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兰兰
黄惠，28岁，天津南开某街道办事处科员
李文，29岁，某中央机关直属单位正科
王春美，27岁，成都某区委组织部科员
李 浩，28岁，河南某监狱狱警
接受本刊采访的体制内90后个人基本信息。
"恭喜！找到铁饭碗了。” “每天很清闲，工作太爽了。” “年纪轻轻，还是应该出去闯一闯。”……对于选择体制内工作的90后，外界的评价褒贬不一。
体制内是围城还是避风港，只有局中人感受最真实。为了解90后在体制内真实的生存现状，本刊采访了4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90后。他们进入体制后有过不适和自我怀疑，也有人在被“敲打”后变得柔软，找到了体制内的生存法则。坚守的与改变的，时间在他们身上都留下成长的痕迹。
图据网络
选择
离开暖气十足的天津市南开区某街道办公室，2月的街头还是寒气逼人。黄惠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加快了回家的步伐。婆婆一个人在家带着刚满半岁的女儿，忙得连口饭都吃不上。她从单位食堂打了饭菜，匆匆忙忙赶回去“救场”。
“如果我还是在原来那家私企工作，中午我是不可能回来的。目前在街道上班就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了。”黄惠告诉廉政瞭望·官察室记者，在找工作上她走了不少弯路。
黄惠拍摄的天津街景（图据受访者）
2017 年，25 岁的黄惠从天津一高校化学专业毕业。“女生在化工领域找工作真的太难了，当时我给很多研究所投递简历都石沉大海。”黄惠回忆起当年就业的情形，眼看周围同学都在班级群里汇报找到工作的好消息，她内心备受煎熬。
“别人都能很快就业，怎么到我就那么难？是不是自己资质太差。”彷徨且焦虑的那段时间，黄惠急需一份工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匆忙之中她进了一家不到20人的小企业。
“经常加班出差，待遇还很低。工作一段时间后，公司人力知道我怀孕了开始变相为难我。”一气之下，黄惠辞职了。这段经历渐渐让黄惠明确了职业方向：考公务员。“怀孕了再找工作会很难，我就安心在家复习考试。”
理科一向很强的黄惠，做起行测中的各种数学题得心应手，虽然挺着孕肚去考试，也考取笔试第一名。接下来的面试也很顺利，她如愿拿到了体制内的入场券， “工作名额给我保留，我可以安心在家待产，没有重返职场的各种顾虑了”。
当黄惠还在为人生进入稳定航道而暗生欢喜时，在北京的李文已经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一年。
和那些毕业就陷入迷茫的年轻人不同，出生公务员世家的李文在北京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对自己的未来走向十分明确， “要在北京立足下来，必须要有户口，考公务员是获得北京户口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途径”。全力备战的李文，毕业后顺利进入了北京市密云区一家司法单位。
年龄更小，1993年出生的王春美更是早早做好了进入体制内的准备。在上研二时，王春美就一边实习一边复习公务员考试。
2019年毕业后，王春美如愿考上了成都市某区委组织部选调生。 “不怕你们说我假，我选择进入体制内是真心想帮助人。”有权无位则名不正，有位无权则言不顺，王春美知道只有从政才能将个人理想放大。
而远在河南，1992年出生的李浩也在大学期间听取家人的建议，在为进入体制内复习准备，2014年大学毕业的他考入了河南豫南某监狱，正式成为一名狱警。
法则
“多看多听少说，谨慎再谨慎。”还没正式上岗前，黄惠已经收到许多前辈们的善意忠告。在单位她也尽量不与同事闲聊私人生活，保持合理社交距离。工作上，领导喊“小黄，去某某科室拿个文件”。她回答得干脆响亮，接过文件立马小跑起来。
尽管兢兢业业，如履薄冰，黄惠也有茫然无措的时候。 “我们科长跟其他科室的领导合不来，一项工作安排，科长指东，另一个人指西。我都不知道该听谁的。”夹在中间的黄惠一度不知道如何处理，因为她谁也不想得罪。
“这种情况多了，我就跟他们打哈哈，两边都拖着也不明确拒绝。”时间久了，黄惠发现领导只是表面互相置气，实际上谁也不敢真的耽误工作，斗劲过了，工作还是会理智处理。
半年多的察言观色，黄惠显然已摸清街道办内部的处世法则。
狱警李浩则是经历过更为激烈的碰撞才明白单位的生存法则。刚去监狱任职的时候，李浩属于心直口快的年轻人。 “监狱属于封闭式管理，职位晋升、办事效率自成体系。”尽管如此，李浩也曾想试着打破单位这样的氛围。
李浩和很多年轻人一样，为了给领导留下踏实能干的印象，几乎不会拒绝任何上级安排的差事。久而久之，他发现，由于职责不清，领导也习惯总找“好说话”的员工干活，李浩就在经常加班的队伍中。
在一次会议上，单位领导让提不同科室的发展意见，李浩就提出： “工作要以提高效率为主，每次一个文件不同科室传来传去，互相扯皮，很浪费时间；另外咱们单位也不能总让老实人吃亏，为什么干活的总是那几个人，好处却是其他人的呢？”
全会上谏言后，李浩发现领导再也没有将任务一股脑地推给他了。 “所以偶尔回绝领导，让他知道你不是个机器，也不是什么大事。”李浩向记者讲述此事时，对自己斗争换来的良好工作局面很是骄傲。
