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已熱播完，原著作者試圖以上元燈節的十二時辰還原唐代開元天寶年間的長安風物，電視劇的創作也幾乎再現了唐人生活。結合書中記載與博物館中館藏文物，瑣碎的“知識點”被串聯，歷史似乎近在眼前，觸手可及。本文從文物分析的視角解讀女子著男裝是否真為唐人風尚？
女著男裝，確乃唐人風尚
劇中李必的婢女檀棋常以一身颯爽的男裝示人。侍婢著男裝確乃唐人風尚，不僅遍及宮中和民間，更貫穿有唐一代。
“遙窺正殿簾開處，袍袴宮人掃御床”（唐薛逢《宮詞》），宮中侍奉灑掃的正是穿袍著袴的女子；而《資治通鑑》“唐德宗興元元年”條載：“上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裹頭內人。”元胡三省注：“裹頭內人，在宮中給使令者也。內人給使令者皆冠巾，故謂之裹頭內人。”乃著眼於所戴幞頭而言；另在《太平廣記》轉引的一則唐傳奇中，被人搖醒的公子李陶亦“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唐代日常男服主要由袍、袴、帶、幞頭等組成，若宮人、侍婢著男裝，這些衣飾又往往成為其代稱。唐張鷟《朝野僉載》謂“周嶺南首領陳元先設客，令一袍袴行酒”，《太平廣記》所引“李參軍”故事中“著紫蜀衫，策鳩杖”的蕭公則由“兩袍袴扶側”，皆屬其例。
開元十二年（724年）金鄉縣主墓出土陶俑
唐代女婢著男裝不僅十分習見，且往往凸顯鮮明的個性特徵。她們既裹幞頭，著襴袍，足蹬靿靴，腰繫蹀躞，一如須眉男兒；又常梳髻戴鈿，花子斜紅，錦袴線鞋，盡顯嬌俏嫵媚；還可胡服胡帽，錦繡褾袖，翻領開襟，充滿異域胡風。（唐代男子常服中原本即包含有大量的“胡服”元素）更因穿著者的身份、場合及時代不同而變化萬千，與女裝裙衫相較也未嘗遜色。
不過就女著男裝的潮流演變而言，劇中檀棋翻領胡服配長靿靴，腰繫蹀躞帶的造型當更接近初唐武周風尚，且其中搭的那件不知是曲領還是“領巾”的白色織物則十分怪異。開元天寶之際的女子袍袴其實和當時男子所著一樣也已呈現加長加寬的趨勢，長及足面，有的用色紋飾多彩絢麗，常見各類團花紋，且少用蹀躞帶，多僅系革帶。
敦煌莫高窟盛唐壁畫
以往論者多謂唐代女子著男裝是大唐氣象的彰顯，更是“女權意識的某種覺醒，也是對傳統的男權社會的一種挑戰”。但從唐代絹畫、壁畫及線刻畫中其實都不難看出，主僕組合的基本模式還是被描繪得略顯高大的裙衫貴婦在前，著袍袴者則侍奉在後，箇中尊卑關係一目瞭然。唐高宗時，太平公主曾著紫衫玉帶上殿獻舞，高宗、武后尚且“笑曰：‘女子不可以為武官，何為此裝束？’”，《新唐書》更謂之“近服妖也”。可見公主此舉實乃一反常態，十分另類。倒是唐墓出土的不少打馬毬俑塑造了女子著男裝的形象。所以在大多數日常情況下，唐代女子著男裝應是取其利落輕捷，方便勞作、侍奉及運動，受眾也因此多是宮人侍婢；一般貴女美婦的崇尚和追求，仍舊是珠翠寶髻、花團錦簇的華貴裙衫。
《虢國夫人遊春圖》（宋摹本）中的男裝騎手
然唐人劉肅《大唐新語》曰：“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著丈夫服、靴、衫、鞭、帽，內外一貫也。”《舊唐書·輿服志》載：“開元初，從駕宮人騎馬者，皆著胡帽，……俄又露髻馳騁，或有著丈夫服、靴、衫。而尊卑內外，斯一貫矣。”這些記錄似乎還表明在開元天寶時期，女著男裝或胡服曾一度也成為上層女性的追求。開元二十五年的貞順皇后石槨線刻畫中有一對男裝女子，其中一人袍下施襴，或許正是著“丈夫衣衫”的一對主僕。而傳世名畫《虢國夫人遊春圖》雖是宋人摹本，但其祖本仍可能出自唐人手筆。據最新研究，此畫中地位最尊者乃畫面右端，在隊伍最前方御馬而行的男裝女子，她應即主角虢國夫人。而劇中被聞染誘騙至“狼窩”的王宗汜之女王韞秀是一位頗有男子豪氣的富家千金，她第一次出場也穿著一件翻領胡服，儘管也遠非天寶式樣，但這樣的設計仍算是有所依憑。
不過在史家眼中，這類著裝皆乃“安史之亂”的先兆：《舊唐書·輿服志》雲：“臧獲賤伍者皆服襴衫。……仕女皆競衣胡服。故有范陽羯胡之亂，兆於好尚遠矣。”《新唐書·車服志》曰：“奴婢服襴衫，而士女衣胡服。其後安祿山反，當時以為服妖之應。”但既然是“或著”，則說明這種情況在上層女性中並不十分盛行，更可能僅如太平公主一般偶爾為之，並不能根本影響唐代女性的衣著喜好，將其看做胡亂的服妖之兆更未免言過其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