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汪曾祺别集》的编委中，李建新跟汪曾祺算不上“故交”——虽然汪曾祺在他心里已经扎根36年，他十几年来花费大量时间做了很多和汪曾祺有关的工作：第一本《汪曾祺书信集》编选者，《汪曾祺全集》分卷主编，《汪曾祺集》编订者，最新出版的《汪曾祺别集》发起人和编委……
李建新遗憾没见过汪先生，甚至没和他通过哪怕一封信，30多年全是“神交”。1997年5月的一天，李建新在郑州火车站附近的报亭买了一份《粤港信息日报》，随手翻开，看到杨早（也是《汪曾祺别集》编委之一）怀念汪曾祺的文章《斯人也，而有斯文》，感到“仿佛生活突然不讲道理了一回”。那份剪报他一直留存着。
多年后他想编汪曾祺的书，给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潜意识里，好像汪先生应该有源源不断的美丽文字出现在我们眼前，他应该更长寿的，到超出我想象的时间里，还有他温润的目光。”
从读者到编者，李建新的人生跟汪曾祺已分不开。他也是有底气说：“《汪曾祺别集》是一套最体贴读者的汪曾祺作品精选集。”因为他一直是读者，知道怎么为读者考虑。
李建新珍藏的《斯人也而有斯文》剪报
"汪曾祺不参与排名，他在特别席位"
李建新还记得第一次看汪曾祺的文章，是在1984年第8期的《连环画报》。36年过去，他从文艺少年到文艺青年，再到职业编辑。很多作家走进他心里，又走出去，只有汪曾祺一直深埋心底。
《连环画报》1984年第8期发表的《陈小手》连环画
“汪先生的文字之好，在于你感受不出他有什么奇绝处，但是读到比较糟糕的文字，两相比较，才会发现真有云泥之别。”
李建新这个评价，让人恍然大悟，又心服口服。这确实是汪曾祺文字的魅力所在。
读蜜君：你是《汪曾祺全集》分卷主编之一，也自己出版过汪曾祺先生的书，今年又是《汪曾祺别集》的编委之一。从你的角度，如何定位你和汪曾祺的关系？
李建新：我不是《汪曾祺全集》的编辑，只能说是人文版《汪曾祺全集》的“外援”编者。编辑要负责出版流程，必须是出版社内部的人才能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了做好这套书，成立了工作委员会，请学者季红真老师担任主编，也请了一些人做具体的工作，帮忙搜集资料、校订文字，我做了其中的三卷，是所谓的“分卷主编”之一。
我觉得自己只是汪先生的一个读者，因为一直从事编辑之类的工作，从个人角度，对很多新编的汪曾祺作品集不满意，自认为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有机会就亲自上手了。做汪先生的书，一直都是这种“读者+业余编者”的身份。
读蜜君：你说过“曾经喜欢的很多作家，都在慢慢疏远”，而汪曾祺一直是你的“心头好”，甚至编辑他的书，也成为你职业生涯中比较重要的事件，你觉得最大的原因是？
李建新：没有原因，也不需要原因。不喜欢的作家自然就不喜欢了，喜欢的也自然一直在读，能不断地读出新意思。
读蜜君：按喜爱程度排名，在你心目中排进前三的作家是哪三个？
李建新：前三名经常换，等于没有。汪曾祺肯定不是，他不参与排名，在特别席位。
读蜜君：从2008年开始想出汪曾祺书信集，联系了哪些人、收获如何？这本书未来还有计划吗？
李建新：很多人，我能想到、通过文章看到和汪曾祺有联系的人，都试着联络过。十年左右，自己搜集到的书信有四五十封。
书信集已出过了，2016年给上海三联编的。但当时为了照顾后出的人文社全集，手里已有的四五万字书信并没有放进去。人民文学版《汪曾祺全集》的书信卷，可说是最终成果。当然以后还会不断增补修订。
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汪曾祺书信集》
读蜜君：在你看来，汪先生的文字，最妙在何处？
李建新：汪先生的文字之好，在于你感受不出他有什么奇绝处，但是读到比较糟糕的文字，两相比较，才会发现真有云泥之别。
