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2年，出于对时代现状的回应，潘麟先生撰写了《新国学宣言》。国学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别名。宣言者，公开表白一思想或一主张，以求广为人知之谓也。《新国学宣言》言近旨远，微言大义，概括总结了当今时代的顽疾，剖析了传统文化受到漠视的深层原因，阐述了新国学的含义和主要特征等重大问题。现将《新国学宣言》陆续发布于此，以飨读者。
前 言
——我们的时代问题
3.西方的霸权主义文化心态
近几百年来，西方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称霸世界，造就了西方人傲视全球的自大心态。在这种自大心态下，他们西方文化就是最好的文化，除此之外的文化，都是低级的、落后的、未开化的、不值一提的。这些文化只有两个出路：一是主动向西方文化学习，被西方文化自觉地同化掉；另一种可能就是，坐以待毙。因为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都是低级的、落后的、未开化的、不值一提的，当然也就不必要或不值得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它们了。
所以，在这样一种文化心态下，东西方在文化思想上没法真正平等地对话和交流，没法做到真正的互补与互助。更谈不上让西方人在真正相互尊重的友好气氛下，深入学习中国文化，认真领悟其中的美妙和神韵。在交通、通讯如此发达，跨国学术和相互访学等活动如此频繁的今日，非常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和我们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了解之浅薄，见识之鄙陋，结论之武断，态度之傲慢，很多时候让人大跌眼镜。
4.文字语言的障碍
印度的佛教经典是用巴利文和梵文写成。中国为了吸收和消化印度佛教，无以计数的中印高僧往来于丝绸古道历时达一千年，最后终于将佛教思想文化完整地吸收并保存在了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可见，一种思想一种文化的迁移并被另一个民族或文化所吸收与消化，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且这个过程持续时间是非常长久的，难以一蹴而就。西方学者当然没有中国当年在吸收佛教思想文化时的那份热情和虔诚，也没有持久的恒心和全社会的支持。尽管这几百年来西方学者在中国文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距离深入而全面地理解中国文化，仍然相去甚远。
古丝绸之路图
巴利文的佛教经典
中印文化从属性到形态，多有相近和相同之处。故中国在吸收印度佛教文化时，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但中国和西方文化在功能、属性和形态等方面，差异十分巨大，在不少方面几近于水火不容。如果西方人想深入而全面地认识和消化中国传统文化，非发大心愿不可，非下大工夫不可。不仅如此，在学统传承上，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们需自觉地形成接力赛，一代代不间断地进行学术传承，如此，数十年乃至百年下来，可望小有所成。
吸收一个文化的大体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是掌握这门文化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如汉语或梵文等，对这门语言文字有字、词、成语、句式结构、语言风格、古今演变等有一个很好的了解。下一步是在此基础上全面了解这门文化的特色、风格和相关的政治、经济、地理、风俗、代表人物等等。最后则进至这门文化的核心部分——哲学、宗教、艺术等领域，而如实地理会之和消化之。若依此标准来衡量西方学者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他们进展到了哪个环节？可能最初的语言文字环节，尚未很好地完成吧？近二百年来，中国人在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时所付出的精力、情感和心血，西方人取其一半或三分之一，投入于吸收和消化中国文化上来，我们私忖，西方也不至于如现在这样，对中国文化感到如此的陌生隔膜而难以契合相应。
