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耀南
（一）
1938年农历正月初三、初四日，新四军第1支队第1团奉命开赴皖南前线抗日。部队走了，中共湘鄂赣特委进行了任职分工，书记涂正坤、组织部长罗梓铭、青年部长罗其南、妇女部长冯杏娥、宣传部长骆奇勋、统战部长黄耀南。为了利用一个公开机关掩护党的特委进行工作和处理支队留下来的家属，以及一切后方事宜，新四军军部命令成立新四军驻平江嘉义留守处（后改为通讯处），并委任我为主任。特委书记涂正坤等均以新四军参议名义出面，吴渊作留守处秘书主任，军需吴贺泉、妇女干事赵禄吟等同志均系新四军留守处工作人员。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长曾金声，特委工作的罗其南、骆奇勋等都是秘密身份。还有随同机关居住的涂正坤爱人朱引梅，罗梓铭爱人张××（应为张美秀——编者注）和徐敏（即陈庭玉）等。另外留守处还有一个警卫班，五六个人。
特委和留守处执行了党和新四军军部交给的任务。特委为领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了各县地方党的组织，训练了一批由部队留下来的干部，将他们以复员名义分配到各人的家乡去建立发展党的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吸收和训练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发展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分配到全区各地以及国民党部队去开展抗日救国运动。涂正坤同志还被吸收参加了平江县抗敌动员委员会，成为委员，在平江县城和嘉义镇还举办了抗日壁报，登载了毛主席《论持久战》的文章，还组织办了“救亡剧团”“大众书店”，进行了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教育。许多工人、农民和老根据地的人民经常到我们机关来访问，我们与当地群众亲密无间。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尽量争取和利用了把持平江地方政权的红帮的势力，在平江许多区、乡长和反动地方武装、保安队，大多数为红帮分子所掌握。涂正坤和我，经常到他们中间去宣传讲解抗日救亡的方针，以民族生存的关系去宣传教育他们。结果我们和县长余达美（平江人）等一些红帮分子关系很好，争取了他们，发展了我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
1939年初，杨森率第27集团军开来平江后，我们就得到了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的情报，说第2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庄文炳是个特务。果然不久，我们便接到杨森司令部的公文说：“嘉义是我军的防地，新四军成立已久，后方事宜谅已处理就绪，留守处无保留之必要。”要我们撤销留守处，我们当即就拒绝了，并同时报告了省委和新四军军部，后来军部命令我们把留守处改为通讯处。1939年4月杨森又派了一个营的兵力驻到嘉义通讯处附近，并派来了两个参谋（一个姓陈、一个姓王）和我联系，他们说是奉命来担任破坏由平江至修水这段公路任务的，并要求予以协助。我们见日寇已攻陷武汉，平江该属抗日前线了，为了防止敌人的机械化运兵，加紧破路也是应该的，于是发动群众帮助破路，公路基本破坏了，这个营仍驻嘉义不走。这两个参谋有时还常来我们机关闲谈，并发现晚上有人到我们住宿的地方窃听。根据这一情况，特委做了认真的研究，一致认为，这是杨森派来侦察我们情况，监视我们行动的。从此，我们提高了警惕，立即决定由各地来特委联系和接头的同志，不来留守处接头了，改在附近的地方去接洽，将特委文件送到乡下去保存，尽量减少负责同志的来往。
