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為支持各類用人單位復工復產、幫助勞動者實現就業，“戰疫情·促就業”大型綜合性招聘會在海南海口市京華城舉行。圖/新華
本刊記者/趙一葦 王全寶
“今年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綜合研判當前形勢，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作了如此表述。
報告指出，無論是保住就業民生、實現脫貧目標，還是防範化解風險，都要有經濟增長支撐，穩定經濟運行事關全局。要用改革開放的辦法，穩就業、保民生、促消費，拉動市場、穩定增長，走出一條有效應對沖擊、實現良性循環的新路子。保障就業和民生，必須穩住上億市場主體，盡力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渡過難關。
穩就業、保民生，這同樣是聯辦財經研究院專家、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關注的重點。他認為，當前形勢下，保障就業和民生，尤其是解決中小企業和普通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現在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
“就業和民生是關係著整體經濟筋骨的問題。要穩住經濟，首要任務就是穩住就業。”許善達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專訪時表示，“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費力度，擴大普通勞動力就業，擴大消費和投資等措施，都是穩就業、保民生的重要措施”。
中國新聞週刊：這次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加大減稅降費力度，繼續執行下調增值稅稅率和企業養老保險費率等制度，新增減稅降費約5000億元。你對此如何看待？
許善達：目前，宏觀稅負水平依然總體偏高。現在的判斷認為，國家稅收制度的競爭力仍然是不足的，所以減稅降費還要繼續做。那種認為不能再減稅降費的主張是不符合實際的。
從2016年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起，中央對宏觀稅負水平的判斷已從穩定宏觀稅負轉變為降低宏觀稅負，確定了減稅降費的重大戰略調整。直到現在，繼續降低宏觀稅負水平、繼續加大減稅降費力度依然是中央的決策。
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斷宏觀稅負高低時，直接以稅負百分比與外國對比的方法是不科學的。從根本上看，稅負水平的判斷是政治判斷，應從四個方面綜合研判：一是國家安全，要考慮國防軍事的投入；二是居民福利，要考慮醫療教育的開支；三是行政管理，要考慮行政範圍和效率；四是經濟的國際競爭力，這一個因素在當前美國對華貿易戰的形勢下尤為重要。
現階段，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的變化正是支撐稅收政策變化的關鍵。減稅降費是支撐經濟發展的重要措施，尤其對製造業有重大意義。全球化發展多年，稅制的競爭力功能進一步凸顯。因為在全球化情況下，任何一個經濟體的企業都是在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稅制範圍內經營，但是要在全世界參與市場競爭，如果這個經濟體稅制缺乏競爭力，那麼經濟發展就會受到制約。美國實行大幅度減稅措施後，使中國的稅制競爭力總體低於美國。因此，中國的減稅降費還將繼續。
中國新聞週刊：今年一季度，全國累計實現減稅降費共計7428億元，疊加去年超2.3萬億元的大規模減稅降費效應，接下來減稅降費的空間還有多大？
許善達：目前已減免的稅款中，有一部分是真正減掉了，有一部分是推遲了收稅時間。從當前情況看，減稅降費還有很大空間。
第一，解決留抵扣稅的問題，擴大退稅規模。現行留抵稅款規模已超萬億元，在“營改增”之後，還迅速上升，增速高於稅收增速，沖掉了一部分高科技重資產企業減稅的紅利。本質上，留抵稅款是政府的負債，相當於政府佔用了企業的資金，此項預繳稅款會抑制企業投資，尤其對於高科技、重資產的企業負面影響很大。最近兩年，政府已經在通過一般預算收入推行留抵稅款退稅，但由於預算收支困難，退稅規模只有千億元規模。因此我們研究院建議，發行特種國債或者專項國債一次性全部退還，利息由政府承擔，這樣一來，整個國民經濟能節約好幾百億的成本，可以大大減輕高科技重資產企業的融資成本負擔。
第二，進一步深化稅制改革，加大對企業研發的支持力度。當前，對比美國和中國在研發投入上的稅制差距，美國的海外迴流稅款中有三分之一會流入研發。2018年，科技資源研發投入佔GDP的比重超過4％，而中國的投入2019年佔比僅為2.17％，投入總量差距則更大。因此，中國在普惠制降低稅率減稅之後，還要進一步加大科技研發的稅收投入，更好地鼓勵、引導企業向增加科技含量上發展。比如所得稅加計扣除，即企業投入研發的費用，在稅前，按照150％扣除，現在提高到175％，建議將來這個比例提高到200％、250％，甚至300％。