二十世纪上半叶，有两件值得一提的文化交流事件：第一件是日本铃木大拙（1870—1966年）博士向西方人介绍中日佛教的禅宗。不可否认，铃木大拙博士是倾尽毕生心血向西方介绍中日的禅，同样不可否认，西方的学者们也是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时间来虚心学习，一度在西方掀起了一个不小的学禅风潮。如著名的心理学家罗洛·梅和马斯洛等人还写过一些研究禅与心理学方面的文章和书。但统观二十世纪上半叶乃至绵延至今的西方学禅史，至今仍然对禅宗、禅定、禅学等这一中国文化核心组成部分了解得很少，也很肤浅。近百年过去了，始终处在“隔靴搔痒”状态，不得其门而入，难尝禅宗醍醐三昧。等而下之者，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嬉皮士们喜欢上了东方的瑜伽和禅宗，以禅者自居，谈禅、习禅，发起禅的组织，出版对禅的理解和体会的书籍等等，一时蔚然成风。更为可笑的是，在西方禅风鼓动之下，中国人和日本人也开始重新喜欢上了所谓的禅，近二三十年来，中国读书人中谈禅之风已成时尚。直到现在，随便去一家书店里看看，可以发现至少二三十种各类谈禅的畅销书在出售。其所谈之禅距离唐宋时期真正的禅宗，相去何止千里之遥。因此我们可以结论说，时至今日，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以禅宗为桥梁的一轮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会通，差不多以失败告终。即使不能武断地冠以“失败”二字，但至少是让我们深感遗憾，却是不争的事实。
铃木大拙，世界禅学权威，日本著名禅宗研究者与思想家
另一件文化事件是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年）对东方文化的喜爱和吸收。在荣格博士的中晚年时期，对道家内丹学代表作——《太乙金华录》（西方译名为《金花的秘密》）和印度教和佛教密宗文化中的曼陀罗（坛城）发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声称对这两者的研究给他的分析心理学建设，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巨大启发。受荣格博士的影响，道家内丹术和印度文化中曼陀罗在西方一度很为流行，在某些范围内引发了中国或东方文化热潮。但若深入研究荣格在各种文章和著作中论及的关于对内丹和曼陀罗的理解，与东方文化所赋予它们的真正内涵，出入很大。稍作用心比照，不难发现荣格对道家内丹修炼和曼陀罗象征的内涵等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很浅表的层面，像个刚入门的小学生。即使在“后荣格时代”，荣格学术思想的继承者们，对道家内丹学、曼陀罗、自性、共时性（即相应性）等中国和东方文化的一些核心思想和哲学学说，他们的理解和见地并没有比荣格多出多少，或更为深入多少，仍然处在肤浅、零碎、猜测或削足适履等思想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初级阶段。至于那些在荣格及其追随者们的影响下，以赶时髦、猎新奇或为了迎合民众的态度，来谈论和炒作中国道家内丹修行和印度瑜伽修行，以及曼陀罗、神通、咒语、冥想、开悟等概念和术语的文章或书籍，则更是等而下之。
卡尔·荣格，瑞士心理学家，首创分析心理学。《太乙金华录》（西方译名为《金花的秘密》）道
以荣格心理学为桥梁的一次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会通，我们同样遗憾地看到，这仍然是一次不成功的对话和交流（乃至后来的马斯洛“超个人心理学”与东方文化的对接，半个世纪下来，如今依然处于很初级的探索阶段）。从铃木大拙的禅学到荣格的心理学，向我们反映了两点事实：第一点，真正的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会通尚未正式开始；第二点，就整体而言，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始终处在肤浅、恍惚、零碎、曲解和猜测等极为初级的阶段。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潘麟先生，中华文化促进会理事，当代杰出的原创型学者。先生年幼时即与圣学相契感通，日夜涵养于东方文化诸学派经典。及至成年，先生深感学问必要实践方能致用，遂远离家乡，遍访贤达，投师于当代多位贤能、大德、学者、思想家之门下，广学博览，艰苦实证，历经磨难，融会贯通，集东方文化之大成于一身。
潘麟先生的代表著作有《家门没上锁》《皇冠瑜伽——从身心健康到生命觉醒》《〈大学〉广义》《到彼岸赏月——〈金刚经〉的智慧》《〈瑜伽经〉直解》《以心传心——潘麟先生讲授皇冠瑜伽》《直指生命的真相——〈心经〉直解》，英文著作“Come up to the Great Guru”（2010年于印度出版发行），“Crown Yoga: from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to Life Awakening”（2019年于美国出版发行），并撰有各类学术论文近百篇。
此外，先生是当代罕见的实证型学者，系千古绝学——皇冠瑜伽（心传体系）、茶道（正宗禅茶体系）、禅舞（飞天舞体系）、狮子吼（梵音唱诵体系）、光明大圆满（阿底瑜伽，虹身成就体系）等若干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人。
图片：来自网络 摄影：印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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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头条号“生命之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