1939年6月10日，平江县长余达美从长寿杨森司令部回县时来到嘉义，他向涂正坤说：杨森部队对你们很注意，说你们不诚心合作抗日，到处进行秘密活动。他提醒我们要注意。这时，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等同志和我一起研究，决定将留守处的人员进行精简，只留少数几个人，把留守处搬到县城附近去，离开杨森的防地。余达美县长同意我们这个意见后，涂正坤当即决定要我随余达美到县城去找房子准备搬家。我于6月10日到达平江县城。11日，在天岳书院看了房子，12日上午余达美对我说：“刚才长寿街杨森总部派来了一个姓张的参谋，带来了十多个便衣人员，到县政府来找你，据说是来筹备召开八县党政军会议。”并暗示要我们注意。我即和在平江县城里的县委负责同志李淑陶商量，根据当时情况分析，有可能遭到敌人的暗算。于是中饭时，我即带着警卫员李定国，由县城的小巷绕道出了县城。当晚我在离城20多里的陈庭玉家里住了一晚。13日上午我绕道经过三眼桥时，遇到我胞弟黄瑾怀（他家离嘉义15华里，他是特地赶来三眼桥找我），他说嘉义有人告诉他，留守处昨天下午3时被驻嘉义的杨森匪部包围，惨杀了涂正坤、罗梓铭、曾金声等同志。他要我千万不要回嘉义去。我得知这个消息后，内心多么悲愤，但总希望这个消息是谣传。于是我立即找到当地共产党员余涌泉，要他同我到士绅唐炳初家里去。他和余达美关系很好，我们和他的关系也好。见到唐炳初后，我和他说了嘉义事变的情况，他即打电话给县长余达美，余达美在电话上回答说，他已经知道了嘉义的消息。并说平江县城在昨天下午3点钟，由杨森总部派来了张参谋率领的人员宣布戒严，全城搜查，想要抓到黄耀南。嘉义这个不幸的消息被证实以后，我和警卫员李定国在唐炳初的帮助下，换上便衣同我老兄走山间小路，于傍晚时到了横江，当晚到了嘉义附近的谢江荷包洲涂正坤家里。在这里见到涂正坤的爱人朱引梅，还有陈庭玉和其他逃出来的同志，并找来了当地的一些党员，一面去处理好被杀害的6位同志的善后事宜，一面派人把罗梓铭的爱人送到浏阳去，决定朱引梅暂时安置在她家里，其他同志即随我转移到了横江山区。
6月14日，我到横江找到了在特委工作的骆奇勋同志，我和他共同商量了嘉义惨案的事件，决定同破坏团结抗日的反共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当即动手起草了一个抗议杨森匪部惨杀我新四军抗日人员的《快邮代电》和一份要求惩办凶手的告群众书，并利用我党在长寿街石印局工作的秘密党员印刷了一大批《快邮代电》。从各地邮局寄发到了全国各省市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以及各报馆，并在平江全县广为散发。同时，我们派交通员将情况报告了中共江西省委。
6月12日平江惨案后，敌人并没有罢休，他们得知我逃出来了，一定在谢江一带活动，杨森驻守嘉义的那个营和100多便衣武装又向横江进袭。我在当地群众的保护下，等敌人追到横江时，我已安全地转移到了三眼桥的大山一带活动。在平江这个老根据地，我们天熟、地熟、人熟，他们无法找到我们，我们到大山后有平江三眼桥党的负责人余涌泉、徐梓文和安定桥的党员傅启涛等经常来找我们联系，杨森进剿我们的部队，找不到我们也只好悄悄收兵。
（三）
1939年8月初，中共江西省委派秘密交通员送来指示，要我们顾全大局，停止武装活动，惨案问题争取和平解决，巩固团结抗日，并要我负责重新组建中共湘鄂赣边特委的组织。指定新的特委以骆奇勋为书记，并寄来旅费，调我回江西省委工作。我遵照省委的指示完成任务后，即由平江南乡交通站的傅启涛将我和陈庭玉（还带了李定国、赵大荣两个交通员）护送至浏阳，不久我们便到了江西省委。1940年6月，我奉中共东南分局的命令，到新四军军部工作。这时，中共东南分局对平江惨案的问题进行了口头和书面的报告，说明惨案发生的原因，一是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制定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是他们破坏团结抗日，制造平江惨案的罪恶根源；二是湘鄂赣特委缺乏高度的政治警惕性，虽说对杨森的行为有所怀疑和警惕，但没有估计到事件出来得这么快。同时我特别报告了一点，由于我们正确地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争取了平江和湘鄂赣地区广大的工农群众和青年知识分子，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争取了余达美县长为代表的平江红帮的势力，以及各界人士，在事件发生后，才使我逃出了虎口。余达美也因为他秘密放走了我，在平江惨案后被撤了职。1940年8月，中共东南分局给我作了审查结论，同意我的意见，认为我政治上没问题，我的脱险是由于平江的党组织和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作用，并分配我到中共皖南特委担任了特委副书记。
（作者系平江县嘉义横江人，时任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安徽省副省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