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邹嘉骊深情回忆：父亲邹韬奋告诉我“不要怕”
原创作者：艾草
《现代家庭》杂志社特别授权发布
1944年7月24日，重病的邹韬奋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弥留之际，他的嘴唇微微颤动，似乎还有话说，却怎么也发不出声音。女儿邹嘉骊与大儿子邹嘉骅默默守护在病床边，妻子沈粹缜低声抽泣。沈粹缜递上笔和练习本，邹韬奋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写下了三个几乎不成形的字：不要怕。那一年，邹嘉骊只有14岁，而这三个字支撑着她渡过了一生的难关，成为了她终身的座右铭。
与父亲相处的日子短暂而快乐
重庆南路上的万宜坊低调而优雅，淡黄色的民居外墙搭配红色的瓦片，窄窄的楼道里，记录着岁月的变迁。1930年6月14日，邹嘉骊便出生在这片石库门新式里弄中。
嘉骝（左）、嘉骅（中）、嘉骊（右）三兄妹在万宜坊
邹韬奋一共有三个孩子，邹嘉骊是老幺，两位哥哥分别是邹嘉骅、邹嘉骝，每个孩子的名字中都有“马”，寓意着他们是邹家的三匹好马。而“骊”的意思就是黑马，恰巧小时候的邹嘉骊皮肤也是黑黝黝的，所以，她便自诩为爸爸妈妈的小黑马。
邹嘉骊与父亲邹韬奋朝夕相处的日子非常短暂，一家五口为数不多的全家福，都是在万宜坊拍摄的。照片里，瘦瘦小小的邹嘉骊还会害羞地抱着邹韬奋，把脑袋埋在父亲的长衫里。
对于孩子，邹韬奋特别宠爱，无论多忙，他都会抽出时间陪伴他们玩耍。每天晚上，邹韬奋都要先逗逗孩子们，然后才去他的工作室，这是雷打不动的。有一回，邹嘉骊趴在地上哭闹，怎么劝都不肯起身，邹韬奋非但没有发火，还学着女儿的样子趴在地板上假装大哭，滑稽的模样很快便让邹嘉骊破涕为笑。
珍贵的全家合影，左起：长子嘉骅、夫人沈粹缜、邹韬奋、幼女嘉骊、次子嘉骝
母亲沈粹缜是位知书达理的苏州姑娘，她温良贤淑，持家有道。邹嘉骊还记得，过去父亲每个月的工资都上交给母亲管理，而沈粹缜会按用途将钱装在一个个信封中，然后按计划使用。沈粹缜的厨艺特别了得，尤其是红烧肉，浓油赤酱非常美味，因而在邹嘉骊的记忆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总是其乐融融的。父亲母亲经常说笑话，邹嘉骊和哥哥们总被逗得哈哈大笑。全家的气氛特别融洽，在当时的上海文化圈里，邹韬奋一家就是模范家庭。
颠沛流离的童年，一次次的逃亡
快乐的日子短暂得让人不忍心细数。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邹嘉骊就不得不经历与父亲分别的痛苦。1933年至1935年，邹韬奋流亡国外，后来又因为“七君子案”被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上海沦陷，邹韬奋因此离开了上海，与生活书店一起转移，先到香港，再辗转到武汉。此后，邹嘉骊也随着沈粹缜以及两个哥哥，沿着这条路线去了武汉。邹嘉骊的生活便与“颠沛流离”以及“逃亡”联系在了一起，每当有危险，总是邹韬奋先撤离，家人随后想方设法跟上。
不久之后，武汉也遭遇沦陷，邹韬奋全家来到了重庆，一家人租了一间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子，挤在一起。重庆的上空时不时响起警报，每当这时，大人们紧张得不得了，但年幼的邹嘉骊却并不那么害怕，相反，她还会跟小伙伴们去捡轰炸遗留下来的弹片和弹头，把它们卖了换钱。这样的小插曲，让小小年纪的邹嘉骊学会了苦中作乐。
