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新冠病毒席捲全球，時至今日，美國依然是疫情重災區。
縱觀歷史，大規模病毒已經不是第一次在地球上肆虐，可每一次，我們似乎都措手不及。
回首凝望，讓我們來分析一下艾滋病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成為讓全人類頭疼的疾病。這篇文章將講述1980年到1985年這段時間，艾滋病在美國傳播的真實情況。
很多人在提到艾滋病的時候，都會將它和同性戀放到一起，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至今仍沒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散。但要知道同性戀群體實際上，是同艾滋病對抗的第一批人，他們用自己的生命和血肉、救贖與絕望來讓世人知道艾滋病的存在。
希望，這篇文章，能夠敲響警鐘，不要再讓悲劇重演，畢竟每一場偶然席捲全球的災難背後，都有許多必然的原因。
01、惡魔揮手
根據最早的記錄顯示，艾滋病的發源地並不是美國，而是非洲剛果的首都金沙薩市。
厄運降臨在一個叫格蕾特·拉斯克的丹麥女醫生身上，她來非洲醫療支援十二年之久，引入先進的醫療技術和理念。
儘管生活上困難重重，但格蕾特卻享受著在非洲自由的時光。
直到1974年年初，格蕾特的身體突然被莫名的疲憊感纏繞著，然後是暴瘦，再緊接著是淋巴系統出現問題，身上所有的淋巴結都有腫大現象。
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格蕾特依然堅守在自己的職位上，僅靠藥物來對抗這種陌生的疾病。
三年後，格蕾特的健康狀況急轉直下，藥物失去了作用，她回到了家鄉丹麥。格蕾特笑著和朋友說：“我只是想死在家裡。”同年的12月12日，格蕾特在家中離世。
她是目前記錄在冊第一個死於艾滋病的西方人。
只是那時候，人們還不知道自己將要面對的是什麼病毒。
據瞭解，格蕾特死後肺部有成千上萬的肺囊蟲，這是一種引起免疫系統虛弱的感染現象，現在我們知道，這是艾滋病毒感染後經常出現的一種情況。可在當時，大多醫生都認為肺囊蟲是不會導致人死亡的。
如果說艾滋病毒的第一次亮相是悄無聲息的，那它進入美國的那晚，則是狂歡而熱烈的。
1976年7月4日是美國建國200週年的慶典，在紐約港舉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盛會，港口聚集著全世界55個國家的人，大家在一起喝酒狂歡，慶祝美國的200歲生日。
而艾滋病毒就混跡在人群中，它悄無聲息在絢爛之下瘋狂蔓延。
歷史似乎在和人類開玩笑，總喜歡選擇這些具有戲劇性的時刻，來進行巨大的變故。
02、陽光下的陰暗
艾滋病毒並不會突然致人死亡，而是會潛伏在體內很久，再加上艾滋病的症狀會和癌症混淆，所以，一直到了1980年的夏天，也沒有人發現艾滋病。
與此同時，舊金山的同性戀遊行正如火如荼進行著。
美國的同性戀群體十分龐大，他們代表了將近十分之一的選票，所以總統候選人也全力支持他們的遊行。
加州州長也在這個時候向全國各地的同性戀遊行者致敬，並公開發表言論說：“任何人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得到支持的同性戀者們終於可以大膽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擠滿了舊金山的各大街區，手持代表同性戀者的彩虹旗幟，頭頂是一面橫幅，上面寫著“男女同性戀代表參加1980年民主黨全國大會”的字樣。
