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這篇是一篇《時代》雜誌在1994年9月12日刊發的深度報道。23年仍不能掩蓋這篇長文主人翁，攝影師凱文·卡特/Kevin Carter和他所處那個時代的刺痛。《飢餓的蘇丹》至今不僅仍是一張家喻戶曉的照片，23年後，它也仍是攝影師道德討論的封面照片。
看過《槍擊俱樂部》這部電影的朋友，也許已經知道了凱文·卡特的一部分經歷了。這篇當中仍有不少電影沒有涉及的部分。閱讀此文，凱文·卡特的形象就在屏幕中呼之欲出。1994年離世的他，仍在用作品與自殺同時影響著這個世界。
凱文·卡特的生與死
沒有人對這張悲傷的照片感到陌生：一個苟延殘喘的孩子，一隻渴望腐屍的禿鷲。這張定義了蘇丹大饑荒的照片於拍下之日起，就註定了凱文·卡特將一照成名。他岌岌可危的職業發展，在戰區做自由職業者的艱辛，等待每一項任務的焦急，在火線下的堅持，都似乎是為了這一張照片。14個月之後的5月23日，卡特走上了哥倫比亞大學那個經典圓形大廳的講臺，榮獲普利策獎。這位來自南非的攝影師一度落淚。他在寫給遠在約翰內斯堡的父母的信中說道：“我發誓這是我得到的最熱烈的掌聲。我等不及要把獎盃帶回去給你們看。這是最寶貴的東西了，也是我的工作能得到的最高認可。”
卡特在紐約市最時髦的地方大受歡迎。餐館裡的其他顧客會慕名請他簽名；主流雜誌的圖片編輯們希望能跟這個穿著黑色牛仔褲和T恤衫，戴著部落手鐲與鑽石耳釘的新人見面——他有著一雙經歷戰亂的眼睛，又能帶來曼德拉的新南非的故事；卡特還與Sygma簽約了，那是一個代表著200位世界上最好的攝影記者的著名圖片社。Sygma的美國主任Eliane Laffont說：“很少有人能達到這個高度，而卡特是手指數的過來的那幾個突破的人之一。美女們都愛上了他，每個人都希望能聽聽他說話。”
但幾乎一切都沒有時間發生了。在他接過普利策獎兩個月之後，卡特於約翰內斯堡死於一氧化碳中毒——33歲的他自殺了。他的紅色小皮卡停在他小時候常玩耍的小河旁邊，一段綠色的用於澆花的塑料軟管接在排氣管上。“我真的，真的很抱歉。”副駕座位上的一個揹包下，留著他的字條，“生活的痛苦壓過了快樂，直到快樂徹底消失。”
他的作品曾經感動了如此多人，卻又為何在獲得榮譽之後立刻自殺呢？這則出現在世界各地的訃告，揭示了一個被名譽詛咒的道德故事。然而，那並不是故事的全部。細節表明，名譽只不過是壓倒卡特的最後一根稻草。他的性格，他在拍攝下那張照片起就感到的壓力，害怕自己作品不夠好的恐懼，從一次次暴力中倖存帶來的對世事的洞察……還有他用來消滅那份洞察力的藥物……如果能從卡特的紅與衰中吸取教訓，那便是悲劇並不總帶著英雄版的維度罷。“我總是將那些踩在腳下。”他自殺留言的最後幾句中寫道，“但這對我而言，也不過是適得其所吧。”
從入伍 到初次自殺
首先，這個故事得從歷史說起。凱文卡特出生的1960年，正是曼德拉的非洲國會被禁的時候。作為英國移民的後裔，卡特並非南非統治階層阿非利卡人的一部分。事實上，那些人的意識形態讓他震驚，但他也同樣被這歷史性的失敗羈絆。
卡特的父母吉米和蘿瑪住在約翰內斯堡的教區帕克摩爾，都是虔誠的羅馬天主教教徒。他們接受種族隔離政策。但卡特像那個時代的同齡人一樣，很快就開始公開質疑該政策。他的母親憶起往事：“警察過去總是因為黑人沒有帶通行證而逮捕他們。那些人對黑人非常不好，我們也無能為力。但凱文對此感到非常憤怒，還和他爸爸爭執，’為什麼我們不能做些什麼呢？我們為什麼不能吼那些警察呢？’”
