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所有的答案都在书里，你需要向岁月请教。
他姓周。
块儿头大脑袋大嗓门大动作大。说话像骂人，走路像追人，就是擤鼻涕扬个胳膊都跟要打人似的。
我们这些孩子们有些怕他，尽量躲着他，有时实在躲不开了，只好怯怯喊一声：周大爷。
他很重。
抬担架的四个人里，我最年轻，只有二十出头。我们先是从他家的西屋把他用被子抻着兜到担架上，抬出屋子，院子。然后前右的那位说：“都别放啊，我喊一二三，一起上肩膀。”
从他家到医院，空身走大概需要十几分钟，我们抬着周大爷，也用了十几分钟。
但是周大爷还是死了，死在什么时候我不清楚，也许是医院，也许是去医院的路上，也许是他家西屋的炕上。
我更希望他是在医院死的，那样的话，为了抬他而流的汗水多少还有些意义。
我妈也有这样的希望，但目的不同，她说童男的肩上有盏灯，所以不能抬死人。
周大爷死于心梗，很突然，但听完邻居们私下的议论，就会觉得他的死又有点顺理成章：一年前他的儿子因恶疾病故，白发人送黑发人，伤坏了心。
这个说法相对科学，包括周大妈也这样认为，儿子是独子，没了儿子等于屋子没了根基，地基不在，房子就会塌掉，房子塌了，房梁焉能安存？
这曾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
周大爷已经退休，享受高工资，儿子接班，干的也不错，三个闺女均已嫁人，时不时还能给家里些贴补。
周大爷长了一颗大脑袋，一双大牛眼，一个大鼻子，一张大嘴巴，一副大个头，包括放屁声都很大。
我不喜欢他，因为他坐在炕头看电视时，总是不时地动，要么端茶水，要么拿烟，要么嗑豆子，每当这时，他就会像只狗熊似的挡住我的视线，而我又不敢说，因为家是他的家，电视是他的电视。
退休前，他是一家国企下属工程队的队长，属内聘干部。这类干部大都是从普通工人中干出来的，文化不高但实操经验丰富，因为是技术大拿，所以都很有脾气，工作方法直接专横。
时间久了，专横成了性格，自然也带到了生活中，所以整个住区里，他看得上的人家没几个，反过来愿意和他打交道的也没几个。
他和我爸。
在他的眼里，我爸算个能人，一人工作拉扯一家子，五个孩子还能个个茁壮成长。
“啥叫有能耐，你这号的人就是有能耐！”他说。
“你是先苦后甜，四个儿子一个闺女，有你享福的时候嘞！”他还说。
每当我家遇到困难，我爸很难为情地跟他开口借钱时，他就会这样说。
我爸很需要这种鼓励。
那天我爸下班，刚吃了两个窝头喝了两碗糊糊，就听见门口一声喊，接着周大爷“噔噔噔”走了进来。
“是不是慢待你了？咋不来看电视了？有啥就明说，还绕道去别人家？意思是除了有事，要不就不登门了是吧？”
问题问得像连珠炮，我爸只好连咽了几口唾沫等他说完，然后才说出原因。
“你这家伙看电视总喝茶水嗑豆子！”
“你想嗑也嗑！”
“那屋里还能待住人不？”
俩人哈哈大笑起来。
“我改！”
笑完，他扔下俩字走了。
晚上，我爸去他家看电视，并带上了我。我喜欢上了《侠盗罗宾汉》，《射雕英雄传》。
但是周大爷并没有完全改掉喝茶水嗑豆子的毛病，所以还会突然翘起屁股放个响屁，然后又会像个犯了错的孩子那样，回头向我爸不好意思的笑。
“总是控制不住，不抓吧点啥，就没着没落的。”
我爸没搭理他，点着一根烟，驱散臭气。
他又说：“你越是嫌我，我就越待见你，就说咱们住区，多少人想跟我套近乎，我搭理过谁？”
我爸用夹着烟的手指指电视。
电视机里的罗宾汉，正用弓箭瞄着一个坏人的头。
“这个月要是紧，你就说话。不用着急还，记着就行！你有四个儿子一个闺女呢！好日子在后头呢。”
电视上的坏人连续被罗宾汉射死，开始播广告，周大爷因为放了个屁的道歉也结束了。
当然我爸也原谅他了。
对于他们俩的好，我不以为然，如果不是因为那台电视勾着我，我是永远不想进他家的门的。
铁门太厚，院子太深。
我们住的都是公房，一排一排的那种。公家默许各家根据房前屋后的空地大小，加盖院落和小房。
我家的院墙只有一人来高，墙下一米用的是半砖头，上面则是土坯。还有一间小房，也是土坯的，只能放杂物，不能住人。
可周大爷家却不一样。
墙是高墙，足有两米五高，全部用整砖一层压着一层垒起来，砖与砖之间用水泥勾了缝，墙顶还用蓝瓦加了“帽儿”。
门是铁门，刷着红锈色的漆。门很重，推开时会发出“咯呜呜咯吱吱”的声响。我不爱听这种声音，后来学了个词叫“呜咽”，我觉得用来形容那个声音再恰当不过了。
进了他家的院子，还要推开一道门，然后进入一条堆放着杂物的，点着一只昏黄的钨丝灯的小走廊。
