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似乎才是自杀更为多发的季节，而这个季节本该给人全新的希望。男性的自杀率高出女性，不过女性也没少自杀，只是她们的自杀常常以失败告终。可能她们根本就是装的，也有可能是她们在最后一秒改变了主意。假如我在谷歌上搜到的那一长串没完没了的数字没弄错，自杀率大体上是从2000年左右才有了小幅增长，但迄今也没高过1950年。我倒没觉得奇怪，因为我偶然得知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些事。要研究完全陌生的学科，我得在微缩胶片上阅读我们当地各种版本的报纸。出乎我的意料，过去报道的自杀比现在还要多。
我还在想着把生与死的差别弄明白，“自杀”这家伙就从新闻里探出了它那颗丑陋的头颅，难看不说，还特显眼。2012年，军营里的自杀猛增了15%（各大新闻标题是这么说的，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肯定再也不信任何人的数据了）。青少年自杀也频频发生，让人匪夷所思。自杀还是大学生死亡的第二大原因（这也是新闻标题说的）。就连我生活的小圈子里，我最想不到的会自寻短见的人——一个阿米什农民——也在自家的谷仓里自杀了。我认识的一个年轻女人也这样，她的生活可是顺风又顺水啊。我拼了老命要长生不死，这些人却铁了心给自己的生命画句号。他们自杀的事实与我对永生的渴望在我脑海里激烈对撞，震得我有段时期都不知该如何同时面对这两种极端的现实。人为什么要自杀？如果说，我们在医疗保健方面的进步如何神速，我们怎么就不能减缓自杀的速率呢？为什么表面春风得意的人选择自杀，那些百无一用还爱抱怨生活的窝囊废却好好地活到了九十多岁？为什么遭遇种种困苦磨难的人反倒不常选择自杀？“为什么”真是个令人讨厌的词。它是一个老巫婆的名字，她成天骑在我们背上，用指甲挠我们，发出刺耳的尖叫，嘲笑我们。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承认她的道理：我们有无穷个为什么，但我们的答案却怎样都不够。
我研究了关于自杀的统计数据（或者说，我曾试图研究出个结果）。可是，同多数搜寻准确事实的情况一样，自杀的相关数据以及有关自杀原因的信息，都那样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有的甚至自相矛盾。首先，自杀有时被当作“意外事故”来报道，之所以“意外”是因为，它的发生本是为了化解家庭危机，以免事态恶化升级，没想到竟酿出了人命。其次，当“意外事故”其实是自杀事件时，人们却又总是不明真相。再次，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协助自杀会构成犯罪，可在“意外用药过量致死”或“正常死亡”中，究竟哪些实际上是协助自杀的结果，都无人知晓。晚期病人安养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那些病人根本没有康复的可能，活着就只会饱受病苦的折磨。他们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只好乞求护工用枕头闷死自己，要么就绝食自行了断。在这儿，真正的罪过，其实是法律禁止协助自杀。
只要通读提示人们警惕自杀倾向的条条款款，你就会察觉，关于自杀的那些信息还是不可靠。尽管在一些自杀数据统计中，医务人员常常属于高发人群，但是牙医的自杀率却并不比其他职业高。同样，比起没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人群，有精神病史的人群的自杀率也没高到哪去。无论是在感恩节、圣诞节还是新年假期，自杀都没有增加。春天似乎才是自杀更为多发的季节，而这个季节本该给人全新的希望。男性的自杀率高出女性，不过女性也没少自杀，只是她们的自杀常常以失败告终。可能她们根本就是装的，也有可能是她们在最后一秒改变了主意。假如我在谷歌上搜到的那一长串没完没了的数字没弄错，自杀率大体上是从2000年左右才有了小幅增长，但迄今也没高过1950年。我倒没觉得奇怪，因为我偶然得知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些事。要研究完全陌生的学科，我得在微缩胶片上阅读我们当地各种版本的报纸。出乎我的意料，过去报道的自杀比现在还要多。
2013年的最新资料显示，中年人的自杀率在攀升。可是等你仔细看小字注解，里边有太多的“没错，但是”，搞得那些数据也似乎没那么令人信服了。资料里提到的那拨人，就是“婴儿潮一代”，他们如今正步入中年。只是，为什么在我们的历史上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一代人反倒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想自杀呢？