儘管卡特堅稱他愛著自己的父母，他卻也告訴親密的朋友們，自己的童年並不愉快。十幾歲的時候，他發現了騎摩托車的驚險刺激，幻想著成為一名賽車手。1976年，從比勒陀利亞的一所天主教寄宿學校畢業後，他去讀了藥劑學一年，隨即輟學了。由於不再有學業作為理由，他被南非國防軍徵召。在軍隊裡，他開始對堅持種族隔離的政權深惡痛絕。有一次，他維護了一個黑人食堂服務員，一群阿非利卡士兵嘴裡喊著“黑鬼情人”，毆打了他。1980年他告假，騎著一輛摩托車去了德班。他在那裡成為了一個名叫“大衛”的DJ。
時隔很久，他才帶著滿腔羞愧回去見自己的家人。那天他丟了工作，一口氣吞下了幾十片安眠藥、止痛藥和鼠藥。但是，他活了下來。
槍聲俱樂部 與吸毒
他回到了國防軍完成兵役，並在1983年比勒陀利亞空軍總部值班時受了傷——一枚炸彈的爆炸造成了19人死亡。在退伍之後，卡特在一家相機商店找了份工作，此後進入新聞行業做了一名《約翰內斯堡週日快報》的體育版週末攝影師。當1984年的騷亂席捲黑人鄉鎮時，他跳槽去了《約翰內斯堡星報》，與一群年輕的白人攝影記者在一起，他們想要揭露種族隔離的殘酷。而這份使命，此前幾乎只有南非的黑人攝影師們在執行。
美國攝影記者詹姆斯·納切威/James Nachtwey曾常與卡特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拍攝，“他們面對了無數次被逮捕的危險，卻從不放棄。他們真的願為信仰犧牲自己。”1990年內戰爆發，對於白人來說，單獨在鄉間工作可能是知名的。為了減少危險，卡特與他的三位朋友——《星報》的Ken Oosterbroekhe、自由攝影師Greg Marinovich和Joao Silva——聚在了一起，在黎明夜色中穿越索偉託和托克扎。
如果一個謀殺團伙想要把截殺一輛公車，將誰趕下火車，或是在路上清理掉誰，他們最有可能在一個早晨柔和而陰暗的光線中下手。這四個人很快因為拍下的暴力事件聲名大振，約翰內斯堡的一本《生活》雜誌將他們成為“槍聲俱樂部/the Bang-Bang Club”。
然後即便是結隊活動，夜間在鄉鎮走動也是非常危險的事情。全副武裝的政府安全部隊已經習慣了過度使用武力。而黑手黨之間的巷戰中既有AK-47，也有矛和斧頭。Joao Silva談起一次典型的遭遇：“在一個葬禮上，一些哀悼者抓了一個男的開始打，然後槍殺了他，又用車子把他撞倒，最後放火燒死。我拍了一張照片，這個人當時在地上，周圍人在喊殺了他。我們能躲開就很幸運了。”
有些時候，攝影師和一架相機還不夠支撐完成這項工作。南非的大麻很廣泛，當地人叫“大卡”。卡特和其他攝影師都是習慣性地吸食，部分原因是為了緩解緊張局勢帶來的壓力，另一部分原因也是通過這個來和街頭持槍的戰士們保持聯繫。
儘管卡特對此否認，但他也像很多長時間使用“大卡”的人一樣，轉而開始吸更危險的東西——“白管”。它將“大卡”和禁用鎮靜劑混合，強效、猛烈，能讓吸食者飄飄然一兩個小時。
飢餓的蘇丹
到了1991年，這隻黎明巡邏小組的工作已經讓“槍聲俱樂部”中的一個成員嚐到了甜頭。Greg Marinovich在1990年9月拍下的祖魯被刺死的照片讓他於次年贏得了普利策獎。這個獎也讓俱樂部裡的其他幾人水漲船高，尤其是卡特。但同時，其他的比較也因此而生。
雖然與Marinovich曾是最好的朋友，根據納切威的說法：“就像是走向了人性的不同極端一樣。Ken Oosterbroekhe是一個有相愛妻子的成功攝影師，他的人生已經定型。”而卡特則在一段段浪漫中游離，未婚有了一個女兒。1993年，卡特與Joao Silva一路向北，去拍攝蘇丹大饑荒。為了這次能夠成行，卡特暫別了自己在《每週郵報》的工作，借錢買了機票。他們的飛機剛剛在阿約得村降落，卡特就投入到了拍攝饑荒者中去。為了避開大量餓死的人，他走進了一片公開的叢林。在那裡，他聽到了一聲柔和、高亢的嗚咽聲，看到了一個小女孩試圖走去供食中心。就在他伏地拍攝她的時候，一隻禿鷲落在了視野中。