走廊西头便是西屋，是他自己加盖的。虽说是加盖，同公房的用料相比却毫不逊色，是一间方方正正的大瓦房。
西屋里盘着一个看上去比屋场还大的炕，炕上有一排炕箱，最低的那个箱子上，放着一台17英寸的黑白电视机。
“哥，周大爷家的房子咋那么好啊？”
“周大爷是官儿。”
他在炕头，他老婆在炕里，我爸在炕边一张椅子上，而我在地上的小板凳上，这是我们看电视的座次。
罗宾汉的死让我非常难过，具有通天本领的他怎么可以这样死掉！
带着这种伤心我又认识了郭靖和黄蓉，于是想到西方和东方的侠客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郭靖和黄蓉最终选择了隐没江湖，而我家的日子却没有因此逍遥起来，一家七口在艰难中，又过到了年。不过好在我们都在无法阻挡的长大，就连我最小的弟弟都嚷着要鞭炮了。
没有年画不能过年，没有新衣裳新鞋子不能过年，没有白面和肉馅饺子不能过年，没有鞭炮当然更也不能过年……
可如何盘算，没有的也总比有的多。一家人的衣裳缝下来再割上两斤肉一袋面，钱便没了，鞭炮却还没买。
腊月二十七。
周大爷踏进我家，扔下五挂鞭炮。
“团圆饭一鞭，初一一鞭，初五一鞭，老大一鞭，剩下那几个，分一鞭。”
我太痛恨他了！既然东西送了人，你管人家怎么分？你的话守着哥哥弟弟全说了，谁也无法改变了！我哥为什么自己分一鞭？我才跟他差四岁！
这只能是我心中所想，因为我还没混到敢说出自己想法的地步。
我很倔强地甩给他一个屁股。
鞭炮这东西，燃放与听响观看有什么不同？快感难道就来自点燃时的害怕和听响时的捂耳朵么？
带着这种毫无意义的问题，我过完了初五，便又跟着我爸去那位霸道的周大爷看电视了。
他儿子很少到西屋里来。
他儿子是个很魁伟不爱说话的家伙，很少到西屋来，我一直怀疑他的屋子里还有一台电视机，于是有一天我实在憋不住了，问了他。
“你那屋的电视大不？”
他愣了愣，拎着我的脖领子把我弄到他的屋里。
里面有一张床，一个大立柜，一个脸盆架，脸盆架上放着脸盆，挂着白白的毛巾，一个钢筋做的花架，上面开着好多绿绿的叶子，还有一张写字台，上面有两台被拆开了的收音机还有七零八落的小零件。
“看完了没？”他问。
我点点头，然后顺着他的手指出了屋。
那是我唯一一次到他的屋子里去，也是唯一一次和他对话。可以说，我基本没有看清他的样子，以至于随着岁月流逝，仅有的一点印象也消失掉了。
后来我家搬到了他家的隔壁，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屋子和他的屋子只一墙之隔。
而那时他已经死了，得了一种无药可救的恶疾。
我的童年在口述故事里长大，讲故事的人是我爸，那些故事几乎都和《聊斋志异》中的“画皮”一个模样。
这些鬼故事让我知道年轻人死了，一旦变成鬼，就是很可怕的厉鬼。
我开始恐惧每个深夜的到来，尤其有雨的秋夜。后院有株梨树，雨点打在上面噼里啪啦的响个不停，我不是怕这个声音，而是怕这个声音会掩盖了厉鬼的来袭。
在这样的惧怕中，我读了很多书，还写了很多自认为很有深度的文章，另外，还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生与死，穷与富，理想和现实，男人和女人，都成了我在每个失眠夜里思考的内容。
一年前。
周大爷拿着一件很新的藏蓝色中山装来到我家，那时候很流行这种衣服，大人孩子都穿。
“我儿子的，下了一水，小了。”
瞬间，我突然想起他那年给我们鞭炮时的情景，当时我可是暗下决心永远不会再要他的东西的。
我不理他，而我妈却冲我眨眼，她希望我接过来，哪怕试穿一下，给周大爷一个面子。
衣服套在身上，验证了一件事，我长大了。
周大爷有些尴尬地抓着衣裳，他看向我爸。
“孩子们长大了，你的好日子就快来了。”
一年后。
“儿子那间屋，一直空着……”他一只手扶着椅子扶手，一边说。
此时的他，眼袋特别大，眼睛特别红，说话的语气，嗯，像是有东西压在胸口倒不上气来似的。
沉静。
他抓起我爸放在桌上的八分钱一包的“红满天”卷烟，抽出一根，放到嘴上，然后用大拇指顶开火柴盒，从里面抠出一根火柴棍。
“哧——”
烟点着了，劣质烟丝发出了微微地爆裂声。
一口，两口，三口，他开始剧烈咳嗽并随着咳嗽声一下下颤抖，连手指夹着的烟都被震落在了地上。
屋里弥漫着一股类似鞋垫在火炉上烤焦了的味道。
我爸有些内疚：“这烟太赖了。”
周大爷从前不吸这种烟，和我爸一起看电视，他俩总是各吸各的。他的烟，一包的价钱大概可以买一条我爸抽的“红满天”。