读蜜君：汪曾祺在文学上对你最大的影响是？
李建新：我不写作，文学上的影响说不上。做编辑工作，当然也会时不时写一点“应用文”，读他的书多了，可能语言习惯上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读蜜君：在人生观上有影响吗？
李建新：人生观这个话题太宏大了。在对待某些具体事情上，汪先生的处事态度，可能是我一个很好的坐标。他好像说过自己是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我也是一个自觉比较软弱的人，但我从他的善良乃至软弱里获得了一些力量，一些安慰。
“《汪曾祺别集》最体贴读者”
“做《汪曾祺别集》，没有任何人找我，是我先找的别人。我算是这个事情的‘发起人’，所有编委老师都是我约来的。当然，想到做《汪别集》并非了不得的创意，可能很多人也早就想过。20多年前，《沈从文别集》就曾摆在龙冬老师面前，他跟我聊过不止一次。把汪先生的作品出得讲究一点、好玩一点、独特一点，是很多热爱汪先生的朋友的心愿。”李建新在采访中说。
《汪曾祺别集》这样一套纪念汪曾祺诞辰100周年的重要作品集，编委的阵容堪称“豪华”：汪曾祺长子汪朗担任主编，编委有汪先生晚年的忘年交、作家龙冬和苏北，有学者、评论家顾建平，青年学者徐强、杨早——杨早还是汪先生的亲戚，汪先生老家高邮的作家王树兴，还有汪先生的家人……
这些曾经因为汪曾祺而有交集的各位“汪亲”，忽然间成了“同事”，大家共同努力，历时一年多，做成了这套特别的《别集》。李建新认为这件事是“愿力所致”，曾经梦想的事都变成了现实。
李建新收藏的《汪曾祺自选集》第一至第六次印刷本
李建新初中时读到的刊有汪曾祺作品的《中学生阅读》杂志
李建新收藏的部分汪曾祺作品
读蜜君：能否说说和《汪曾祺别集》的渊源？
李建新：最近三四年我“中年北漂”，和汪朗、龙冬老师、杨早兄、王树兴老师等师友接触比较多，各种场合，聊汪先生的机会也多。听龙冬老师说过几次《沈从文别集》的旧事，他和那套小书很有渊源，甚至《沈从文别集》都可能从他手里诞生。2016年我为河南文艺出版社编订十册一套的《汪曾祺集》之后，有朋友建议过做《汪曾祺别集》，其实我也想过，但总觉得有哪些条件达不到。2019年2月，有一天突然想到可以请汪朗老师做主编，做《汪曾祺别集》就顺理成章了。晚上12点多想到这一点，怕忘记，随手写了个纸条夹在书里。第二天到办公室先列了十多本书的书名，写了个简单的选题方案。3月初，原想找个机会当面跟汪老师提，3月19日，王树兴老师约一起在展览馆路的北平食府吃饭，汪朗、王树兴老师、杨早兄和我，四个人，我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汪老师慨然应允，这件事基本上就定下来了。接下来几天，我向各位编委老师一一发微信邀请参与，非常顺利。
读蜜君：从最初有这个想法，到别集出版，多长的时间？你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李建新：最初有这个想法可能有好多年了。最近一次下决心，就是从2019年2月份开始，到今年5月先出了小说部分，有一年多吧。出齐可能还得再有两三个月。
去年3月份我写过选题方案，草拟了每一集的书名——这也意味着要怎么分主题来编。拉起编委会的微信群之后，我拿这些书名请各位老师提意见。比如关于沈从文的一本散文，原来叫《我的老师沈从文》，听从杨早兄意见改成了《梦见沈从文先生》。戏剧集比较波折，一直拿不定主意，是直接叫《戏剧集》，还是《沙家浜》？后来汪朝老师建议不妨叫《碰壁集》，因为汪曾祺先生曾有个想法，要与传统的京剧闹闹别扭，但是拗不过，处处碰壁。这个书名也是有来源的。汪朗老师提议改叫《撞墙集》，显得更积极主动，后来就定了这个名字。
