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春天，博纳科夫带着他的新小说准备在美国出版，他自知这部小说的内容与“道德”无关，一旦出版定会遭到社会环境的非议，于是连真名都没敢署，直到他认识到，这件事情一旦“败露”，会更加授人以柄，才以自己的真名四处寻求出版。
博纳科夫
这部“非道德”的小说在美国辗转两年，遭遇多个出版商的拒稿，于是他抱着一丝希望去欧洲碰碰运气，最终，《洛丽塔》终于以“色情小说丛书”的身份登上了文坛。
从最开始的饱受诟病，到被《伦敦时报》评为英国二战以来影响世界的100部丛书，《洛丽塔》一直在世人中引发争议。
《洛丽塔》是以“元小说”的形式，讲述了亨伯特13岁时的初恋遭遇伤寒死亡后，他便将自己幻想中的情欲对象停留在10—14岁之间的女孩。37岁时，他邂逅了12岁的女孩洛丽塔，为了留在洛丽塔的身边，不惜与她的母亲夏洛特结婚，就在事情败露的时候，夏洛特却遭遇车祸身亡。之后他开始了与洛丽塔的流亡，并达到自己占有洛丽塔的目的，但很快洛丽塔对他感到厌倦，继而离开了他。
博纳科夫写这部作品并非为了猎奇或者“博人眼球”，他只想追寻艺术的灵感，讲述一个“非道德的故事”，它是将道德排除在外，不以常人世界建构的道德逻辑为准则，完全出于“艺术”的角度去思考。
多年来，大众对于这部作品的争论，无非它是一场“梦碎的爱情”还是一场“道德的审判”，让人费解的地方在于，是洛丽塔勾引了亨伯特，又抛弃了亨伯特。关于情爱的技巧，在这个12岁女孩身上体现的游刃有余，人们一边对亨伯特的行为感到愤怒，一方面又在内心惊呼：在洛丽塔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社会环境的物质化，导致了洛丽塔人格塑造的迷失
如果想要了解洛丽塔悲剧的原因，就必须了解“幽灵人物”奎尔蒂的影响，他对洛丽塔的而言无疑是“毁灭性”的，是将洛丽塔推入深渊的终极杀手。
他夺走了洛丽塔的童贞，又在故事最后，以导演的身份诱拐了洛丽塔，为她编织了一个“女明星”的梦网，却是要求洛丽塔当着众多人面拍摄他导演的色情影片。
如果说，在洛丽塔眼里，亨伯特不过只是用物质交换身体的对象，那么奎尔蒂则是魅力四射的崇拜对象。这样一个卑劣恶俗的人，在洛丽塔眼里，具有某种“美丽的日本或东方哲学”的气质，是洛丽塔自始至终的“挚爱”。
这种畸形的价值观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无关联，洛丽塔出生于1935年的美国，民众正处于“大萧条时期”朝不保夕的困境当中，与满目疮痍的社会经济相比，电影业却如日中天的蓬勃发展起来。
1929年，覆盖全国各个城镇的影院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超过230家，是旅馆数的两倍，是百货公司数的三倍，甚至多于银行，为30~40年代电影消费的繁荣奠定了最基本的保障。
除此之外，“童星”也成了一种流行趋势，在洛丽塔出生的1935年，年仅7岁的秀兰·邓波儿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奥斯卡奖的孩子，成为了当时片酬最高的影星。众多家庭和孩子在“童星”上看到希望，那意味着社会地位、功成名就，名利双收。
秀兰·邓波儿
无独有偶，秀兰·邓波儿在自己的自传中写道：好莱坞的头号问题是恋童癖，一直都这样，我14岁时就被他们包围了，直到长大才知道，我周围那些人就像是秃鹫。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电影业利欲熏心，而且很多导演都道德败坏，动机不纯。奎尔蒂的“导演”角色，代表着成功和财富，他颇有心计，又擅长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洛丽塔的“粗俗愚蠢”正中下怀，被他玩弄于鼓掌之中。
12岁的洛丽塔，是那个涂着“红色指甲油”，带着“时尚墨镜”的女孩，爱好是“穿时髦的衣服、最洋气的皮鞋”，她身上“混合了温柔的爱幻想的稚气和一种怪诞的粗俗，外表漂亮，却又满口粗话。”无论旅行途中的风景有多么优美，她的眼睛始终追随者公路旁那一块块赤裸裸的明星海报。
《洛丽塔》电影片段
海报上的哪些明星对于少女而言，极具危险的诱惑力，是少女们“反叛、独立”的精神偶像，让少女们深陷享乐主义和放逐眼前快感的生活方式里。
电影市场对“童星”的挖掘和包装，无疑是对未成年人提供了某种“捷径”，给她们编造了一种虚无的幻境，少女们试图在这条路上逃避自身的责任，却不知自己已沦为消费主义吞噬的对象。