同性戀群體為了增加自身的影響力，他們還十分積極的在遊行期間集體獻血，後來各州的議員和市長乾脆直接讓移動採血車開到他們遊行的地方，方便同性戀者們獻血。
雖然現在我們都知道，艾滋病主要的傳播途徑之一就是血液傳播，但在那個時候，人們對此一無所知，這也表明當時政府對於公共衛生安全的忽略。
隨著同性戀群體在政治上取得的進展，同性戀者們聚集在紐約的浴場和公園舉行慶祝儀式。
慶祝的主要方式就是性交，而且一晚上的時間前來慶祝的人數可以達到一萬到兩萬。很多店家看到了商機，於是更多的公共浴場開業，同性戀者們的狂歡也愈發方便。
可很快，性交就變成了濫交，一個人平均一晚上要和3個人發生關係。
並且一旦外界有人發出質疑的聲音，那些同性戀活動家就會告訴大家，長期壓抑的性得到解放的時候，可能會有些走極端，但稍後一切都會平衡。於是，濫交也變得理所當然，隨之而來的就是過多的性行為造成的公共衛生問題，尤其是性病的傳播。
很遺憾，這一切仍然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這也給了艾滋病的生長培育了沃土。
其中，有一個名叫蓋坦·杜加斯的空少，他長相帥氣，身材挺拔，嘴角隨時都洋溢著討人歡喜的微笑，所以大家都想要親近蓋坦。
蓋坦•杜加斯
蓋坦每年都會參加同性戀者遊行和狂歡活動，他會把自己的仰慕者都登記在通訊錄裡，人數多到他自己都會忘記那人是誰。
在夜晚的慶祝狂歡活動中，自小壓抑的性取向和性衝動可以在這個時刻全部釋放出來。蓋坦和很多同性戀者們一樣，吃下春藥，夜夜笙歌，完全放飛自我。
逐漸，蓋坦發現自己皮膚上會長出紫色的小包，淋巴結也逐漸腫大，醫生診斷後認為是一種罕見的癌症，名叫卡波西肉瘤。這也是艾滋病的一種表現形式，當時醫生們普遍將它認為是癌症的一種。
艾滋病就這樣在1980年，通過同性戀者們的狂歡和獻血大面積傳播出去。
直到1980年11月1日，一直給同性戀患者看病的醫生們逐漸意識到，他們面臨的可能不只是卡波西肉瘤或者肺囊蟲肺炎這樣簡單的疾病，也許是一種全新的，在同性戀者之間瘋狂傳播的病毒。
它悄無聲息地用悲劇譜寫自己的出場，並迅速在地球的生物圖譜上拼出一個前所未有的恐怖東西。
03、陰溝裡的歌聲
1981年2月份，許多醫生自發地向亞特蘭大疾控中心遞交了對於肺囊蟲肺炎患者的報告，並且希望政府可以撥款來專項研究攻克這種病毒。
但那年美國里根總統的政府開始削減國內開支，而預計撥給疾控中心的3.27億元，直接砍掉了一半多，變成了1.61億元。
很快，艾滋病的傳播就跳出了同性戀者的圈子，開始在普通人之間陸續爆發。
醫生們的報告都石沉大海，再加上政府此時仍需要同性戀群體的支持，便故意隱瞞，刻意掩飾，只對外宣佈：這只是在洛杉磯暴發的肺囊蟲肺炎，不會致命，不用恐慌。
如果說艾滋病登上美國土地是偶然，那在人類之間傳播就是必然，再加上人們的漠視和政府的忽視，讓艾滋病在傳播的初期，毫無阻礙，肆虐成災。
舊金山加州大學的皮膚科醫生馬科斯·柯南特，在看到疾控中心的態度後，公開發言說：
“這是一種傳染性疾病，這原本應該由疾控中心來研究，但他們的進度一直停滯不前。當疾控中心在不作為時，疾病正在蔓延。”
最後柯南特表示，這是一場世界級的災難，在政府採取行動之前，同性戀群體只能自救。
柯南特成立了工作小組，專門研究這種疾病，但他們面臨的最現實的問題是，沒有經費，也沒有人願意資助他們，最重要的是，一次又一次的研究成果也被疾控中心阻攔發佈。
流言就在疾控中心不明確的發言下滋生，民眾開始反感同性戀群體，政客也不再需要他們的選票，同性戀群體被病毒侵蝕的同時，也被同類拋棄了。疾控中心的發言人們站在了道德制高點，將這場疾病稱之為“同性戀疾病”。