1940 年，邹韬奋全家摄于重庆，左起：次子邹嘉骝、夫人沈粹缜、长子邹嘉骅、幼女邹嘉骊、邹韬奋
1941年，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之际，邹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准备秘密离开重庆前往香港。一家五口一起走目标太大，所以邹韬奋先行离开，而他走后，特务加紧了对沈粹缜的跟踪和盯梢，要她劝邹韬奋回来。对于邹韬奋的动向，沈粹缜守口如瓶，不向特务透露半点风声。
那个时候，沈粹缜已经秘密策划起和孩子们一起转移的事宜。在房东太太的陪同下，沈粹缜一点点将家里的细软换成纸币，而家具和日常用品依旧摆放在原处，以迷惑特务视线。
某日清晨，邹嘉骊和二哥照旧去上学。突然，警报声响起，住校的大哥接到沈粹缜的电话，立即离校，邹嘉骊也与二哥一起跑出学校。趁着人们躲避轰炸的慌乱，三个人来到了约好的地点，接着，他们跟随沈粹缜登上了运输公司的卡车，成功逃出重庆，赶往香港与邹韬奋团聚。
原本以为，经历苦难之后，一家人可以稍微安稳一段时间，但没想到的是，到了香港后没多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邹韬奋全家不得不再次撤离。按照组织的要求，依旧是邹韬奋先走，沈粹缜带着三个孩子随后跟上。
那时的邹嘉骊还不到12岁，她并不能完全理解一次又一次逃亡背后的原因，以及父母为此所承受的撕心裂肺的痛楚。直到很多年后，当沈粹缜接受媒体采访时，邹嘉骊才从母亲口中了解到了1942年1月那场无奈分离前夕，让人心碎的一幕。那一天，邹韬奋和沈粹缜单独在房间里，窗外还响着枪炮声。邹韬奋含着泪跪在了沈粹缜面前，他握着妻子的手说：“今后我们能见面最好，不能见，你带好三个孩子，有困难找共产党。”
1月9日傍晚，邹韬奋换上一身唐装，登上了远行的船只。上岸后，他躲过重重关卡，翻过几座山头，终于于1月13日，抵达了深圳宝安县白石龙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司令部驻地。
那时，邹嘉骊还在香港和母亲、哥哥们焦急地等待接应。1月中旬，地方党组织把母子四人护送到西贡，交给护航队，再由护航队送到广东惠阳。这一路，沈粹缜带着孩子们混在难民的队伍里，路过封锁线时，日本士兵一眼看中了沈粹缜手中的两条毛毯，他们像强盗一样伸手便把毯子抢了过去。
那时正是寒冬腊月，毛毯是孩子们唯一御寒的物品。平常温柔贤淑的沈粹缜放下矜持，冲到士兵面前，以最快的速度抢回了毯子。为了孩子们晚上不挨冻，伟大的母亲将自己的安危完全抛在了脑后。
与父亲最后欢聚的日子
沈粹缜和孩子们来到了白石龙附近的阳台山区，在那里，他们终于与邹韬奋团聚了。然而，这却成为了邹嘉骊一生中与父亲最后欢聚的日子。
阳台山地势隐蔽，可以防备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山上新建了两座人字形大草寮，一座供起居，一座供吃饭休息，邹韬奋一家便住进了这两座大草寮中。
那两个月，是邹嘉骊最幸福的时光，失而复得的团聚，让一家人格外珍惜。每天早上醒来，邹韬奋都会给自己做头部按摩，接着，他躺在通铺上做保健操，他还将这套操教给了同寮的友人。
如果天气好，邹韬奋就会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小河里摸小鱼小虾。平时，邹韬奋斯斯文文的，但只要跟孩子们在一起，他便成了一个爱撒野的大孩子。河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澈而宁静，邹韬奋用手急速捞起鱼虾，一抓一个准的厉害功夫，让邹嘉骊一直记在心里，她眼中的父亲如此高大，也如此可爱。