家庭环境的物质化，导致了洛丽塔童年性格的消极
在博纳科夫笔下，洛丽塔几乎就是其母亲夏洛特的雏形，她们深受电视、广告等媒体对消费文化的洗脑，将消费作为反应个人阶级、文化、成就的渠道，在消费中享受快乐，也迷失自我。
与洛丽塔相比，夏洛特的娇柔做作像是成年人的游戏，是通过物质来建立一种自我认知的方式，是由商品社会塑造出来的一种特有人格。
在夏洛特的家中，四处充斥着《家庭指南画册》上消费潮流引导的审美：有着大片玻璃和愈多富丽堂皇的嵌板的房间，是阳刚性房间的实例，而阴性房间的特点，是细巧的窗户和单薄的木架部分。在订制的双人床上，必须备注上“包容321只弹簧的锦缎床垫”。
《洛丽塔》电影剧照
夏洛特看起来对科学充满了尊崇的态度，可却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它来逃避自己的责任。在《你的子女个性》一览中， 她对女儿洛丽塔有了这样的评价：寻衅生事、吵吵闹闹、爱找茬子、多管闲事、无精打采、冥顽不宁、不听劝说等，在这些词语里没有一个是对洛丽塔的正面评价。
这种标签式的评价方式对于一个12岁的少女而言，是有失公允的，也是十分偏颇的，由此可见她在洛丽塔的教养上缺乏耐心，以及自我审慎的态度。
夏洛特为了单独与亨伯特在一起建立感情，不惜将洛丽塔送到夏令营，以此来创造和亨伯特在一起的机会。甚至在这之前，就已经打算到“附近十分高雅的城市做办事员”成为一名“职业女性”，将洛丽塔这个“不招人爱的丑陋的女儿”交给厨师的女儿来管教。
夏洛特对自身情感的欲望超过了对女儿的关怀，这对“很小就失去父亲的洛丽塔”，也在空虚的母爱中流离失所。
“物质”作为母亲的另外一种身份，成为了洛丽塔寻求自我身份的一种符号，在价值观上与母亲保持一致，是让她靠近母亲、理解母亲的一种方式，能让她从中获得安全感和认同感。
教育环境的物质化，导致了洛丽塔自我认知的匮乏
根据洛丽塔的所处的教育环境，可以看出那也是“物质社会”另一种形式的灌输和延伸。 20世纪20年代，美国正在大力提倡约翰.杜威的实用教育理论，这被一些另有企图的教育机构所利用，将“实用理论”沦为一种“虚有图表”的实用主义。
洛丽塔所接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中产阶级背景下的实用主义教育，一群未成年的孩子，脱离父母的监管，参与到户外营地活动当中。由于教育机构的失职，让这群人格还未健全的孩子受到自由的诱惑，互相扮演起了成年人的角色，尝试一些禁忌的游戏。
美国20年代的户外露营
洛丽塔之后所读的比尔兹利学校的女校长，更是将“实用主义”转化成以男权社会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将女性塑造为“男性附庸者”。不是在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而是“孩子适应群体生活的能力”，“不教姑娘们好好拼单词，只教她们好好散发香味”，关心“一个星球的位置固然重要，但是，冰箱摆在厨房里最实用的地点对于未来的家庭主妇也许更为重要。”
少女在这样的教育中不免形成认知上的迷失，以及性格上的自我矮化，当她认为女性可以用外表取悦男性，用身体交换某种价值时，往往正是她人生悲剧的开始。
结语：
很少有人知道，博纳科夫当初创作《洛丽塔》的很大一部分动机，是为了用“反道德”来挑战和讽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他多次强调，自己从未试图在作品中去“说教”和“反应现实”，文学应该是“纯洁的”，是作家内心“不能用理论去窥视和刺探的隐私部位”
，弗洛伊德对文学的分析手法，无疑是对作家“艺术行为”的一种玷污。事情总是往相反的方向发展，《洛丽塔》让弗洛伊德理论的研究者更为着迷，而且博纳科夫不由自主的的在作品中将社会现状的真实感展现的淋漓尽致。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和个人道德感的不断增强，“洛丽塔”变成一个不被社会理解的“符号”，但这并不太表“洛丽塔”已经不复存在，对于很多少女而言，物质依旧犹如潘多拉的盒子，让少女沉迷，也具备摧毁少女的力量。
也许只有家庭的关爱、教育的引导和社会的重视，才具备拯救“洛丽塔们”的力量，让她们找到人生的价值和努力的方向，以此避免少女悲剧的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