柯南特工作組的醫生們又氣憤又無力，柯南特斷言，現在的傲慢，將會導致更大面積的死亡。
事實證明，這是正確的。
僅一年時間，也就是1982年7月的時候，病毒已經在歐洲11個國家蔓延，包括英國、法國、比利時、丹麥、荷蘭、意大利等。
疾控中心也意識到了事件的嚴重性，開始放下傲慢的姿態，並首次提出了用“艾滋病”來稱呼這種免疫缺陷綜合症。
與此同時，法國巴黎的研究小組已經意識到了，這種疾病可能是來自非洲，不單是在同性戀之間傳播，如果不加以控制，艾滋病將會影響整個人類的健康。
可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那個時候還在等著政府下撥經費，而且對艾滋病的研究還沒有提上日程。
美國相關機構的行為，直接印證了柯南特的言論，同性戀群體只能自己尋求幫助了。於是柯南特找到了同性戀領袖克里夫·瓊斯和比爾·克勞斯兩人一起來幫助患病的人群。
04、風暴襲來
另外，艾滋病失控的另一個原因則是人們對於它傳播途徑的不確定。
柯南特他們發現艾滋病陸續出現在需要靠輸血為生的血友病人身上，這時候有醫生提出來是否和輸血有關？於是人們就自然想到了大選那年同性戀者們瘋狂獻血的場景。
不僅如此，越來越多的嬰兒天生就患有艾滋病，經過調查和走訪，最終確定，艾滋病是通過血液傳播，而且會遺傳。
除此之外，醫生們還表示，性行為也是艾滋病的主要傳播途徑，於是克里夫就找到許多同性戀群體代表，提議將公共浴場改為私人或者是關閉，但他的提議影響了同性戀群體的利益，所以許多人都對此不以為然。
就像前面我們說到的帥氣空少蓋坦·杜加斯，當他得知自己患上的是艾滋病時，並沒有停止性行為，反而大量和別人發生關係。蓋坦的行為恰恰代表著當時許多艾滋病患者的想法，正是由於人們對傳播途徑的認知不明確，再加上政府沒有權威的言論，直接導致了艾滋病在傳播上的失控。
1982年一整年，艾滋病就席捲了26個州和12個國家，而厄運，才剛剛降臨。
1983年初，死亡人數大幅上升，可官方仍然對醫生們找到的傳播途徑持懷疑態度。
這讓醫生們憤怒的說道：“把頭埋在沙子裡假裝看不見，就讓我們等著更多的病人吧！這種公共衛生的措施根本不行！”
克里夫也和比爾一起在為了籌集艾滋病研究經費東奔西走，可政府的款項遲遲沒有下文，這簡直讓兩人抓狂。
現在時間就是生命，但那些掌握“生殺大權”的人，卻絲毫不在乎生命的價值。
4月10日晚上，比爾正在洗澡，一個國會議員的助手給他打電話，告訴他議員今早因為艾滋病離開人世了。這個悲劇讓比爾決定要儘快將艾滋病的危險性告訴更多的人。借用議員的離世，比爾在當晚多方聯繫，終於在第二天，《新聞週刊》第一次正式報道了艾滋病，並將它稱之為本世紀最大的公共衛生威脅。
這是一個轉折點，因為這份報紙幾乎人手一份，報道中有許多醫生的採訪，不少醫生抱怨政府沒有給到資金，而病毒卻在肆虐。
這份報道將艾滋病從陰暗的角落拉到了每個人身邊，也讓政府被迫開始重新審視起艾滋病。
媒體對於艾滋病的關注足足晚了兩年之久，沒有輿論的監督，公共衛生機構的不作為，都成為了艾滋病失控的幕後推手。
直到1984年，人們才開始排查血庫中的血液，但很遺憾，許多艾滋病患者的血液已經輸到了普通人身上。
政府下令關閉公共浴場的進度也不容樂觀，而浴場老闆更是表示，他知道艾滋病是通過性傳播，但他想賺錢，所以不在乎別人生死。
這讓人們驚訝，災難面前，貪慾同樣是可怕的病毒。
艾滋病的失控，縱然政府難辭其咎，同樣，因為大家漠視災難，無視求救的聲音，才使得艾滋病像屠夫一樣，四處屠戮。
空少蓋坦也在1984年3月30日死於艾滋病。
曾經每個男同性戀都希望能擁有蓋坦，而他死去的時候，人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同年5月31日，死於艾滋病的美國人已經超過了2000人，可這個數字還是沒有促使社會各界動用資源來應對這一流行病。