卡特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擾這隻鳥，同時為自己尋找到最好的視角。他後來說自己等了大概20分鐘，希望這隻禿鷲能展開翅膀。它沒有。拍完照片後，卡特把這隻鳥趕了出去，看著小女孩恢復了行動。
之後，他坐在一棵樹下，點起了一支菸，默默唸著上帝，流淚。Joao Silva回憶，“他之後很抑鬱。他一直說，想要抱抱自己的女兒。”
普利策獎的到來
又在蘇丹呆了一天，卡特回到了約翰內斯堡。巧的是，正在尋找蘇丹照片的《紐約時報》買下了這張照片，於1993年3月26日刊登。這張照片轉瞬成為了非洲苦難的標誌形象。成百上千人寫信、打電話給《紐約時報》，詢問孩子的事情。（報道中寫道，並不知道她是否走到了供食中心。）世界各地的報紙都轉載了這張照片。朋友和同事都讚揚著卡特的壯舉。他的自信心也隨之攀升起來。
卡特辭去了《每週郵報》的工作，成為了一名自由攝影記者。這是一份誘人又有財務風險的謀生方式，沒有工作保障，沒有健康保險，也沒有死亡保險。他最終於路透社簽約，每個月2000美元左右的基本薪水，並開始計劃報道南非在四月將到來的多種族選舉。然而，就在接下來的幾周裡，消沉與自我懷疑又再度降臨，好像只是被一時的勝利打斷了一樣。
麻煩是從3月11日開始的。博普塔茲瓦納是一個種族隔離的黑人家園，右翼白人試圖入侵那裡卻未能成功。卡特就站在一個處決右翼分子的黑人警察前面幾步之遙。“就在槍戰中間，我想知道接下來到底還有幾毫秒我就會死，我要拍下來，哪怕那是我最後一張照片。”
他的照片會被印在世界各地的頭版上，但他卻彷彿遠離了那個場景。首先，是目擊謀殺的恐懼，然後，是其他幾個同事已經完美地處理了這個情況，而卡特就在處決發生的那幾秒，還在裝膠捲。他說：“我知道我錯過了這個該死的鏡頭。那晚，我喝了整整一瓶波本威士忌。”
與此同時，他似乎又重新踏進了吸毒的領地，包括抽白管。在那次處決後的一個禮拜，他被人看到在曼德拉的集會上暈暈乎乎的。之後，他又開車撞進了一個郊區的房子裡，因為涉嫌醉駕被關了10個小時。他在路透社的上司不得不氣沖沖的去警局找他，拿回曼德拉事件的膠捲。而卡特的女朋友，一個學校老師Kathy Davidson則更為此傷心。毒品成了他們兩人為期一年的關係中的大問題。在復活節的時候，她就開始讓卡特搬出去——直到卡特了結了自己的生命。
離選舉只有幾個星期了，卡特的工作岌岌可危，愛情也快玩完了，他還得要找一個新的住所。然後，1994年4月12日，《紐約時報》的電話來了——他贏得了普利策獎。《紐約時報》的國際圖片編輯Nancy Buirski告訴了他這個消息，而卡特還在絮絮叨叨地說自己私人生活的問題。她打斷了他：“凱文，你剛剛贏了普利策！現在這些事兒都不那麼重要了！”
Ken Oosterbroek在Tokoza遇害
4月18日是一個週一，槍擊俱樂部一起前往距離約翰內斯堡市中心約10英里的Tokoza鎮，拍攝一場突發暴力事件。中午前不久，卡特回到市區，太陽曬得刺眼。在收音機裡，他聽到了他最好的朋友Oosterbroek在Tokoza遇害，Marinovich受重傷的消息。Oosterbroek的死讓卡特悲痛欲絕，儘管暴力再度升級，他仍於第二天就返回Tokoza工作。後來，他跟朋友說起過，被子彈帶走的“應該是他，而不是Ken”。
紐約是一個喘息的機會。再怎麼說，這也是卡特第一次來曼哈頓。《紐約時報》讓他飛來紐約後，就讓他住進了時代廣場的萬豪酒店。他很亢奮，管紐約叫“我的城”。
然而，普利策帶來的不僅是好聲望，他也要應對與名望同期而至的其他東西。南非的一些記者將他的得獎稱作“僥倖”，聲稱他是擺拍。其他人又質疑他的道德。佛羅里達《聖彼得堡時報》
刊文稱：“那個調整鏡頭來拍攝她的痛苦之人，可能也是一個掠食者，現場的另一隻禿鷲。”甚至一些卡特的朋友都想知道他為什麼沒有去幫助那個女孩。
