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凱（上海大學文學院歷史系）
追溯“惡意”
無論在二戰還是大屠殺的歷史書寫之中，“邪惡”一詞都是充斥字裡行間卻又讓人諱莫如深的話語。人們手捧史書思考評論之時，都習慣於將納粹分子視為道德敗壞、毫無人性之徒，如黑洞般敬而遠之不屑深究；然而在端筆揮毫，放聲闊論這段歷史之際，往往也不免暗自滋生這樣一種難以抗拒的念頭：如何理解駕駛德國戰車走上毀滅性道路的這群人？這些曾受過良好教育，深受文化傳統薰陶的人怎能犯下如此滔天罪行？而今人看待昔日紐倫堡的那場驚天審判，與其說是關注於“誰犯下了這些罪行”的法理調查，毋寧說更傾注於“他們為何犯下這些罪行”、“怎能如此喪盡天良”？（第8頁）身兼精神病學家的社會歷史學者喬爾·迪姆斯代爾，在他的研究生涯中迎來了一位紐倫堡法庭行刑手帶來的文件，開始了對於納粹戰犯“惡意”來源的心理追蹤之路。而這一旅途，要從著名心理學家莫莉·哈羅爾對他講述的紐倫堡戰犯羅夏墨跡測試說起。
《天生惡魔？紐倫堡審判與羅夏測試》，[美]喬爾·迪姆斯代爾著，史先濤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9年4月出版
1945年5月中旬，盧森堡市奢華的王宮酒店被改造成了一座戒備森嚴的營壘，盟軍代號“垃圾箱”。這裡即將迎來人類歷史上最為臭名昭著的住客——被俘的納粹高官。他們將躋身於此，並由此走向紐倫堡的法庭，迎來正義的審判。然而這些人前光鮮亮麗的第三帝國顯貴，在拘押之中暴露了癮君子、酗酒者的病態本性。生怕其健康狀況危及日後審判的監獄方急於尋求精通藥學、擅長藥物依賴和心臟病治療的醫生與相應的專業翻譯。軍醫道格拉斯·凱利與軍中翻譯的古斯塔夫·吉爾伯特相繼應召而來，為這些問題人物受審保駕護航。
然而，這兩位專家的到來其實另藏深意。1945年6月11日，紐約一批知名教授致信紐倫堡審判負責人傑克遜大法官，要求“研究”納粹分子——此時戰犯審判遠未開始，學術界卻已計劃解剖這些納粹領導人的大腦，並明確要求對他們進行羅夏墨跡測試，用十張卡片解讀納粹頭目的心理狀況。三天後，CIA前身——美國戰略情報局要求在紐倫堡設立精神病專家委員會，指出“這場審判的首要目標是從法律、醫學和社會學的視角闡釋事實和解讀整個納粹領導層，從而讓後是相信這些事實。對德國軍事、政治和工業領袖的心理狀態進行全面科學研究，這在歷史上尚屬首次”（77頁），並且明確要求團隊中必須包括羅夏墨跡測驗專家。作為20世紀40年代唯一的心理學測驗方法，此舉獲傑克遜首肯，以求澄清這些戰犯的精神狀況，“阻止未來的德國人編造他們是超人的神話”。（78頁）於是才華橫溢，善於交際的世界著名羅夏墨跡測驗專家——甚至還是美國魔術師副主席——精神病醫師凱利，與同樣有著心理學背景且更具戰俘審訊經驗的吉爾伯特，開啟了喬爾·迪姆斯代爾筆下的歷史追溯之旅。
審判“惡意”
1935年，第三帝國議會在紐倫堡通過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案》，開始了罪惡的壓迫與屠殺。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十年之後，這座城市成了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納粹戰犯的“起點”。這樣的矛盾似乎貫穿於這場世紀審判的方方面面：同盟國希望以國際審判破除納粹戰時宣傳的“偉人”印象，彰顯法治和公正重回德國，卻又擔心生理情況與精神狀態會使罪大惡極之徒免於出庭或逃脫懲罰。通過醫學檢查和墨跡測驗鑑定戰犯身心狀態之責，落到了兩位心理學家身上。但本應秘密合作的兩人，卻處在爭鋒相對的競爭之中。這場審判給心理學家提供了罕見的機會，得以在法庭、監獄觀察戰犯。但凱利和吉爾伯特各有所長，研究方法也不盡相同：凱利將自己的職責視為一個有趣的任務，樂於與戰犯輕鬆地打交道，以讓自己豐富的醫療、法醫病理學經驗更加完整。而吉爾伯特則認定這些納粹戰犯是邪惡化身，並不將自己當成翻譯，而是作為審訊者對精神道德問題大加撻伐。二者的分歧在對四位戰犯典型的心理評估中逐漸展現了出來。