因为原计划今年5月前全部出书，时间紧张，来不及请所有编委开会反复磋商，在实际操作中，我自己动手初编了目录，再请各位编委提建议，一点一点调整。《撞墙集》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陶庆梅老师编的。她是戏剧方面的专家，我们所有人都一百个放心。具体的文本校订主要是我在做，遇到疑问，拿不准的字词，都会随时提请各位老师过目，根据大家的意见再去查资料，确认。
读蜜君：当时在报纸上看到杨早写的汪曾祺离世的消息，和后来自己想出版汪先生的书时写信给汪朝，到现在跟他们成为“同事”出版《汪曾祺别集》，有什么感受？合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
李建新：我的感受是“愿力所致”，梦想的事情总会变成现实。这不是鸡汤，多年来搜罗各种版本的汪曾祺著作，也让我有这样的体会。有些书印数很少，像台湾幼狮出的《五味集》，很难找。但我可能每天都去旧书网上搜，坚持了六七年，有一天它就真的被我买到了。
读蜜君：我们知道你读了很多汪曾祺的文字，也买齐了所有他的书的版本，但在编辑《别集》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仍是你之前从未看到过的？
李建新：只有个别书信是新发现的，以前没有见过。其他都读过，甚至不止读了一遍两遍。
读蜜君：和汪先生的家人、故友们交往并共事，使你对他增加了哪些认识？
李建新：他们都是我主动去结识的，感觉很亲切，好像认识了很久一样。也许是我通过文字观察、了解他们很久了。
读蜜君：龙冬老师说“汪先生的作品，如果按照原稿校订，一定会得到奇妙明亮的擦拭”，你说《别集》是想努力去擦拭汪曾祺作品的细节，能否具体说说？用了哪些法子去“擦拭”，校订了什么样的细节？
李建新：“擦拭”就是以对待经典作品的态度，慎重处理汪先生的文字。像文物修复一样，分辨哪些东西是属于作者的，哪些是别人强加的，哪些又是时代赋予的。把这些信息分门别类，找出最恰当的处理方式。
《别集》首选初版本作为底本，即首次收到书里的文本。首次在报刊上发表的称为“初刊本”。一般来说，结集成书时，作者可能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较为慎重的处理。以前不完善的地方，会做增删；发表时的错别字，也尽可能订正。比如小说《异秉》，作者描述王二做买卖的用具：“这些‘生财’包括两块长板，两条三条腿的高板凳，以及好几个一面装了玻璃的匣子。”在收进《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时，作者在“高板凳”后加了个括号，做了补充说明：“这种高凳一边两条腿，在两头；一边一条腿在当中。”书里有的这句话，当初在杂志上是没有的。
当然，也可能会有相反的情况。初刊本是正确的，初版本反而出于种种原因给改错了。比如《蒲桥集》里有一篇散文《夏天的昆虫》，第一节写到蝈蝈：“蝈蝈我们那里叫做‘叫蛐子’。”通篇7处都是写的“叫蛐子”。在初刊本上，不是“叫蛐子”而是“叫蚰子”。我查过方言词典，某些地方写作“叫油子”，音是同“蚰”的。后来又请汪先生的同乡、作家王树兴老师通过微信语音读给我，果然是读you。那么，确认无疑是初版本给改错了。
还想到一个例子，写老舍之死的小说《八月骄阳》最后一句，“刘宝利说：‘我去找张席，给他盖上点儿!’”初刊本与初版本完全一致。后来从汪先生家人提供的一个复印件上看到，作者把“他”字圈起来，改成了“怹”。“怹”是北京方言读音，含尊敬意的第三人称。在小说语境中，老北京刘宝利这么说话符合身份。搞不清楚到底是原稿中写的就是“怹”，编辑改成了“他”，还是文章发表以后作者突然觉得“怹”比“他”更合适。不过，有这份资料，《别集》中此处就用“怹”而不用“他”，并作注释说明原因。
读蜜君：这样“较劲”，对读者和汪先生的意义是什么？
李建新：“较劲”的原因，还是如前所说，是把汪曾祺先生的作品看得不同一般，预计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还有很多人要读，所以必须慎重，才对得起作者和现在的、未来的读者。