卡特痛苦地意識到攝影記者的困境。“我不得不用視覺來思考，”他描述了一次槍戰，“我將鏡頭鎖定在那個死人和他的那一灘血跡上。他卡其色制服在沙子中的血泊裡。死者的臉上已經發灰了。你在那裡是在拍視覺。但你心裡有一個聲音在尖叫，’我的上帝啊’。但現在是該工作的時候，其他的一切都等結束在處理吧。如果你這都做不到，就不要做這行。”納切威說，“每個拍攝這種故事的攝影師都會受到影響。你就此永遠改變了。沒有人做這種事能讓自我感覺良好。這份工作非常難繼續。”
卡特並不期待回家。紐約才剛剛開始入夏，而六月下旬的南非仍是冬季。卡特剛一下飛機就陷入了沮喪之中。他在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寫道，“約翰內斯堡是乾燥的、棕色的、寒冷的、死去的，充滿了糟糕的回憶和再見不到的朋友。”這封信的收信人是他的朋友，《君子》雜誌的圖片編輯Marianne Butler。
凱文·卡特的摯友Ken Oosterbroek離他而去
一系列的打擊
儘管如此，卡特還是列了一些報道想法，將其中一些傳真給了Sygma。工作進行的並不順利。一個Parade雜誌的作家與曼德拉又一次採訪，卻臨時因官僚主義的錯誤而取消了。儘管並不是他的錯，卡特還是為此感到內疚。之後一次更不愉快的經歷接踵而至。Sygma讓卡特留在開普敦報道法國總統密特朗對南非的國事訪問。這是一個現場新聞，但據Sygma巴黎分部的編輯稱，卡特的片子出的太晚了，不能用了。他們抱怨說，圖片的質量也很差，不能提供給Sygm的客戶。
據他的朋友們說，卡特開始公開的聊起自殺。他的一部分焦慮來自這個密特朗的拍攝任務。但大多數還是來自為錢和生計發愁。當《時代》雜誌派給他一個去莫桑比克的任務時，他欣然接受了。儘管在7月20日那天，他設了三個鬧鐘，還是錯過了早上的飛機。此外，在莫桑比克拍了六天之後，他把一包沒有沖印的膠捲落在了飛機座位上。他到了朋友家才發現自己犯了大錯，衝回機場卻一無所獲。卡特心煩意亂地回到朋友住處，威脅說自己要抽根白管，然後自殺。
當晚，卡特與一個美國路透社的朋友Judith Matloff共進晚餐，吃掉了他從莫桑比克帶回來的蝦。他顯然羞愧於告訴她自己丟掉底片的事，於是他們談起了未來。卡特提議組件一個攝影師和自由攝影師的團隊，一起周遊非洲。
最後的最後
7月27日，週三，也是卡特人生的最後一天，他還算狀態不錯。一直睡到快中午，然後去《每週郵報》送了一張他們一直想要的照片。在報社的編輯室裡，他向以前的同事們傾訴了自己的痛苦。其中一個同事給了他一個治療師的電話號碼，要求他務必給她打電話。
最後一個見到卡特的人，似乎是Oosterbroek的遺孀莫妮卡。夜幕降臨時，卡特突然跑去她家，想找她聊自己的煩惱。而她才剛剛從丈夫三個月前的死訊中恢復過來，是在幫不到什麼。他們下午五點半左右分手了。
Braamfonteinspruit是一條穿過約翰內斯堡北部郊區的小河，也經過卡特曾經住過的Parkmore區。晚上9點左右，卡特將他的尼桑皮卡停在了球場和學習中心旁邊。他小時候曾在那裡玩耍過。桑頓鳥俱樂部正在那裡舉行月度會議，但沒有人看到卡特用銀色膠帶將軟管連接到排氣管上，並一路延伸到副駕駛一側的窗口。穿著一條沒怎麼洗過的Lee牛仔褲和一件《君子》T恤，他坐了進去，啟動了引擎。然後，他用隨身聽放起了音樂，用揹包做枕頭。
他留下的那封遺書描述的是一連串的噩夢與黑暗，是自傳般的自我分析，有解釋，有接口，有嘗試。在他從紐約回來之後，他寫道：“沮喪……沒有電話……沒有錢付房租……沒有錢給孩子付撫養費……沒有錢還債……錢！！！我被殺戮、憤怒、痛苦的記憶追殺……捱餓的或者受傷的孩子、瘋子、警察、劊子手……”然後他又寫道，“如果我真的是幸運的，就讓我去跟Ken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