領導“德國勞工陣線”的羅伯特·萊伊有著口吃和酗酒的頑疾，獄中自殺的結局使其成為了盟國學者研究的典型樣本——在所有戰犯中，只有萊伊因早早上吊提供了全面細緻檢查其大腦的機會。鑑於其在一戰經歷的大腦嚴重損傷、長期酗酒與遺書中的悔罪，研究人員認為他的邪惡是由病態的大腦驅動的。在他自殺之前，凱利就其墨跡測驗情況指出“他絕對忍受著大腦額葉受損所引發的病痛折磨……是最有可能自殺的犯人之一”。吉爾伯特方面，由於萊伊在他到來之後兩天就自殺了，因此觀察甚少。
與萊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傲慢的“二把手”戈林，其自始至終將自己視為戰犯“領袖”，與審判方大唱反調；且與萊伊因悔恨早早自殺相反，他為了羞辱盟國而在處決前一小時吞了氰化物。凱利認為戈林的測試表現出他有能力應對審判，且“表露出顯著的自我中心性和強大的情感驅動力”（120頁）；而吉爾伯特對戈林的邪惡面更為警覺：“就像典型的精神病態者，戈林不願受到約束的行為方式，反映了他擺脫不了嬰兒期的自我內驅力”(121頁)。值得一提的是，吉爾伯特對戈林測試時，並不知道凱利早已測試過，但他也就此發現了戈林在觀察圖片時試圖擦除“血跡”的著名小動作，由此認為他在有能力採取行動時卻只逃避責任加以掩飾的“懦夫”心態，是個假裝“親切的精神病態者”。這一判斷無疑與手握氰化物，卻到最後一刻才使用以體現所謂“尊嚴”的行為暗合。
而納粹早期的高層尤利烏斯·施特萊徹，表現出的是純粹的“惡”——他吹噓自己此前就已經在紐倫堡被審判過“十二次或者十三次，我出庭過太多次了，不足為奇”（130頁），甚至曾命人在關過自己的牢房掛了一塊匾，尊為故居。不同於之前兩位的自誇態度，這位曾以演講和文章煽動民眾仇視猶太人，並且以謊言和臆想詆譭身邊每一個人——甚至納粹——的惡徒堅稱自己無辜，表示“無論發生了什麼，都是超人（希特勒）造成的”（133頁）。吉爾伯特根據測試認定“他不是施虐狂，也並非不知廉恥；他只是個性冷漠、麻木不仁、極度偏執。”（138頁）而凱利的側寫將他描述為了一個“精神抑鬱”的“偏執狂”（139頁）。這位終生造謠反猶的納粹惡黨，在絞刑後諷刺地以猶太名字進了骨灰甕。
如果說萊伊用自殺提前結束了審判，戈林用尖牙利嘴對抗了審判方，施特萊徹用卑鄙無恥噁心到了參與審判的每一個人，那魯道夫·赫斯可能是唯一真正用自己的精神問題讓法庭大撓其頭的人。這個時時刻刻擔心自己被下毒，動不動失憶且舉動神經質的人似乎是個真正意義上的“瘋子”——畢竟1941年5月10日他駕機飛往英國時，希特勒就宣佈以“精神分裂”解除了他的副元首之位。然而法庭認真考慮他律師提出的因精神狀況不出庭理由時，他又忽然起立大喊他是在“假裝失憶”，表示“接受審判、為自己辯護、質問證人或回答問題的能力沒有受任何影響”。（156頁）可即便法庭接受他的發言繼續讓他參加審判，誠如在場律師所言：“只有瘋子才會在那種情況下憤然起立大聲宣告自己一直在裝病”。（158頁）凱利根據測試認為赫斯是個裝病的心理分裂者：“如果主幹道代表精神健全，人行道代表精神錯亂，那麼赫斯這一生最重要的時光都是走在二者之間的馬路牙子上”（164頁），而吉爾伯特則認為其在羅夏測試中有所隱瞞，“故意抑制自己大腦中閃現的回憶……嚴重的情感受限，缺乏感情交流，是典型的精神分裂人格”（167頁）。莫衷一是的法庭最終將他的精神狀況作為了減刑依據，讓他成了斯潘道監獄中無期徒刑的囚徒。
從表面看，凱利和吉爾伯特對紐倫堡審判中這四位“惡意”載體的判斷可謂大同小異。他們都認為除了赫斯，其他被告人都沒有精神錯亂，並非精神病患者。但同樣診斷背後的依據卻大相徑庭：社會心理學出身的吉爾伯特從病理學診斷這些人是自戀的精神病態者，是病態的德國文化導致他們與生俱來的生活扭曲；而精神病理學和司法精神病學專家凱利卻從社會心理學認定這些被告是普通人，行為為所處環境所塑造，深受官僚體制和謊言影響——他甚至強調稱這與德國無關，“這種人哪兒都有”。不同的視角與判斷，將“惡意”的論爭延續了下去，成了審判落幕之後懸而未決的話題。
剖析“惡意”
