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己朋友的結交
高 山
周恩來和張學良的真摯友情，與中華民族解放的偉大事業密不可分。早在1935年秋冬，中共中央率領紅軍到達陝北時，就多次研究了全國面臨的政治形勢，提出了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在周恩來、葉劍英的領導下，從事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工作。時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的李克農，對被俘虜的東北軍六一九團團長高福源耐心宣講：“東北軍和紅軍打仗，不管誰受損失，都是削弱抗日力量，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並願意聯合一切抗日力量，抵抗日寇侵略，幫助東北軍打回老家去。”這時高福源還看了話劇《你走錯了路》，因取材逼真，很受感動，願意回到東北軍向少帥報告紅軍政策，希望東北軍和紅軍聯合抗日，不忘國難家仇。周恩來遂決定讓高福源利用其特殊身份，回到東北軍，建議他們的少帥改弦易轍，聯合抗日。此後，張學良思想彎子轉度擴大，決心不打內戰，願與紅軍代表談判。
1936年2月21日，毛澤東、周恩來親自佈置李克農單槍匹馬前往洛川，和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商量局部合作抗日和經濟通商問題，但張學良要進行一攬子全部交易，希望能與中共主要負責人見面。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樓召開會議，決定周恩來為全權代表和張學良談判，於4月8日到達離延安不遠的川口。因天氣陰沉，風雪交加，電訊中斷，次日始轉晴，張學良駕飛機由海川飛抵延安，立即派人到川口迎接周恩來。當晚周恩來到達延安城內天主教堂的小樓上，與在那裡靜候的張學良初次會面。周恩來為了活躍深入交談的氣氛，首先向張學良自我介紹自幼是在東北長大的，似乎早有鄉誼。張學良也坦率地說：“我原來抽大煙，打嗎啡，後來聽了張伯苓先生規勸，力戒毒癮，振作精神，因此，拜張伯苓為師，你在南開讀過書，我和你是同師受誨。”這樣一番寒暄，倆人雖是第一次見面，並不覺得陌生。周恩來心想，張學良真是痛快漢子，不掩飾曾有不良嗜好，敢作自我批評。張學良也暗自敬佩周恩來的勇氣，竟毫無顧忌，不帶隨從，單身和我會面，如果我把他扣下來，不能脫身，該又怎樣？因而他們內心相互傾慕，縮短了談話距離，氣氛逐步融洽。開誠傾談，將近通宵。
張學良在暢談中表示完全贊同中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他說：紅軍是真正抗日的部隊，我們不敢並存抗日與“剿共”的方針。希望和周恩來進一步商討解決聯共抗日的幾個大問題。他對當時紅軍東征山西，準備進入河北與日寇交戰，甚表欣慰。這樣便於他公開地與紅軍採取一致行動，否則他只能悄悄地和紅軍訂交，預作抗日準備。他對紅軍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也熱忱歡迎，並慷慨表示：“不論來多少人，經過東北軍防區，我們都可以讓路。”
另外，在這次交談中，張學良提出獨特的政治觀點，主張聯蔣抗日。認為蔣介石是當時國內最大的實力派，抗日的力量越多越好，如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包括蔣介石，他以國民政府名義提出反對，就不好辦了。周恩來說：“中共過去主張反蔣抗日，那是因為蔣介石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頭子，視人民群眾為仇敵，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侵犯面前，所持的態度是寧贈友邦，毋與家奴”，其基本政策仍堅持“攘外必先安內”，所以我們提出反蔣抗日。現在南京各方面派系對日本侵略的態度也不盡一致，蔣介石的錯誤在於“安內攘外”，只要他把這個錯誤扭轉過來，也就可以一致抗日。” 張學良感到他的看法可能被考慮接受，增加了信心，又對周恩來講：“你們在外面逼，我在裡面勸，內外夾攻，定能扭轉過來”。並鄭重其事地表示：“除非蔣介石向日本投降了，否則我是不能反蔣的”。顯然，他希望抗日不反共，聯共不反蔣。周恩來回答：“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回去向我黨中央報告”。實際上，這時國民黨與共產黨已多渠道開始接觸，初步建立了聯繫。中共中央也正在考慮聯蔣抗日的重大方針。