“我找了队里。”他说，“还算给面子，答应派几个人来帮忙。你帮我给他们弄弄饭，打打酒。”
“行。”
“这院墙没弄好，还有大门的位置不对。”他叹了口气，“记得你提过。”
我爸说：“我也不太懂，就是顺口一说。”
“别人也议论过，我觉得是他们眼气。”
“甭想那么多了，现在改也不晚。”
“儿子没了。”
那天晚饭，我爸和我妈聊天，我爸说周大爷家的院墙太高了，走廊太阴了，西屋盖的超过了正屋，风水出了问题。
他还带着埋怨的口气说：“作为一家之主，怎么能住在偏屋里呢？这么大一个家，一个孩子咋能镇的住嘛！”
周大爷家的院墙终于变低了，铁门也换到了另外的位置，但那条狭窄的小廊以及高过主房的西屋，他最终选择了保留。
当帮忙的建筑工鸣锣收兵，负责后勤的我爸回到家里，我妈问他：“不是说好要彻底改的吗？”
我爸叹了口气，用一声无奈告诉我妈，这位周大爷仍就没舍掉他的西屋。
他真的应当离开西屋的，否则就不会有他身体的垮掉，我曾经这样以为，并煞有其事地对我爸说。
我爸眨了眨眼不大明白地问我原因，我便告诉他自己偷读了那本关于阴阳风水的书籍。
“怎么打开的书箱？”他问我。
什么书箱，其实就是一只油漆斑驳的木板箱子。
那是他当上工人后拥有的第一件家具，比我的年龄大多了。
我低下头，私开人家的箱子毕竟不是件光荣的事，尽管我认为自己已经大了，可以看他里面藏着的书了。
我需要介绍一下书箱里的那些书。
中国的有魏巍的《东方》，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曲波的《桥隆飙》，这几本我都偷偷看过。
国外的，有一本书，爱尔兰作家艾捷尔·丽莲·伏尼契的《牛虻》，每次看到它时我都会紧张。
我因在上课时偷读此书，差点让语文老师骂死。
她抢过我的书，扬着手抖动，那书发着凄惨的哗哗声。
“一个连《出师表》都背不下来的玩意儿！”她用另一只手指了指我，“居然看《牛mang》，这是什么东西？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垃圾！是黄书！”
她越说越激动，一边说，一边上下挥着手臂，那本书在她的手里疼的哗哗直叫。
我站了起来。
“不是牛mang！是牛虻，那个字读meng！”
她愣了一下，突然把书摔在了我的脸上。
别说这些，就说你怎么打开的书箱。
我抬起头。
四目相对。
我觉得用语言来说，不如用行为表现，于是站起身，走到那个书箱前，用力把它翻成侧身，抽出箱子底部的一块板子。
我爸怔了一会儿，也走过来，示意我将箱子放好，然后摘下腰间的一大串钥匙，慢慢把属于箱子的那把取了下来。
“给你吧。”他说。
我看到他的面色有些苍白，就像当初得知周大爷的死讯时一样，既有难过，又有失落。
两年后。
我突然对我爸说：“当时找不到答案，现在明白了。”
那时我已经在省地报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已经意识到自己今后肯定会成为一个作家了，所以在说话时，特意进行了修饰。
我爸愣了一下，他没明白我在说什么。
“你曾问我怎么打开的书箱。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要打开它。”
我爸，沉默。
“语文数学政治科学地理书法音乐，它们无法告诉我，周大爷家到底为什么厄运连连。我听到你和我妈说他的墙，门，走廊和西屋，我就想到，答案一定在那个书箱里，然后我看了那本书，找到了答案。”
“那就是本书，碰巧了，会觉得它说的准。”我爸终于开口了。
“那是另一个问题，起码对周大爷家来讲，确实是准的。”
“你长大了。”
“后来，如果他不仅仅拆墙和改门，一口气连西屋也拆了，他就不会死！所以，你常说自己最佩服周大爷，我却觉得，这个人有本事，没头脑，而作为他最好的朋友的你，虽然懂得其中的利害，却没有直言不讳，可以说你没有做到一个朋友该尽的责任。”
我爸的脸色很难看。
我看到他手里的筷子在微微抖动。
“你不懂。”我爸说。
“我敢说我比你读的透彻。”我说。
我爸低下头，若有所思地看着菜盘，然后，他用筷子把菜盘里的一块大肉往我这边推了推。
“儿子。”他说，“有些事，书里没有答案。”
说完，我爸放下筷子，双手按在自己的膝盖上，有些抖动着慢慢站起身，离开了。
这令我感到兴奋，如果把他换成周大爷，那个霸道的大块头的家伙，如果他活着，我能面对着他说出这些话，那该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