美国男性自杀率年龄分布
不同的文化立场使这个问题更加难解。在我们的观念里，“自杀不道德”的想法根深蒂固，任何就此进行的讨论都会陷入对不同思想体系的情绪化争辩。就连“今天的军营里有多少人自杀”这样容易统计的事都能有争议。反战派拿出了他们的数字，主战派连忙反击：若不是参军，不知又会有多少人自杀。终归没有人知道，有多少在战场上“牺牲”的军人其实是自杀身亡的。
我研究了一些自杀者的病历，发现科学与宗教似乎都不是造成他们自杀的主要因素。无神论者不见得就比按时去教堂做礼拜的人更容易自杀。一些承认有自杀倾向的人告诉我，精神健康专家满嘴漂亮话，但仔细推敲起来却没半点儿实际意义。他们也同样批判了那些想用信教的办法帮助他们的人。有个人就对我抱怨，听传道士虔诚地诉说永远“沐浴在上帝的永恒之光里”是多么压抑，压抑得使他更想自杀。
也没有确凿的数据表明，基因是导致自杀的罪魁祸首。有时，自杀看起来是有点儿家族遗传，但也得看你怎么定义“家族遗传”。假设有个姑奶奶自杀了，然后她的侄孙女也自杀了，这算家族遗传吗？现在，很多人借助各种药物摆脱抑郁症的困扰，但也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抑郁症患者就比其他人群更容易自杀。酗酒或者毒瘾也不一定会导致自杀，否则，我们的人口早就急剧下降了。会不会是自杀者的DNA里有怪脾气的基因在兴风作浪？还是他们的大脑里长了没被检查出来的肿瘤？神经和突触搭错线？科学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童年时遭受过精神虐待或性虐待会导致自杀吗？可能会，但多数有过这样经历的受害者都没有轻生。
人们还普遍把自杀归咎于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每个人在重压下还必须表现得更加出色。但这个自杀的理由似乎也缺乏数据的支撑。有人说，青少年自杀是因为他们被迫承受了太多学业和体育训练的压力。但大多数孩子都强调说，那不仅没使他们自杀，反而使他们学会了在压力下茁壮成长。没错，综合考虑的话，今天的孩子们拥有的一切比起过去好太多。旧社会的孩子成天得在肮脏的工厂里做苦工，饱受奴役还不受童工法的保护。显然，那时的孩子大多数也没自杀。女性也一样。人们期望她们变成超人：在家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外则是精明能干的工作好手。于是，人们又觉得，这种过高的期待有时会使她们抑郁，然后自杀。可事实再一次证明，大多数女性不仅经受住了这些挑战，还完成得相当漂亮。我怀疑新千年女性的生活状态是否还和往昔一样糟。
旧时的女性，面对的是冷酷无情的生存环境，她们过着原始的生活，节衣缩食，艰苦朴素，时刻可能遭受野生动物和印第安人的攻击；没有电，也没有完善的医疗保健。我知道住在破烂得快要报废的农舍里又没有电的日子是什么样的。我们搬进农舍的那天，我看见母亲站在空荡荡的厨房里哭。但不一会儿，她就调整好了自己，把破烂的农舍布置成了极好的家庭居所。我记得，她干脏活儿累活儿的时候几乎总是在唱歌。在我对母亲充满温情的美好回忆里，她总会设法加热一个熨斗，用毛巾把它包起来，塞到我的床脚。这样，我的小脚丫在寒冷的冬夜也能暖乎乎的。那是奢侈，不是艰苦。
很明显，我对自杀盘根问底并非只是出于无聊的好奇。年纪大，又感觉自己的身体有点儿不对劲儿，死亡的念头就不停地推着搡着挤进了我的意识。我知道，不管怎样，我都不会立即自杀。但是，由于我非常讨厌待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医院，所以我在想，等我又老病又重的时候，我是不是有胆量只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借助着大量的吗啡，静静等待死亡的降临——这是一种消极的自杀。怪异的是道德家似乎没觉得消极自杀有多不妥。不过，每次我向家人说起类似的话时，他们都会反复表示，绝不会让我做那种傻事。慢慢地，我明白了，死亡这事并不像我当初想的那样，它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一个好父亲和好丈夫最后应尽的责任，就是得没法让还要继续活着的家人过得轻松些，哪怕到了最后痛苦的分别时刻。嗯，也许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开始刻意在与家人的谈话中随意地提起自己的死，这样或多或少可以帮助大伙儿（包括我自己）习惯它。