克里夫和比爾繼續在國會上週旋，但公共浴場仍然沒有關閉，政府的撥款也困難重重。就連很多州的同性戀領袖都認為艾滋病不是頭等大事，並覺得克里夫和比爾給他們同性戀丟了臉。
到了1984年10月時，舊金山一家公共衛生附屬醫院改成了艾滋病醫院，裡面不少醫護人員被查出感染。柯南特根據當時的傳播情況估計，大概到了1988年時，舊金山還需要一個專門收治艾滋病人的醫院。
事實再次證明，柯南特是對的。
讓人遺憾的是，一直為同性戀群體奔走的比爾也被告知感染了艾滋病，比爾自嘲的說：“我停止了性生活，別人罵我是反性愛分子，可我居然得了艾滋病。”
患病的比爾沒有停下手上的活動，最終，政府在各方壓力下強制關閉了不少公共浴場。
05、曙光漸出
1984年11月6日，里根總統連選成功。
可值得深思的是，里根總統從未公開提及到“艾滋病”一詞，甚至也沒有記者問過他對於艾滋病的措施和看法。
大選之後，里根總統對歡呼的人群大聲說道：“美國的明天會更好。”
實際上，當月，美國艾滋病患者超過了7000人。
里根總統當選的第二年，美國的艾滋病情況更加嚴重了，克里夫的朋友和追隨者有不少都被感染，再加上媒體的汙名化，將艾滋病和同性戀畫上等號，導致這些同性戀者的生活像是流亡者一樣。
很久之後，人們回憶起1980年的同性戀大遊行，表示那是一場分水嶺，那之前有多美好，這之後就有多悲慘。
就好像，人的悲喜並不相通，很多人只覺得吵鬧。所以，大多數人對於艾滋病患者只有一種態度，就是你們自作自受。
1985年7月，在華盛頓，政府和國會還在為艾滋病的撥款爭論不休。而演員洛克·哈德森突然被查出得了艾滋病，這讓柯南特有預感，轉機就要出現了。
於是柯南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現在出現了一個艾滋病的高危群體，就是名人和富人。
媒體的報道效果很好，眾多影星站出來支持哈德森要求研究艾滋病的請求，民眾的關注度和捐款熱情都前所未有的高漲。
很快，政府對艾滋病研究治療的款項就撥下來了。
毫不誇張的說，美國政府重視起艾滋病，是因為一個演員被感染。
這樣的效果是誰未曾想到的。
後來，研究者們總結出，在美國，艾滋病情分成了兩個涇渭分明的階段，哈德森確診前和確診後。
當一個明星染上艾滋病後，再加以媒體的渲染，效果居然比醫生和科學家們五六年的努力還要明顯，這簡直讓人唏噓又感慨。
之後，所有人都後知後覺的說，我們應該早點關閉浴場；
血庫也應該更早開始檢測哪些是有病毒的血液；
研究者們應該更早開始尋找艾滋病的傳播途徑；
媒體應該更早開始關注病毒的情況；
聯邦政府應該採取更多的措施……
儘管人們之後都意識到了，可人生哪有如果，只有後果。這些“應該”只是人們的反思，因為現在已經有成千上萬的人，因此喪命。
可在一片荒涼中，我們也看到了，無論何時何地，總會有人在混沌中尋找答案。
在艾滋病席捲全球的背後，有太多值得我們反思的地方，就像今天的新冠病毒一樣，它是如何肆虐到全世界的？這其中的緣由，難道和四十多年前不一樣嗎？
我們很多人都不相信天災一說，認為一切災難都是一個終會消失的噩夢。
可實際，噩夢不一定會消失，但在噩夢連連的日子裡，人類自己可能會消失。
因此，我們要知道，比病毒更可怕的人心和強權。
同艾滋病的這場戰役我們遠未勝利，而且以後，人類要面對的也不只是艾滋病，更可怕的病毒和災難都有可能降臨。
所以，不要讓歷史一遍遍重演，不要讓悲劇一次次譜寫，我們可以改變未來，挽救更多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