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我没有合适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
林徽因三弟林恒
1944年，四川古镇李庄，一所简陋的茅屋里，在弟弟林恒空战阵亡3年后，林徽因强忍哀恸、噙着泪写下这首悼亡诗。
抗战爆发，林徽因一家，为了躲避战乱，辗转千里，在李庄落脚。她饱受颠沛贫病之苦，突然又获悉三弟在成都上空不幸阵亡的噩耗，痛彻心扉，悲恸无法自持。正因如此，在时隔三年后，她才痛定思痛，舒展纸笔，把对弟弟的缅怀和痛惜之情，凝聚笔端。正是：笔墨馨香寄哀思。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
诗歌的一开始，女诗人就直呼胸臆，一声“弟弟”，喷薄而出，仿佛身在弟弟的灵前，望着弟弟的遗像，抚着弟弟的灵位，沉痛呼喊。她说三弟的牺牲，是“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作为姐姐，她“心多苦”，哭得“喉咙多哑”，却再也唤不回她最亲爱的幼弟了。
封建大家庭里的姐弟情深
在很多人眼中，一代才女林徽因是“天之娇女”，老天的宠儿。她出身豪门，学贯中西，才貌双全。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光鲜明亮的新女性，却也为自己所出生的封建大家庭里种种扭曲了的人情所束缚、所困扰，甚至成为了她一生郁结在心的块垒。
1920年，林徽因在伦敦
作为丈夫的继室，林徽因的生母何雪媛，几乎一辈子没有得到过丈夫的宠爱，她嫁进林家，被期望的最大价值就是为林家延续香火。她生了一男二女，只存活了一女，即林徽因，之后再无所出。加上她的性情、才品皆得不到林家长辈和丈夫的认可和喜爱，丈夫林长民又另娶妾生子，父亲非常疼爱女儿林徽因，却对其生母冷淡疏离。何雪媛独居林家后院，成了一个“弃妇”和怨妇，终日郁郁寡欢、怨天怼地。
1920年，林徽因和父亲林长民在伦敦
林徽因从来没有因上一代的恩怨而迁怒于同父异母的弟妹，作为长姐，林徽因以真挚的感情爱护着几个异母手足，始终努力维系着大家庭里难能可贵的血缘亲情。她自幼饱尝父母隔阂离心所带来的无奈、困惑和悲伤，所以她更珍惜骨肉亲情、更渴望亲人之间的和睦与温暖。
她与三弟林恒最亲近，她最疼爱这个弟弟。林恒从小就乖巧懂事、聪慧过人，长大后，更是清隽明朗、品貌皆优。父亲去世时，林恒才七八岁，林徽因疼惜幼弟，尤为关爱着这个弟弟的成长。而林恒也极其喜爱和敬重这位有才学的长姐，父亲早逝，生母程桂林文化不高，见识有限，林恒把林徽因视作一个最可亲近、最可依赖，最乐意与之交流内心的至亲之人。
1936年，林徽因与弟、妹在香山
林恒从福建去北平投考清华大学时，就寄住在了北总布胡同的林徽因家里。母亲何雪媛仍记恨着林恒的生母——那个夺走自己丈夫的女人——恨乌及乌，她经常跟林恒起着无谓的鸡毛蒜皮的冲突，闹了种种不愉快。林徽因夹在其中，备受煎熬，她在给挚友费慰梅的信中抱怨：
家里弥漫着不祥的气氛，我不得不跟我同父异母的弟弟讲述过去的事，试图维持现有的亲密接触。晚上就寝的时候已精疲力竭，差不多希望我自己死掉或者根本没有降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早年的争斗对我的伤害是如此持久，它的任何部分只要重现，我就只能沉溺在过去的不幸之中。（《致费慰梅信》）
林徽因三弟林恒
抗战狼烟四起，热血青年林恒放弃清华学业投笔从戎，成为一名空军飞行员。身为姐姐，林徽因内心有太多不舍与担忧：弟弟太年轻了，而炮火是没有长眼睛的。但是，她更能理解弟弟的报国壮志，更懂得弟弟的一腔爱国热忱，她支持了弟弟的决定。当年，父亲在战祸中罹难，或许姐弟二人早已心有默契：只有平息战乱，才能有真正骨肉团圆的和平日子；只有家国平安，才能真正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
中国读书人的气节——“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抗战时期，林徽因一家避难李庄，古镇的上空也时常有敌机呼啸而过。在形势非常吃紧的时候，儿子梁从诫问过母亲，万一日本人打进李庄怎么办？林徽因平静而认真地回答：“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儿子急了：“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林徽因歉疚地仿佛自语：“真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20世纪30年代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
林徽因的儿女从小就懂得了中国人需有一种高贵的品质：气节，需要有一种伟大的精神：爱国。儿时，母亲经常给他们诵读陆游的《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教他们背诵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母亲竭力向孩子灌输爱国精神，教导子女牢记国耻，勿忘国难。
1941年，梁再冰、梁从诫陪伴着病床上的林徽因
林徽因从来就不是一个只知吟风诵月、谈情说爱的闺阁千金。她爽直果敢、爱憎分明，看似柔弱的外表下，掩映着坚毅和顽强。
她可以身着骑马装束，约三五好友，扬鞭策马；
1935年，林徽因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
可以潇洒地攀爬上天坛祈年殿的屋顶做测绘，成为第一位登临那里的女性；
1931年，梁思成、林徽因在天坛祈年殿顶