第三，進一步完善減稅結構，繼續降低高科技重資產企業稅收負擔。當前，中國強調經濟轉型，也就是高質量發展，核心是增加經濟發展中的科技含量。政府需要引導企業加強對產品科技的投入來適應全球市場的需求。例如，當前工薪收入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為45％，比發達國家高得多，實際上對高科技人才加稅了，也就加大了高科技企業的勞動力成本，建議可以降低稅率，同時減少稅檔、擴大級距。此外，當前全國社會保障繳費率普遍高於35％，可以進一步降低。這些措施都可以針對高科技人才降稅，降低企業的高科技人才成本，從而更好地引導企業或者支持企業，鼓勵企業僱傭高科技人才，提高科技含量。
中國新聞週刊：下一步減稅降費的重點領域可能有哪些？
許善達：政府考慮財稅戰略時，要在中國企業競爭力和財稅需要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目前，我認為需要重點考慮兩個重要的財稅領域——消費稅和社保費。
第一項是關於消費稅的問題。我們幾年前建議國家調整消費稅的稅收環節，改到在零售環節徵收。早在 1994 年，國家就計劃制定消費稅的相關政策，但是當時徵收能力有限，只將徵收環節提前到生產批發環節。2016年全面推行“營改增”之後，開始特別鼓勵消費，消費稅改為零售環境徵收並改為地方稅，消費越多，政府消費稅也就越多。這對我國經濟發展導向作用有很大的變化，符合中央的精神。以汽車產業為例，若今後將消費稅挪到零售環節徵收，生產廠商不用交稅，能降低融資成本。地方政府就會鼓勵當地居民多消費。總之，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不是簡單的徵收環節變化，它在宏觀環節上有很多的導向作用。
第二項是關於社保費的問題。國家已經決定劃轉國有資本給社保基金，但是進度不快，繼續降低社保繳費就缺乏資源，國家也決定在制度上把分省統籌變成全國統籌，只是尚未確定完成時間。中國社保制度的形成有兩個關鍵因素，第一個因素是1998年制定社保制度的時候，中央制定了一個比較高的費率，現在降下來難度很大，但一定要堅持降低，要降低到跟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基本相適應的水平，社保繳費率雖然是職工的繳費，但它仍然是企業勞動力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二個因素是體制問題，發達國家的社保制度是全國統一的，而中國在制定社保制度之初，當時的中央財政沒有能力去承擔全國統籌社保，因此推行分省統籌，將社保制度的責任下移到地方。地方統籌解決了當時職工下崗分流問題和中央財政困難的問題，但是，畢竟和全國統一市場是不協調的，特別是這導致了大量農民工就業者享受不到社保政策。
此外，全面推行“營改增”之後，地方稅體系中沒有主體稅種，考慮到其他稅沒有成為地方稅支柱的能力，我們研究院幾年前建議可以把消費稅作為地方稅體系的主體稅種，先徵收汽車、摩托車等便於地方監管徵收的稅目，同時提高增值稅的中央分成比重。這樣一來，調整了稅收結構，調整了財政支出結構，整個中央地方的新財稅體制就得以形成，這是一個多方利好的解決方案。
中國新聞週刊：這次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盡力幫助企業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渡過難關。如何落實這一政策思路？如何評價已出臺的減負舉措產生的實際效果？
許善達：當前形勢下，保障就業和民生，尤其是解決中小企業和普通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現在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今年不提經濟增長目標，就是要把就業放在第一位，就業和民生是關係著整體“經濟筋骨”的問題。要穩住經濟，首要任務就是穩住就業。
首先，要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費力度，降低企業的負債率和融資成本，降低企業的用人負擔，穩住企業員工的就業。
其次，要擴大普通勞動力就業，通過投資項目、投資產業、鼓勵高科技重資產企業發展，帶動產業鏈就業。目前，中國的槓桿率仍處於可承受範圍，可以考慮發行10年~15年的長期國債來解決財政投資預算不足的問題。
此外，要充分動員新資源進入市場，拉動產業鏈就業和經濟增長。當前，中國還有很多沒有進入市場的資源，包括土地、農村宅基地等。現在國家提出300萬人口以下的城市放開落戶，就是想把這部分資源動員出來，進入市場。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而言，這部分新注入市場的資源可以創造新的機會和財富，從沒有市場價值的資源轉化為具備市場價值的資源，這是目前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發展戰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