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如何对待自杀倾向，我一知半解。为了弥补知识的缺漏，我找到了一些严重抑郁的患者，而他们也愿意谈谈自己的心理状态。他们百分之百地坚持，自己的病是因为身体系统里的化学物质失去了平衡，只有某种搭配的化学药物才能调节这种失衡。在他们的描述里，“抑郁”是心理和生理都在承受剧烈痛苦的状态，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才能理解和体会。他们说，多少心理咨询和团体治疗对他们都无济于事。吃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但处方是否见效就得看医生了。如果医生愿意，而且能够坚持反复调整药物剂量，才能找到最佳的剂量搭配缓解他们的病情。
他们让我去读读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书，这位作家最终自杀了。这儿有一段他写的话，网上也能搜到：
对所谓的抑郁症患者来说，他们想自杀并不是因为人们常说的感到“绝望”，也不是因为他们秉持某种抽象的信念，认为生命赋予他们的资产和要求偿还的债务不对等。当然，更不是因为死亡突然间看上去就有了致命的魅力。当一个人内心压抑的无形痛苦积蓄到再也无法承受时，她只好自杀。这就好像一个人被困在了高楼里，楼下是不断燃烧的熊熊烈火，她最后只能选择跳窗……
一个不堪设想的念头悄悄潜入了我的脑海。让这些人接受协助自杀会怎样？应该也可以吧？他们不就和那些身患绝症数着日子等死的人一样吗？他们在死之前，除了痛苦还有什么？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
可谁能说得清？人类总是那样狡猾又复杂，我都怀疑自己能不能完全相信这些讲述者。他们当然觉得对我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因为包括他们在内的大多数抑郁症患者都没自杀，我怎么能确定他们口中关于自杀的那些事是真的呢？撇开这些，许多自杀的人生前并没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他们又是怎么回事？
让我们拓宽思路，假设自杀既不那么简单又不那么复杂；假设很多时候，我们寻找自杀的根源都既找错了方向又找错了地儿。那些自杀的人生前总给人一种印象：他们总是对自身存在的价值表达过消极的态度。我访问的那些抑郁症患者却一口咬定，他们的痛苦与他们对自我和环境的态度没啥关系。可事实上他们又没自杀，至少现在还没有。所以，也许我能猜测，真正的自杀是否另有原因？许多自杀的人都习惯在言语中否定自己。我们的文化究竟是怎样在无意间让他们感到自己这样一无是处？
《纽约客》杂志
2013年3月11日，一篇对“自杀”有着十分精辟见解的文章刊登在了《纽约客》上。文章题为“梦之安魂曲”，作者是拉丽莎·麦克法夸尔。她在文中分析了最近年仅26岁的电脑天才亚伦·斯沃茨自杀的种种可能原因。斯沃茨因为从网上下载资料被视作“非法”而被指控犯下多项重罪，此后他便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已经相当成功，就算要在监狱里待上一小段时间，也依旧前程似锦。考虑到这点，斯沃茨的亲朋好友纷纷就其死因给出了各自的看法，我也如饥似渴地读着他们的观点，希望可以了解真相。但是，即使是这些亲信的答案，也没能让“为什么”这个老巫婆满意。文章最后以斯沃茨父亲的话结尾：
你知道，这根本没道理……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永远都没法回答。
然而，斯沃茨自己的说法却给了我启发。麦克法夸尔引用了亚伦很早之前说过的话：“我感觉自己的存在对地球来说是种多余。”他怎么得出了这样荒谬的结论？我有一个答案，但真要说的话，我有点儿犹豫。因为我很清楚，话一出口我就会成为众矢之的。如果文化是一个大蚕茧，我们所有人都是从这个茧里飞出来的。现在让我们暂时抛开这个茧，假设我们自幼便相信，我们是永恒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在食物链上流转，也终归回到食物链，这一切美好得令人欣慰。比起与不可思议的神灵在一起共享永生，这更令人感到满足。假设真能这么想，还会有人认为自己在地球上是多余的吗？几百年来，我们都相信自己来自地球之外，有神一般的灵魂，死后我们的灵魂又注定还有某种来世，而这灵魂的来世在现实中却并不存在。亚伦正是因为接受了这种古老的哲学观念才说出了那样的话。
亚西西的方济各