張學良還對發動抗戰能否取得勝利，提出一些疑問，對法西斯本質也認識不清。周恩來說：要抗日，收復東北失地，沒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是不可能的，要發動民眾起來抗日，必須實行民主。法西斯是反歷史反人民反共的，它沒有群眾基礎。處理中國現實問題，只有聯共，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至於缺少抗日干部要靠自己培養，我們現在辦紅軍大學，你們可以辦軍官訓練團，將來可以聯合起來辦抗日大學。張學良感到周恩來頭腦清醒，談問題，深入淺出，合乎情理，衷心佩服。10日凌晨，會談將要結束，張學良異常興奮，拿出一本當時《申報》印製的最先進的地圖，送給周恩來說：“讓我們共同保衛中國”。另贈送給紅軍3萬銀元，後又補送20萬元法幣。
事後，周恩來對李克農說：“出乎意料，談得真好呀。未想到張學良是這樣爽快的人，有決心，有志氣，完全可以誠心誠意和他交朋友。”4月22日，周恩來親筆致函張學良說：“座談竟夜，快慰平生，歸語諸同志並電前方，鹹服先生肝膽照人，誠抗日大幸。”真誠地表達了對張學良的感佩熱情。張學良也對帶這封信回到洛川的中共地下黨員劉鼎說：“你不再是我的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周先生是這樣友好，談話有情有理，解決我很多疑難問題，給我深刻印象”。從此，周恩來和張學良成了知己朋友。
二、應邀共商大計
國 家
1936年底，全國處在日本強盜全面進攻的前夕，抗日救亡運動迅猛發展，席捲全國，各階層愛國力量強烈要求蔣介石和南京政府停止內戰，團結禦侮。張、楊在這種形勢下，利用西北的有利地理位置，與靠攏紅軍所形成的軍事力量，決心兵諫，逼蔣抗日。
周恩來
1936年秋，蔣介石平息了“兩廣事變”後，把他的嫡系部隊約30個師的兵力，統統北調，他認為這時紅軍主力集中到陝甘地區，是他“圍剿”紅軍的好時機，為了部署最重要的一次大“圍剿”，蔣於10月22日從南京飛到西安，分別召見張學良、楊虎城談話，宣佈他的“剿共”計劃，準備在三個月內將紅軍全部消滅，並責令張、楊做好一切“剿共”準備。張、楊向他反映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官兵，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如再命令進行“剿共”，軍心渙散，難以執行任務。蔣介石聽後十分惱火地說：“在共匪未消滅之前，決不談抗日的事。”
蔣介石又於12月2日由海陽到了西安，住在臨潼華清池，剛到住地就緊張地與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師長以上軍官進行談話，要他們服從命令，繼續“剿共”。7日，張學良憑著破釜沉舟的決心，痛切陳說利害，再次想說服蔣介石。張學良說：當前是抗日第一，紅軍問題可以用政治方法解決，只有一致對外，才能安內，一旦抗日，即能統一。現時東北軍抗日情緒高昂，不可壓制。此刻張學良聲淚俱下，懇談了二三小時之久。最後，蔣介石還是不管不顧，頑固透頂，把桌子一拍，嚴厲地說：“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
張學良說：“共產黨你想剿也剿不了”。蔣問為什麼？張學良說：“共產黨有人心，我們沒有人心”。經過這番爭論，張學良立即轉回西安，找到楊虎城，一見面就急著說：“勸說不成，我們失敗了”。於是張、楊兩人共同議定，只有走兵諫這條路了。
張學良(右)與楊虎城（左）
十二月八日，張學良、楊虎城再次會商，初步確定兵諫計劃，並分別進行緊張的準備。十一日，蔣介石召集在西安的中央軍將領，商量軍事行動計劃，定於十二日發佈第六次“圍剿”紅軍的命令。十一日晚，張學良召集東北軍有關要員，宣佈十二日凌晨實行兵諫的行動。他沉痛地對大家說：我們東北軍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罵名，全國人民很不諒解，這幾年的悶氣受夠了，究竟是誰不抵抗？“九·一八”時，就是委員長來電報不准我們抵抗，事實證明，對日本不抵抗喪失大好河山是根本錯誤的。近幾天在臨潼，我又向委員長痛切陳詞，反覆說明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領導全國抗戰，又遭到嚴詞拒絕，並且受到聲色俱厲的斥責。