紐倫堡審判之後，二人針對納粹戰犯的測試論爭並未結束，“最早來到紐倫堡”的凱利與“在紐倫堡待的時間更長”的吉爾伯特不但沒能按照原計劃共同出書，反而發生了決裂。在一場又一場的出版大戰後，即便是兩人都信任的羅夏測試專家莫莉·哈羅爾都已無法再做調停。二人在1945年心思各異的合作與後來不體面的出版競賽，使得珍貴的資料雪藏了半個世紀無人問津。與此同時，社會心理學家對於人性“惡意”的討論在不斷進行：漢娜·阿倫特的“平庸之惡”、斯坦利·米爾格拉姆的“服從”實驗、約翰·達利和比布·拉塔內的“旁觀者冷漠”實驗與“斯坦福大學監獄實驗”都在嘗試著對“惡意”的解構。
喬爾·迪姆斯代爾認為，所有這些研究都認同了凱利的論斷——即邪惡容易在“恰當”的社會環境滋生，但也都共享一個前提：認定人大腦最初都是白紙一張，是與他人的交往逐漸塑造了自己的思想。那麼，如果有些人與生俱來內心陰暗呢？比如像吉爾伯特所認定的，納粹領導人腦中的“惡意”構成了一種原罪般的特殊邪惡？戈林自己就曾向吉爾伯特坦承說，他認為“人類的大腦能夠策劃並實施大規模毀滅性行為，而其他肉食動物只是在飢餓的時候為了獲取食物才獵殺。”（228頁）迪姆斯代爾綜合了神經精神病學、神經成像、神經內分泌生理學與法醫學對於“惡意”的看法，做出了結論：在紐倫堡審判中進行的羅夏測試，實際上是關於“惡意”的理念碰撞——有人認為惡意是一種獨特的精神疾病，有人則將其看作行為連續體的一環——戈林被視為典型的、富有魅力的自戀型精神病態者，他冷酷無情，所實施的犯罪行為都是事先精心策劃的；施特萊徹暴躁衝動，猶如無法理喻的惡魔；萊伊的大腦損傷改變了他的行為方式，但矛盾的是他卻是最具懺悔之心的人；赫斯像一個謎團，但大部分觀察者都認同他受妄想性障礙折磨，確不正常。萊伊自殺，戈林和施特萊徹的診斷沒有影響對他們的量刑審判，赫斯雖得減刑但仍受審，紐倫堡審判本身的法理價值並未受到人類社會“惡意”判斷論爭的多大影響，但精神病和心理學家借測試戰犯將“惡意”真相大白於天下的意願無疑付諸東流——迪姆斯代爾在凱利與吉爾伯特塵封已久的故紙堆中，發現了諸多共同的缺陷。他們針鋒相對的論點是從很少的樣本中選定推論的，無論是四個典型人物，還是全部22名受審戰犯，都是未直接參與屠殺的高層人士，與手下真正面對面進行大屠殺的“殺人工具”心態有天淵之別；在戰敗後的囚籠、破滅的希望與可期的死刑判決下進行的心理測試，真能夠解釋這些人大權在握生殺予奪時的心理嗎？
事實上，圍繞紐倫堡的激辯勾勒出了惡意的輪廓，卻並未給出所謂的“答案”。當然，較之1945年，今天的人們有著更多更新的研究工具、手段與理念；但紐倫堡戰犯研究，首先源於二戰後國際共識下罕見的天時地利人和——人們普遍認知納粹之惡，各界都認為對此“惡意”審判追溯之必要，並願意以一切手段加以嘗試。後來任何對戰爭罪行的審判難再重現這一幕公正、大同之舉。事實上，2012年司法心理學家在研究了近年來的國際戰爭罪行審判後，驚訝地發現：“對被判犯有戰爭罪的人並沒有進行過經驗心理學研究”，紐倫堡審判的羅夏測試成為了滄海遺珠。羅夏測試的特別之處在於窺探戰犯的潛意識，但測試也同樣依賴觀察者的判斷。觀察者的存在本身干涉著結果的解讀，正如凱利與吉爾伯特類似診斷下的分歧依據，以及後世圍繞“惡意”的看法紛爭——人們主觀期待“惡意”是單一的，好針對性地將其封存棄世；而紐倫堡的羅夏測試與之後的研討爭論顯示：惡意的基石是一系列不同的行為和疾病，如同潘多拉的魔盒一般，一旦打開便一發不可收拾。納粹曾掀起的血腥屠殺與慘烈戰爭，可能無法簡單歸咎於病變的大腦或扭曲的人生；對症下藥防微杜漸的天真心願，並不足以應對人性惡意在人類前進道路埋下的絆腳石。或許誠如迪姆斯代爾文末坦言：“凱利認為每個人內心都有邪惡的一角，吉爾伯特則發現了某些人獨有的心理暗面——他們二人都是對的”。（253頁）面對這混亂之惡，愛爾蘭哲人埃德蒙·伯克的箴言更顯可貴：“邪能勝正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無所作為”。紐倫堡審判中寄託的“惡意”探索固然未能如願，二戰中正義力量同心協力降服邪惡之舉，又何嘗不是我們直面黑暗的英勇垂範？
責任編輯：於淑娟
校對：欒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