我想起了亚西西的方济各，他曾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现在某种程度上也仍然是）。在舍弃荣华富贵、过上清贫的隐修生活前，他是放荡不羁的花花公子。后来，他与大自然亲密无间，成为备受敬重的天主教圣人。假如他生活的时代也像今天一样有精神病医生，我敢肯定，在他艰难地寻觅人生真谛的那些年，他的精神健康报告里也没几个“优”。意志消沉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一条卑微的蚯蚓。每次祷告，他都会重复打这个比方。我专门在方济各会神学校学习过，他们说，这个祷告词表现了他令人钦佩的谦卑。不过可以肯定，这样的比方并不利于提升一个人对自己的态度。
除非……我们换个全新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假如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人们天生的癖性不会被当成罪恶或者卑鄙下流的玩意儿，蚯蚓也极不卑贱，而是很受珍视的益虫——它们当之无愧——这样的信念是否会使人们避免时常感到消沉和沮丧，或者甚至能降低自杀率？人们再不会在民间听到这样的古老打油诗：
没人爱，讨人厌，
我把蚯蚓挖个遍。
大蚯蚓，小蚯蚓，
肥蚯蚓，瘦蚯蚓，
我把蚯蚓挖个遍。
开明的文化里，这首小诗会这么唱：
惹人爱，没人怪，
我和蚯蚓做舞伴。
光溜溜，亮闪闪，
很美丽，很可爱，
我和蚯蚓做舞伴。
晚年的方济各在谈及自己的死亡时，开始用“死亡兄弟”这个词，这无疑证明，他已经能以一种健康的心态接受这无法逃避的事实。难怪会传说，野鸟围绕着他飞来飞去。就算那是真的，我也不觉得奇怪。我们许多人亲近自然的时候都享受过这种快乐——只要我们给野鸟喂食器装鸟食，黑顶山雀和五子雀就会绕着我们飞来飞去。哪怕身处人生低谷，我们都不会说自己的存在对地球是种多余。我们明白，自己是一切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黑顶山雀
我当然也会有意志消沉的时候。我会因为付诸努力后依旧失败而灰心失望，对人类（包括我自己）愚蠢至极的言行深恶痛绝，甚至，我会只因时光飞逝、死亡在劫难逃而萎靡不振。可是，只要我在花园或树林里忙碌，或者听到我喜爱的音乐（尤其是自然音乐），那些让人泄气低落的情绪就会统统烟消云散。于是我在想，这些对想自杀的人是否有帮助呢？让他们多花点儿时间在园子里劳动，和大自然搭档生产粮食蔬果。这个工作多有意义呀，周围还有林鸫、草地鹨和歌雀纵情歌唱。只要我在花园里，就连“为什么”这个老巫婆都从我的意识里消失了，我不会再问那些没答案的傻问题。有自杀倾向的人会不会和我感觉一样呢？
但我随即就能听到反对声——如果把死亡变舒坦了，只会使更多人想自杀。对此，我首先要说，这绝不可能。如果死亡被视作生命的自然终结，我倒觉得，“自杀”会变成合法的事，而这本身就会降低自杀率。到时，社会变得更开明，就像现在死亡咖啡馆正流行起来一样，人们会举办“死亡派对”（其实我们可以给它一个不那么令人反感的名字，比如“永别派对”）。在这个派对上，自杀不再是可怕、罪恶的野蛮行径，而是一件庄严的圣事。希望回归食物链的人，生时若已竭尽全力完成了活着应当履行的使命，那么面对即将降临的死亡，他们可以和亲朋好友相聚，适当庆祝之后，服下药片，或者用任何安乐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城的“死亡咖啡”聚会
这听上去与我们的文化是那样格格不入，可今天的人们在死亡咖啡馆和餐桌上都在谈论它——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宗教信仰再也不能大一统了。我相信，有了死亡派对，许多原本想自杀的人会改变主意；即使他们执意要自杀，他们身边也还有关爱他们的亲朋好友守护，这肯定比他们自己偷偷溜进谷仓用草绳上吊，或者独自走进树林用短枪把脑袋打得稀巴烂要好得多。
顺着自己的思路，我想如果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便学会，若想得到安宁和满足，自然的方式远比超自然的方式有效——因为超自然的东西只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看不见也摸不着——那我们面对逆境时便能泰然处之，因为我们会在俗世尘嚣外做些有意义的事寻求慰藉，而心里有了这样一份恬静，也就不太会生起蓄意自我毁灭的念头。
我是有点儿自以为是，但我相信，假如我们所有人从儿时便受教知道，死后真正的来生其实就在这儿，就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也许我们就能从活着的当下得到足以安抚我们焦躁灵魂的慰藉与平静。假如我们人人都明白，唯有脚下的地球才可能埋藏着我们想要获得的真正的满足，也就是永恒生命的真谛，我们才会开始有心相信，这个世界也许能享有真正的太平。
本文选自《农夫哲学：关于大自然与生死的沉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