那时候，游击队的成员们对邹家的几个孩子特别好，他们想方设法找来红糖片，而邹韬奋就“骗”孩子们说，这是巧克力。邹嘉骊和哥哥们抢着把“巧克力”放进嘴里，那甜蜜的味道，让她至今回想起来，都觉得好美妙。
在年幼的邹嘉骊看来，如果能天天如此，跟爸爸腻在一起，那该多好。然而，1942年4月，形式出现急转，战事逼近，一家人再一次被迫分离。邹韬奋先被转移到了梅县江头村隐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去了苏北根据地。而邹嘉骊和母亲、哥哥们，则转移到了桂林。
1943年，身患重病的邹韬奋回到上海治病，为了照顾父亲，邹嘉骊的大哥先被接到了上海，随后，心急如焚的沈粹缜也马上跟了过来。当邹嘉骊回到上海时，邹韬奋的病情已经恶化了，一只眼睛失明，鼻孔中不停流出脓水，被病痛折磨的邹韬奋，最后只能依靠注射杜冷丁度日。
眼见着父亲一天比一天衰弱，伤心的邹嘉骊与沈粹缜一起去寺庙求签算命，算命先生给了她们一句话：“等石榴红的时候，就见分晓了。”邹韬奋的病房外正好有一小排石榴，邹嘉骊想，等到石榴红了，父亲的病应该就好了吧。然而，当屋外的绿丛中绽放出点点绯红时，邹韬奋却永远离开了人世。
“屡劝勿听”的小妹，成了编书匠
邹韬奋去世后，留下了口述的《遗言纪要》，其中，他这样对邹嘉骊说：“小妹爱好文学，尤喜戏剧，曾屡劝勿再走此清苦文字生涯之路，勿听，只得注意教育培养，倘有成就，聊为后继人以自慰耳。”
受到父亲的耳濡目染，邹嘉骊从小就特别爱读书。邹韬奋临终前，希望建立一个图书馆，后来，战友徐伯昕遵照邹韬奋的遗愿，建立了图书馆筹备组，组员由沈粹缜、邹嘉骊和徐伯昕的太太胡耐秋组成，他们将征集来的图书放在小小的居室里。
1948年4月，胡愈之与沈钧儒在香港会见时合影，右起：胡愈之、沈钧儒，邹嘉骊
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些图书跟随着邹嘉骊一家迁徙到了香港。家里的大统间里，隔出了一小间住人，其余的空间都做成高高的书架。那时的邹嘉骊正值十六七岁的豆蔻年华，兵荒马乱没有办法去学校念书，她就在家中登记图书卡片，然后把书一本一本读过来。虽然图书馆最终没能建成，但徜徉书海后的邹嘉骊却开阔了眼界，也为她日后从事文字工作打下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邹嘉骊在北京
尽管父亲劝邹嘉骊不要步自己的后尘，但倔强的邹嘉骊一生都在与文字打交道。邹嘉骊的学历不高，但她从不自暴自弃，总在暗暗较劲。她当过图书登记员、门市营业员、校对员、编辑，每换一个岗位，都能学会一点技巧、一点知识。
20世纪50年代，邹嘉骊在北京
虽然与邹韬奋相处的时间不长，但在邹嘉骊的心中，父亲是伟大的、勇敢的，父亲曾经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着她。而对于邹韬奋的重新“认识”，是从邹嘉骊的晚年开始，这位“屡劝勿听”的小妹在文字中一步一步地走近了父亲，她更深刻地理解了韬奋精神，也读懂了父亲的毕生追求。
成年后的三兄妹合影，左起：嘉骝、嘉骊、嘉骅
1984年，邹嘉骊开始着手编辑《韬奋著译系年目录》。为了这本书，她四处搜集资料，一趟趟地跑书店、图书馆，一次次地拜访邹韬奋的老友。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所有的东西都靠手写，为了整理素材，邹嘉骊做了无数张卡片。去徐家汇藏书楼时，工作人员从库房中取出了散发着浓重霉味的资料，犯着气管炎的邹嘉骊不停咳嗽，可她没有退缩，捂着口鼻坚持翻阅。