读蜜君：这套书最令你满意的部分是什么？
李建新：除了预想不到的失误（虽然目前发现的还很少。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是完美无瑕的，但还是要极力追求完美），其他都很满意。
读蜜君：20卷你是否看完全部？哪些人你推荐全部买齐？如果不是“汪迷”，你推荐从哪几本入手？
李建新：当然，而且不止要看一遍两遍。有钱人我推荐买齐，最好多买几套送朋友。如果只买一本可以买《受戒集》。
资深出版人顾建平编辑的《受戒集》
读蜜君：如果仅用一句话，你会如何跟别人推荐这套《汪曾祺别集》？
李建新：它可能是最体贴读者的一套汪曾祺作品精选集，因为我也是读者，知道怎么从读者角度考虑。
“阅读的意义：让无聊的一天天貌似有意义”
汪曾祺之外，我们也跟李建新聊了聊阅读。显然，比起汪曾祺，关于阅读他没有那么滔滔不绝，甚至显得有些克制冷静。但你看他推荐的书，能确定真的是一个爱阅读而又不卖弄之人。
李建新对书和阅读的态度非常“佛系”，不功利。这样的态度，决定了他把阅读当作一桩日常的事务，且总是会读到很多好书。
李建新编辑的《拟故事集》
读蜜君：你通常通过什么渠道买书？一年大概要买多少书？能否提供你最近一年购书书单？
李建新：现在很少逛书店了，大部分的书是从京东、当当、孔夫子买的。每年大概会买三百本左右吧。现在没时间记书账，所以，抱歉。
读蜜君：你现在在读的书有哪些？
李建新：比较杂乱。同时在读的有芒迪亚格的《黑色摩托》，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刚出版不久的班宇《逍遥游》，雨果·克劳斯
《比利时的哀愁》，韩羽《我读齐白石》，胡宝国《将无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西西《织巢》《故事里的故事》。读蜜君：有没有枕边书或“马桶读物”？如有，分别是什么？
李建新：枕边书常换，但不一定都是通读的，随便翻。“马桶读物”一般是有连续性，一定要从头读到尾的，目前就是《黑色摩托》和《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后者是买了很多年一直没拆塑封，前两天找出来，觉得不读一遍太浪费钱了，就拆了开始读。
读蜜君：哪些书是你读了又读的？哪些书对你最初的人生观产生了影响？
李建新：读了又读的也并不太多。汪先生的所有文章自然是随时可读的，他的书我在家里、办公室放得到处都是。任意翻起一篇都能读下去。20年以前，金庸倒算是读了又读的，近几年却感到疲倦，从kindle上读一部，往往读不到一小半就放下了。
没有哪本书影响了人生观，或者说读过的所有的书都影响了我的人生观。
读蜜君：阅读对你的意义是？
李建新：意义就是打发无聊的时间，让无聊的一天天过得貌似有意义。
作 者 简 介
李建新
李建新，《汪曾祺别集》之《拟故事集》《桥边散文》编者。
现任职于中原出版集团北京分公司，编订有《汪曾祺集》十种（河南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汪曾祺全集》中后期小说卷、书信卷分卷主编。
本文转载于公众号“读蜜”，原文标题为《李建新专访：愿力，使我离汪曾祺更近》
「汪曾祺别集」
《汪曾祺别集》由汪曾祺先生哲嗣汪朗主编，家人及深知汪曾祺的作家、学者、编辑协同编选而成。
共20卷，约200万字，包含小说、散文、剧作、诗歌、书信等。每卷各有独立主题，汇为汪汪巨浸。
别集底本为初版本，参以手稿，美信俱备，以祭汪老，以飨汪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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