一向稳重的李文觉得，任何工作都是以实力说话，工作能力是自己的生存武器。 “我们单位都是给年轻人机会的，好好干就能出彩。”李文对自己的现状是满意的。
刚去单位任职时，精致的妆容、时尚的衣着，单位的同事们背地里都议论李文太不“机关风”了，反倒更像在国贸CBD上班的白领。李文却不以为然： “他们说我的穿着，我倒不在意，这根本不重要。也没有哪个法律规定人们上班穿什么。但是要说我工作不行，我就在意了，会想办法弥补。”
两年前，一次工作中暴露出的小短板，让李文记忆犹新。单位领导有一次决定放手，让以李文为首的三个年轻人去策划一个法律知识竞赛。李文和同事以为活动在社区里举办，不会有多少人来。没成想，很多区直单位，甚至乡镇都派人参加了。几个年轻人手忙脚乱，忙碌中她们忽略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 — —颁奖环节邀请了区领导，但没有提前彩排，最后场面一度失控。
“我心情特别不好，你有责任把每一件工作给做到尽善尽美的，但是这次我就非常疏忽。”然而，事后领导没有批评李文，还安慰她们。
“领导很有涵养，对我们的工作能力、个人成长、心理方面都是有帮助的。”李文把这件事情定为职业生涯中的小事故，而领导处理下属工作失误的方式也让她深受感动。
她的心态开始发生转变， “年长者的想法未必比你落后，他们每天也在成长学习。放下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停下来想一想，未必不是好事”。
对于说话变得更为谨慎，办事更求稳，李文认为并不是向体制内的规则妥协，而是学会了“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我以前可能会觉得非黑即白，现在会更全面地考量一些东西。”李文说，自己变得更柔软灵活了。
价值
“不论何种工作，其本质还是干事，公务员也没有外面说的那样‘有很多隐形权利’，甚至有时候流动也很大。”王春美这样告诉记者，外界对体制内的种种福利有误解甚至臆想的成分。
曾经带着“从政渡人”美好愿望的王春美兴致冲冲地走上工作岗位，很快就被现实泼了冷水。每天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等着她去做。 “试用期的一年几乎都是去跑腿，打印文件、送东西。”这些基础性工作，曾让王春美一度怀疑自己的工作价值。 “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领导们都是这么走过来。把重复的工作做到不出差错，也是一种本事。”
当然也有人受不了这种看起来“技术含量低”的工作，选择跳出体制。 “我的一个朋友，被分到区卫健系统，她是学医的，觉得自己的专业所长没得到充分发挥，于是辞职了。”王春美告诉记者，现在年轻人更看重个人工作成就感，相比过去，体制内所谓“铁饭碗”的诱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并不大。
同样，李浩也反映在他任职的监狱，由于工作内容的局限性，年轻人的流动性很大。 “和我同一批进来的，私底下好多都在复习考试，准备跳到其他系统去，也有人选择裸辞。”适应监狱工作氛围后，李浩不曾动过离开的念头， “现在我也有自己的家庭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在特殊时期的优越性就显示出来了。”今年因为疫情很多人都失业，养家糊口都成问题，李浩很庆幸有现在的这份安稳。
还努力在体制内寻找价值的王春美，偶尔会被工作的疲惫感撕扯着。 “虽然说是朝九晚五下班，但实际上996的时候更多，甚至周末经常被拉去加班。”今年疫情严重的时候，王春美周末都要去社区帮忙量体温，做些疫情防控工作。
“连轴转的时候也会抱怨，但是看到李文亮等医务人员牺牲的新闻时，心里特别难过。自己的付出跟他们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被鼓舞的王春美很快又投入到工作中去，她相信人各有志，只要自己好好干，她从政的初衷在未来还是能实现。
李文在工作之余保持阅读。
在工作中，体制内的 90 后学会适应规则，也努力找寻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工作之外的爱好则让他们保存鲜活和个性。黄惠会陪着孩子看书、学舞蹈；李浩脱下狱警制服后，喜欢去体育馆打篮球或者痛快“吃鸡”一场；李文会和其他年轻女孩一样,逛街、烘焙、阅读，也会在微博上分享生活， “微信里太多领导，不想让他们关注我的私人生活。还有一些同行，我的一些小情绪会因为我的公职人员的身份被放大”。
“如果要说体制内工作跟其他工作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更讲究纪律服从吧。对崇尚自由的年轻人来说，这一段的磨合期会很难。”四年的工作磨练已经让李文变得更加通透，她说很理解年轻人想做一番大事的心理，也害怕变得麻木趋同，但适应显然比贸然挑战更为重要。 “你还没进入就出局了，以后谈何改变呢。”（文中黄惠、李文、王春美均为化名。）
视觉 I 湛秋
编辑 I 曾那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