現在他硬逼著我們去打內戰，不服從他的命令，他就要把我們調離西北，然後消滅掉，我們實在忍無可忍了。我已經和楊虎城主任商定，明晨六時臨潼、西安同時行動，用強制手段要委員長住到西安城裡，逼他抗日，只要他答應抗日，我們還是擁護他做領袖。隨後，張學良又請劉鼎將這一行動電告中共中央。張學良又於十二日凌晨五時前，直接致電毛澤東，內稱：“……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介石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接著，張、楊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來西安共商大計。中共中央獲悉西安事變的消息後，立即召開政治局會議，統一認識，作出力爭和平解決的決定，積極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的義舉。十二日中共中央覆電，擬派周恩來去西安共商大計，紅軍立即南下，向東北軍與十七路軍靠攏，以應付各種事變。
十五日，紅軍毛澤東、朱德等十五人致電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變的爆發“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如擴大內戰將“國亡種滅”，懇切希望採納張、楊八項愛國主張，變內戰為抗戰，紅軍願與貴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
十七日，張學良吩咐劉鼎用飛機將中共中央所派的代表團，由延安接到西安。這個團由周恩來負總責，奉邦憲(博古)管黨和群眾工作，葉劍英管軍事工作，李克農是秘書長。為了做好統戰工作，講究禮貌，周恩來來到西安後，就先把留了多年的長鬍子剪掉了，然後住進金家巷張學良公館。
張學良在公館等待周恩來一行，見面後立即商談。張學良首先說明蔣介石頑固地逼迫他們去打紅軍，不用強制手段，無法使他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蔣介石被兵諫後，最初固執己見，拒絕商談，現在已允許商談抗日問題。周恩來讚揚張、楊發動兵諫的愛國熱忱，同意對蔣介石所採取的方針。周恩來分析當時事態說：西安事變是震驚中外的大事，蔣介石雖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實力原封未動，西安已經與南京處在對立地位，因此，對蔣的處置要十分慎重。
事變有兩種前途：一是說服了蔣介石，團結抗日，另是蔣介石拒絕談判，進行公審，宣佈罪狀，予以處置。這樣，勢將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給日本亡華創造便利條件。我們應該力爭好的前途，避免壞的結局，就是說要採取說服蔣介石的方針，只要他同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擁護他做全國抗日領袖。接著，周恩來又指出：根據國內外形勢，蔣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時指出西北的“三位一體”將是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堅力量。張學良說：當前軍情緊急，如果南京方面挑起內戰，紅軍必須用主力打擊西線的胡宗南等部，十七路軍守衛西安，東北軍主力集結渭南備戰。周恩來通過這次會談，感到張學良是發動事變的首要人物，沒有個人野心，是個了不起的青年將軍，貫徹和平解決事變的方針，沒有太多的困難。張學良確認中共大公無私，誠心抗日。隨後又說共產黨給他們作了很好的參謀部，所有的意見都是為了未來考慮的。二十四日晚，宋子文、宋美齡陪周恩來去見蔣介石，蔣勉力坐起與周寒暄。蔣說：周曾是他的部下，應該聽他的話。周當場表示，只要蔣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不但我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紅軍也可以聽從蔣先生指揮。
宋美齡說：“這次多虧周先生千里迢迢來斡旋，實在感激得很，以後不能剿共了”。蔣考慮後表示：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他回南京後，周可以直接和他談判。蔣介石與周恩來的會見，達成了停止內戰的協議。