1987年，中国韬奋基金会成立，出版《韬奋全集》成为当务之急，邹嘉骊非常高兴地成为了负责人。为了查找更多资料，她需要阅读和父亲关系十分密切的黄炎培所写的日记，只是，日记的手稿不知所踪。四处打听之后，邹嘉骊得知，黄炎培日记收藏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不外借。经过多方联系，研究所同意了邹嘉骊查阅的请求，于是，她和二嫂朱中英立即赶往北京。十多天时间里，邹嘉骊找到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内容，两个人一个读、一个抄，虽然劳累，但那份收获的喜悦，却让邹嘉骊格外开心。
编辑书籍的过程中，邹嘉骊想到了邹韬奋过去的稿子经常在送审过程中遭遇扣留，为了找到这些遗落的稿件，她马不停蹄地来到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国民党的档案中，邹嘉骊欣喜地发现了11篇父亲被查禁、扣留的稿子，一看到父亲的笔迹，她便有了温暖的感觉。
某日，一位女士来到了邹嘉骊的办公室，自我介绍是重庆出版社的同行唐慎翔。由于邹韬奋曾经在重庆生活过，在那里留下过弥足珍贵的足迹，所以，唐慎翔希望能帮助邹嘉骊一起搜集资料。邹嘉骊拜托她寻找20世纪40年代生活书店在重庆出版过的读者信箱集《激流中的水花》，唐慎翔回去后不久，便寄来了邹韬奋为此书写的《弁言》复印件。对于这份特别的“礼物”，邹嘉骊感动不已。这些失落了60多年的文稿，都被收录进了《韬奋全集》中。
1994年邹韬奋逝世50周年之际，《韬奋全集》问世，14卷，800万字，邹嘉骊倾注了近十年的心血，几十年后，她用文字与父亲隔空“相见”。
邹嘉骊的工作照
完成了《韬奋全集》后，邹嘉骊又开始编撰《韬奋年谱》。虽然做了30多年的编辑，但此前邹嘉骊从来没有编过年谱，到底应该怎么弄，她心里一点都没底。邹嘉骊参阅了多本已经出版的年谱，然而，这些都无法照搬。难道要停下来不干吗？邹嘉骊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父亲在临终前留下的“不要怕”，正是这三个字，激励着邹嘉骊硬着头皮将一切扛了下来。
由于父亲生前没有留下日记，因此邹嘉骊必须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与父亲有关的点滴资料，然后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由此，比起上一本书，《韬奋年谱》编撰的过程更为艰难。
在《韬奋年谱》中，邹嘉骊大量摘录了邹韬奋著作的精华，真实再现了父亲生活和工作中的经历以及伟大人格，循着父亲的足迹，邹嘉骊走访了许多地方，她与邹韬奋的心靠得更近了。
《韬奋年谱》编完之后，邹嘉骊心脏病与高血压急性发作，被送进了医院，医生甚至还下发了病危通知。邹嘉骊静静地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无力说话，朋友们都说，她太劳累了。而那一刻，邹嘉骊又想起了父亲在病榻前离世的情景。
邹嘉骊用父亲留下的“不要怕”与自己的“害怕”较量了一辈子，在无数次的跌跌撞撞中，那个曾经黑黑瘦瘦的小女孩，成为了与文字为伴的“编书匠”。
年逾80的邹嘉骊在上海的家中
这几年，她编完了《别样的家书——宋庆龄、沈粹缜往来书信》后，又出版了《我的文字生涯——循着父亲韬奋的足迹》，在编撰过程中，邹嘉骊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不要怕”成为了她受用终身的精神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