她也能冒着盛夏酷暑，跟随考察队一路颠簸，深入条件异常艰苦的偏远山村，探访古建筑。
1937年，林徽因在陕西耀县药王庙测绘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正在北平疗养的林徽因断然不再返回沈阳继续她在东北大学的教职，舍弃了在沈阳所积累的一切；抗战爆发，她和梁思成不愿虎口苟且，当机立断，抛舍了在北平不菲的家当，轻装南下；在从北平到昆明、再到李庄的颠沛流离中，林徽因夫妇扶老携幼，躲避着侵略者的炸弹，忍受着物质的匮乏和病痛的折磨，林徽因的病弱之躯受尽了长途跋涉的摧残，急性肺炎、发高烧，几乎让她命悬一线。
1929年，林徽因与梁思成、母亲何雪媛、女儿梁再冰在沈阳
抗战中，林徽因的美国友人费正清颇费周折地安排她赴美医治肺病并疗养，林徽因很是感动，但是，她辞谢了挚友的好意。她不想在国家危难之际，离开祖国，她要留在这里，和自己的民族共患难，和自己的同胞生死与共。那时的林徽因，因为严重缺乏营养、病症得不到妥善治疗，她骨瘦如柴，经常虚弱无力地躺倒在床榻上。
20世纪30年代，梁林夫妇和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家中
林徽因向美国友人动情诉说：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我看到它遭受这样那样罹难，心如刀割。我也同它一道受难。这些年来，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难。一个人一生经历了一场接一场的革命，一点也不轻松。正因为如此，每当我觉察有人把涉及千百万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闲视之时，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饶恕他 ......（《致费慰梅信》）
哭最亲爱的弟弟，泣最亲爱的祖国
笔下两字“弟弟”、内心一声“弟弟”——女诗人泪如泉涌。弟弟已走了三年，林徽因一直不敢动笔写下关于弟弟的任何文字，她怕自己一提笔就悲恸得不能自已，那是一种肝肠寸断的痛楚。
中央航空学校五大队第十七中队队员合影，左起第三人为林恒
弟弟为国捐躯，姐姐虽悲犹荣，林徽因为弟弟感到骄傲和自豪，她赞弟弟：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但弟弟死得壮烈、惨烈，林徽因又倍感愤懑、惋惜。那次应战，地面警戒系统失灵，敌机已经飞临成都上空我方才发现，仓促间，林恒受命，匆匆起飞，被敌机居高临下地击中头部。林徽因在诗中写到：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林恒（右)与航校同学在昆明
军事装备落后，青年无谓牺牲，这让林徽因极其悲愤、极其痛心。她哀恸的已不是弟弟一个人，她哀悼所有像弟弟一样的、在最美好的年华陨落的生命。人生还有那么多风景，他们还未领略，就永远地离开了：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的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中央航校十期驱逐组同学毕业照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林徽因同样热烈而深沉地爱着这片土地，她饱含泪水、时时凝望着满目疮痍的山河。民族积弱、国家危亡，她哀其不幸、恨其不争。但是，她从来没有对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失去希望和信心，从来没有想过弃它而去，尽管她是有机会、有条件别国去乡，远离战火的。她对三弟说：
“你已经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耽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陨落的那一瞬间，三弟化成了一束光，照亮乌云笼罩的天空
她拖着病弱的躯体，苦苦撑着胸口的一口气，心中的那股意念坚定异常，她似乎比任何人都想看到战火的熄灭、想等到天下太平的那一天。这就是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承，国破家亡之际，尽管没有扛刀举枪去战场杀敌，但是，有良知的中国文人，他们始终有自己的精神战场，他们的意志、他们的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对敌作战”。
在这首诗中，没有《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的明亮、欢快，也看不到《莲灯》《时间》里绮丽的遐思。这首诗鸣唱悲愤之音，完全找不到女诗人往日的精致婉约。林徽因第一次用“不美丽的言语”，直抒胸臆，将哀伤、惋惜、自豪与愤懑等多种情感，融汇笔端。诗句在笔下如汩汩滔滔的江水，倾泻奔涌，简直不是在写诗，是倾心的哭诉、是愤慨的痛诉。
1936年，林徽因在测绘山东滋阳兴隆寺塔
亲爱的弟弟牺牲三年来，她未动一笔、未发一词。当传来了与林徽因一家熟识的、同是航校学员的林耀牺牲的噩耗时，林徽因再也按压不住内心积蓄的感情，她要用诗这一纯净、唯美的表达方式，祭奠逝者的灵魂。此时此刻，她哀悼的已不仅仅是三弟，诗人的情怀已经超越了个人亲情。“时代”这个词在诗里出现了五次，女诗人心涛奔涌，思绪浩荡，她不顾身体虚弱，在病榻上一挥而就，完成了一次对时代英雄的痛悼和赞美、对坎坷的民族命运的悲悯和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