兩天兩夜火車的城市，然後自己拿著行李開學報到、辦理助學貸款。朋友圈成了馬鳳瞭解女兒的主要渠道，她去了麗江、買帳篷，一個人去露營、想去部隊當兵，馬鳳都是看了朋友圈才知道。
我在馬鳳家待了一個下午，陪著她做飯、去藥店擦藥，她膝蓋有毛病，腰也不好。她說林娜從來沒有和她聊過這麼長時間。“跟她就是十分鐘都不給你，你說到她不開心，她發脾氣扭扭頭就走。”
有鄰居來家裡看望馬鳳，林娜的照片就放在一旁的椅子上，鄰居拿起來照片，一張一張翻著，每一張林娜都笑得開心。
馬鳳帶著哭腔，用家鄉話說，“全國人民都曉得我女兒死了！”
四
無法從家庭裡獲得的關愛，林娜曾經從朋友那裡獲得。高中時期，高琪每天帶著晚飯去陪林娜。
林娜不願意回家的時候，就去學校操場的儲物間住。當時在住校的高琪把自己的朋友介紹給她，她是那種“只要一有人能夠給她關懷，她就能夠好像是忘掉自己心裡的一些東西，努力去給別人帶來快樂的人。”
在朋友的陪伴下，有段時間，林娜看起來在好轉了，她自殘的情況變少，從自己的情緒裡走了出來。週末下午，朋友們經常一起去學校操場曬太陽，在草地上躺成一排聊天。她們聊明星、聊八卦、聊喜歡的老師和考試卷子題目很難，聊一切無關緊要瑣碎的事。對這些話題，林娜不感興趣，但她會努力參與進來，跟著一起笑。
林娜遺書中談到自己曾設法自救的段落。圖片來自網絡
林娜的選擇並不是個例。《2017年中國網民抑鬱症調研報告》顯示，當個人可能出現抑鬱情緒時，只有5%的人表示會尋求專業機構或個人的幫助，而其他95%則選擇忍或者跟親友傾訴。抑鬱症患者得到系統治療的只佔總人數的10%左右。
半年多以後，林娜對高琪的依賴甚至到了讓她無法承受的地步。如果沒有及時回覆林娜的消息，她會變得敏感，反問“你是不是同時在跟很多人聊天？”她必須一邊洗衣服、做飯，一邊回覆林娜的每一條消息。到後來，如果兩分鐘內沒有回覆，林娜會覺得受不了，反反覆覆地問，“你是不是覺得我很討厭？”
高琪告訴她，你要有自己的生活，要處理好自己的狀態，你不能依賴我。同時，她開始疏遠林娜，林娜約她吃飯，她就找理由說沒時間，她不接電話、不回消息，慢慢地，林娜不再找她了。
高中畢業後，兩個人幾乎沒聯繫過，高琪也只能通過QQ空間知道林娜的動態。QQ空間裡，林娜展示自己和朋友們一起玩，一切看起來都在變好。高琪甚至一度把林娜當做正面的例子講給身邊的人：她對自己有明確的認知，儘管時常因為外形和性取向受到壓力，她從沒想過改變自己，並且，她積極治療、主動和人溝通、她不抗拒袒露內心。
林娜離開以後，高琪重新回顧，才意識到可能她過得並沒看上去那麼好，“她給我的感覺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表現得很開心，讓大家都不要擔心，但實際上從很細微的包括語氣中能感覺出來，她也並沒有那麼開心。”QQ空間裡，林娜每條動態評論的人很少，“應該說並沒有那麼多人去配合她做那種表達。”
在醫生趙茜看來，有一類抑鬱症屬於微笑型抑鬱，這類患者往往在別人面前不會表現出內心的真實一面，內心的壓抑、痛苦、憂愁反而會比表現出抑鬱的患者更嚴重，在別人面前表現得和平時正常的狀態差不多，但實際上和內心的狀態是不一致的，壓抑累積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
林娜留下的遺書，高琪反覆讀過很多遍，她記得裡面提到的每一個細節。林娜寫，她換了工作，高琪想起來，她甚至不知道林娜工作過的事。
高琪開始反思，當初沒有處理好兩個人的關係，她突然的疏遠可能給林娜帶來了壓力。“也許我們原本是有機會讓她真真正正地痊癒。但是我們那個時候對抑鬱症沒有那麼明確的概念。”
五
看到林娜跳崖的新聞，高琪才意識到，林娜實際上是病得更重了，“以前她還能夠外露出來，願意讓別人知曉，到後來她好像已經完全封閉了，就只是裝作很正常的樣子。”
病得嚴重的時候，林娜整晚睡不著，“就像一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一點、一點的把我的靈魂從身體裡拖出來，然後一天、一天地把它拖進深淵裡。”在家裡，她拿著手機躺在床上，一躺就是一整天，只有吃飯和上廁所會下樓。高中時期的朋友們都在外地讀書、工作，沒有人能陪她說上幾句話，街坊鄰居全都是老人。
林娜常常會在高中的宿舍群挑起話題，提到又回了高中的某處、遇見了共同的熟人，感慨，“一中變化還挺大的”，她問“你們現在在家嗎”，組織“大家一起聚一聚”。林娜上一次在宿舍群裡說話是在6月，凌晨十二點二十，“好久沒見面了”。讀大學後的四年，舍友們都在外地，她們也只聚過一次。
“她是不斷地希望去回望過去，待在一起曬太陽的日子，但好像大家都已經各自往前走了。”高琪說。
馬鳳一直在尋找女兒自殺的原因，“她得了這個病朋友都知道，有沒有一個人真正地關心？對她關心瞭解，她都不會這樣子。”她認為女兒的抑鬱症是自己工作太忙陪不了她，又沒有知心朋友可以傾訴，才一步步發展到了嚴重的程度。
有數據顯示，中國有八千萬抑鬱症群體。浙江大學醫學院神經生物學教授包愛民表示，我國的年自殺率達到30萬人，這個數字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三倍，這是抑鬱症病人沒有得到很好的診治造成的。
許多抑鬱症患者都被忽視了。林娜跳崖時，同在峨眉山的遊客高偉身邊也有抑鬱症患者，他形容：“大多又不願讓家人擔心和誤解，所以他們在人前還要表現得像個正常人”。抑鬱症患者秦寬看了林娜的遺書後，“感覺每一句寫的都是自己”。
林娜跳崖的後一天，抑鬱症患者趙璐看到林娜在遺書裡寫道，要想辦法自救。“媽，我可能有抑鬱症”，趙璐試探性地告訴母親，她小心翼翼地用了“可能”，媽媽沒聽清，回了句“什麼？”
隔了一會，趙璐重新鼓起勇氣，“我有中度抑鬱症”，媽媽轉過身，走到餐桌旁拿走手機，說了句，“我看你有神經病”。最後，叮囑她吃完了把碗洗乾淨、衣服洗了。趙璐回頭看了媽媽一眼，她頭也沒回便去了旁邊的房間，“我想我裝成正常人的樣子真的成功了……我想我也快要解脫了！”趙璐說。
現在，在已經去世的林娜家裡，依然到處都是“福”字，對美好生活的祈願填滿了這間屋子。這樣喜慶而吉祥的氛圍，顯得不相稱了。這棟四層樓的大房子裡，如今只剩下馬鳳一個人，她斜靠在搖椅靠背上，一隻手擋著眼睛，“日子還是要過下去的，就是這樣子。反正她都不要我了，她丟下我，我也沒有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