隨著談判條件大體商定後，宋氏兄妹就要求張學良早點放蔣離開西安。二十五日早晨，宋子文收到了東北軍和十七路軍高級將領和幕後馬占山、杜斌丞等的聯名信，提出放蔣的條件，必須簽字和中央軍立即撤出潼關，否則張、楊兩將軍即使答應了，我們也誓死反對。宋子文因此大驚失色，蔣介石、宋美齡也十分驚慌。下午，張學良對楊虎城說：“現在不走不行啦，夜長夢多，也不知道會出什麼大亂子，我今天決心親自送蔣走，我想在幾天內就可以回來，萬一有事，東北軍聽從你和于學忠指揮”。他們急匆匆地一同前往機場，蔣介石看到機場上有兩千多群眾(預定為歡迎抗日將軍傅作義所組織的)有點緊張，忙對張、楊重複一遍所答應的條件，特別是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改組政府，容納抗日主張。張學良對送蔣的事，可能因急於成行，沒有顧及通知周恩來。這時，周從東北軍軍官孫鳴九口中，獲悉此事，非常驚訝，立即動身，趕往機場，可惜飛機已經起飛了，來不及向張學良表示不必送蔣的意見，只能望天興嘆說：“漢卿中了舊戲的毒，還要負荊請罪啊”。1949年，周恩來勸說國民黨首席談判代表張治中留在北平，不要回蔣管區覆命了，免遭不測。還後悔地說：“我已經對不起一位姓張的朋友了。”就是指張學良主動送蔣這件事。
三、悠悠故人情
團 結
周恩來常講：“與有肝膽人共事，從無字句處讀書”。無論風雲怎樣變幻，都沒有淡忘和張學良在短暫共事中建立的友誼。始終稱讚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挽救國家民族一大危機”，“為中華民族產生了驚天動地的大團結”，成為當時停止內戰，發動抗戰的一個歷史上的轉變關鍵。周恩來於1946年在紀念西安事變十週年大會上，深刻論述了西安事變的意義和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的歷史功績。他說：“西安事變是蔣介石自己逼成的，蔣介石抗戰是張、楊兩將軍順從人民公意逼成的，張、楊兩將軍是有大功於抗戰事業的”。1956年西安事變二十週年時，周恩來再次高度評價張、楊兩將軍的愛國主義思想和自我犧牲精神，鄭重指出他們的英名必將永垂史冊。
新中國建立後，周恩來瞭解到張學良在臺灣撰寫歷史資料，讀到西安事變的經過，讚揚他在形勢嚴峻困難重重的情況下，仍然光明磊落，不懼權勢，堅持尊重歷史事實，具有“大丈夫做事，敢作敢當”的品格。
周恩來念及張學良，對他在大陸的親屬更是關懷備至。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張學良就很喜歡他的四弟張學思。1934年，張學思由於憤恨國民黨不抵抗主義，決心跟著共產黨抗日救國，秘密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並在張學良全力保送下，入了國民黨中央軍校學習軍事，並積極物色東北籍愛國進步同學，準備在軍校畢業後，一同帶領東北軍，打回老家去。幾年後，張學思在共產黨直接領導下，他的足跡踏遍了華北敵後抗日戰場和東北解放戰場，實現了大哥張學良的夙願。解放後，周恩來一直關心張學思的成長和使用，知悉他初任一屆政協會議代表，東北人民政府委員，後被任命人民解放軍海軍副參謀長。在十年動亂期間，當週恩來獲知張學思遭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迫害，未及時醫療而病重時，立即通知所在醫院設法搶救，如果力量不夠，可約請301或其他醫院協助。但張學思不幸於1970年5月含冤病逝，年僅54歲。周恩來聞訊非常悲痛，幾次下達指示，要徹底清查迫害張學思的問題。海軍成立了張學思專案複查組，經過幾年的努力，於1975年4月，終於為張學思錯案改正平反恢復名譽。
1951年，周恩來與張學思在大連
1974年，國慶節前夕，周恩來見到中央統戰部提出的參加國慶招待會名單，內有原全國政協委員張學銘的名字，感到十分寬慰，認為邀請張學良另一位弟弟張學銘出席國慶招待會並能見報，在國內外都有積極影響，很有必要。
1927年張作霖的8個兒子在張氏帥府的合影，從右至左依次為：張學良、張學銘、張學曾、張學思、張學森、張學浚、張學英、張學銓。
張學良與二弟張學銘（左）、四弟張學思（右）合影
周恩來和張學良是有不同的身世和經歷，屬於不同的政黨，但都具有優良的民族道德素質和強烈的愛國精神，始終保持著大義凜然的正氣，懷有永不衰減的真摯而深厚的情誼。現在這兩位友人都先後逝世了，但他們熱愛祖國的精神會永放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