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當下青年教師焦慮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這是一個亟須清理的問題，據筆者觀察，造成青年教師產生普遍性焦慮的原因主要有三個：成家、立業與生存壓力。遺憾的是，這三項因素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現在人生舞臺上，沒有錯峰更沒有緩衝，導致壓力疊加由此衍生出獨有的“青年期焦慮綜合徵”現象。在這三種因素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立業，只要它解決了，其他兩項壓力因素隨之消失或者極大緩解。對於青年教師而言，立業的主要內容就是教學與科研，要靠一種還是兩種技能安身立命？由於時間的硬性約束，教學與科研之間到底是非此即彼的魚與熊掌的關係，還是可以達成兼容的雙輪驅動？只要釐清了這個關係，青年教師的焦慮問題也就演變為一種需要技術性處理的問題。
大科學時代整個社會形態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宏觀層面上，在科技的裹挾下出現了領域拓展與社會分工日益精細化的現象；在微觀層面，作為社會中的人又面臨領域集成與功能整合現象。這兩種矛盾所造成的撕裂，回到生活世界最終都要落腳在一個個具體的個人身上，在缺少必要調試期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造成個體的心理失衡與行為選擇的倉促應對。各行各業概莫能外。筆者曾私下裡戲言，當下要成為一名被廣泛認可的老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少需要具備三種職能：在教學上要有演說家的口才；在科研上要具備專家的專業能力；在社交上要有外交家的人情練達。還好這最後一項職能還沒有被政策固定化，否則，教師的時間碎片化現象將更是難以修復。
這種矛盾是古已有之，還是一件新生事物呢？梳理科技史上的線索不難發現：從歷史上看教學與科研幾乎就是完全分立的。按照流程來看，教學和科研在整個知識生產鏈條上處於兩端，分別承擔著不同的功能。教學的主要任務是傳播知識，而科研的主要功能是生產知識。這種結構化安排有助於各個領域的專業化程度的提升與分工的細化：負責傳播知識的，要開發各種技術，使知識傳播的效率和質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從而滿足人才培養的需要；而知識的生產端（科研活動），則要儘量免除各種干擾保證科研人員心無旁騖地進行創新與知識的高質量生產，滿足社會對知識的需求。
在近代科學興起之前，知識的生產鏈條幾乎完全按照這個模式運行，比如中國古代的孔子、古希臘的蘇格拉底都是以教育為主，教學效果堪稱完美，而稍後的歐幾里得、阿基米德等人則是科研的代表，他們都集中精力於知識的生產，為後世留下了影響深遠的科研成果。近代科學建制化以來，教學和科研逐漸出現有限整合的跡象，一些人既是教師，同時又是科研人員，比如伽利略、牛頓等人都在大學任職。我們今天對於他們的教學工作了解並不多，反而是他們的專業科研成果對後世影響深遠，而且這種結構安排並不是其所在學校的硬性要求，完全是基於個人偏好選擇的結果。這種模式一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隨著大科學時代的來臨這種狀況才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教學與科研的功能整合是大科學時代知識功能結構轉型的標誌。這個時代的顯著特徵是科研領域的集成化。所謂“領域的集成化”，是指任何一個科研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多學科的協同才能完成，而知識的功能開始直接面向社會需求，此時科研人員為了適應這種變化，必須儘量擴展自己的知識面。集成化帶來的必然結果就是科研人員必須對自己的相關領域有所涉獵，這就增加了科研的難度——要想做出成績，科研人員必須付出更多的時間投入，時間分配的零和博弈勢必擠佔教學等其他選擇的時間。對於教學而言，要想獲得好的效果，必須重新配置專與博的權重，選擇的困境由此發生。另外，功能整合的最大特點，就是教學與科研從知識生產鏈條的兩端開始向中間靠攏，換言之，教師的功能從單一的教學開始向科研靠攏，而科研則從單一的知識生產向知識傳播（教學）靠攏，這種趨勢就促成了教學與科研的整合（雙輪戰略），區別在於各自的權重劃分不同而已。教學科研的功能整合是時代發展的必然，而不是某種人為設計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論喜歡與否，當下的科研人員必須接受這種功能整合。
現在的問題是功能整合的速度超過個體改變的速度，導致出現群體性適應不良現象。如果這個過程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以漸進的方式展開，那麼社會的意見會小很多，但是，我們當下是以政策安排的方式把這個進程人為加速與固化，以激進的方式對接市場需求，讓很多人還沒有準備好就迅速進入這套行動軌跡，從而導致出現大範圍的不滿。
客觀地說，功能整合對於教師和科研人員來說都是大勢所趨。對於教師而言，從傳統的教學向科研靠攏，可以普遍提升教學的水準，用新知識豐富教學內容是提升教學水平的最重要渠道，這也是我們常說的用知識反哺教學的典型案例，就如同坊間所謂：只教學不研究，越教越死。同樣，對於科研人員來說，從單純的知識生產者向知識傳播者靠攏，可以更好地用知識服務社會，併為科研發展的外圍環境爭取更大的認同與支持，否則，納稅人和企業為何要支持你的研究呢？國外很多著名科學家時常出現在國會聽證會上，其目的在於向國會介紹與闡釋某些研究的重要意義，以期獲得社會支持，同時這也是向公眾展示新知識的一種廣告，能夠吸引感興趣者的投資、人才加盟和同行合作的重要手段。
在實踐層面，為了應對這種不滿情緒，國內最近幾年推行的教師崗位分類改革就是一種不錯的嘗試。按照該方案的設計初衷：人們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和偏好，可以在如下三類崗位中做出選擇：教學為主型崗位、科研為主型崗位與教學科研並重型崗位，根據崗位特點安排教學量與科研量。比如教學為主型崗位，以上課為主，科研要求比較低；反之，科研為主型崗位，以科研為主，上課為輔；教學科研並重型則取折中模式。
照理說這套模式設計很合理，但是在執行過程中效果並不理想，我們通過調研發現，問題出在三種崗位的出口是一致的，即不論哪種崗位類型，在評估時都是由同一個委員會做出裁決（通常是單位的學術委員會），而學術委員會的偏好是看重科研，從而導致前期政策安排所設計的崗位分類由於評估出口嚴重趨同，最終造成分類改革的名存實亡。其實，解決辦法也相對簡單，只要在分類出口處，設置不同的評價標準即可。
真正的難點問題有兩個：首先，三類出口標準如何實現等價。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既影響分類的公平，也出會出現某類崗位成為放水之源；其次，要設計一個合理的換擋期，不能一崗定終身。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以及偏好在特定時期選擇適合自己的崗位，畢竟熟悉哪個崗位都是需要時間的，一旦完成轉型應該允許其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新的崗位，並按新的崗位要求完成考評。試想演藝圈在很多年前都已經出現了“兩棲”甚至“三棲”藝人，科教界出現“教學-科研”功能整合不也是很正常的現象嗎？
（作者：李俠，繫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院長、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