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冠》——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民電影


作者 墨鏡聞

從突然將《中國女排》改名為《奪冠》,到陳忠和發文批評該電影醜化自己,再到疫情的突如其來導致中國電影行業停滯半年之久。《奪冠》這部電影從年初到現在所經歷的一切,不比電影中“中國女排”所經歷的挫折少。在經歷了半年的鉅變之後,我們似乎更需要一部能激勵這個社會的電影,而《奪冠》能否完美的演繹和展示出我們所需要的國民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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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精神與國民電影

《奪冠》從一開始就被打上“國民電影”到標籤,它通過講述中國女排從改革開發到2018里約奧運會奪冠的故事,藉助“女排精神”來試圖描繪和勾勒這30年來中國社會面貌的變化和國民精神的演變。電影通過三場重要的比賽:1981排球世界盃決賽,2008奧運中美對決,2016里約淘汰賽中巴對決,不僅來表現女排精神的變遷也在暗示背後的時代精神。1981年的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我們無比迫切的想要被國際社會接納,在集體主義高漲的社會情緒還沒有冷卻之前,任何國際性的獎項都能深深的激勵中國人。1981女排奪冠之後,“女排精神”背後那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集體主義促使著中國迅速的改變。而2008那場比賽的失敗彷彿是在告訴中國人,我們需要一套新的能夠與時代同步匹配的國民精神。08年的中國,極速的發展,一切都在日新月異的變化,但支撐這個國家的國民精神似乎還是老舊的。所以郎平回來了,她用她更廣的視野和更加專業的態度給中國女排注入了新的血液。“因為我們那時還不夠強大,所以我們才急需一個冠軍來證明自己。而我們現在不需要了。”這是劇中的郎平在去里約奧運會之前的一句話,在“女排精神”不再承擔激勵社會集體的作用時,“女排精神”又將被怎麼定義,《奪冠》給我們一個新視角—“個體實現”。而恰恰是“個體實現”又促成了一個集體榮譽的誕生。“女排精神”在歷史的發展中形成一個閉環。

《奪冠》——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民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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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主義下的個體存在

與其他主旋律電影不一樣,《奪冠》沒有製造集體主義和個體利益的矛盾去“綁架”個體,讓其必須在“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中間去抉擇。片中的兩大主角郎平和“陪打教練”(陳忠和)的雖然被賦予巨大的集體責任,但他們同時也懷著某種自我價值的實現。青年郎平不服教練對她的漠視與偏見,青年陳忠和也不甘於一直當“陪打教練”。老女排的身上或許有著時代賦予的責任,但是這也無法掩蓋她們自身的色彩。片中,當老一代女排隊員來到北京集訓的時候,影片用一段蒙太奇將她們的年輕活力完美的呈現出來。(做頭髮,划船,買衣服),集體主義賦予個體存在的意義。而到了2008年奧運那一段,個體主義看似和和集體主義出現了矛盾,郎平以職業教練身份帶領美國隊和中國隊比賽,並最終取得獲勝。但電影和現實卻並沒有對“郎平”做出某種基於集體主義出發的批評。不同於狹義民族主義,“集體主義”其實是一種理智的情感,它尊重個體的存在,而並非去挾持個體。當電影進行到後半段,郎平重返國家隊。她改革國家隊伍,更加尊重隊員個體。注重其個體發展。她不願把隊員培養只懂得打排球的奪冠機器人,她更希望培養出一個個不同的的優秀運動員。在關鍵的中國對陣巴西的比賽前,郎平告訴隊員們,讓她們為自己而戰,去除賦予在她們身上的集體主義的壓力。《奪冠》巧妙的解構“集體主義”,將“主旋律”色彩置於個體之下。而《奪冠》也有意無意的暴露了另一個問題,舉國體制下,體育失去了原本的魅力,僅僅成為了一項去證明自己,證明集體的工具,在郎平問出“你們為什麼打排球?”多數人問答不上來,“為自己而戰”這個影片最後拋給觀眾的答案,似乎也過於空洞和缺乏說服了。“熱愛排球”本身被所有的理性和現實因素給掩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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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女排,失意的電影

電影的失意,是相對現實中的女排精神。儘管有著對三十年來時代面貌和國民精神的呈現和思考,《奪冠》作為一部電影,卻是失意的。雜亂的結構,《中國女排》,《郎平傳》,《奪冠》似乎都可以概括這部電影,但都不完全。所有的人物都是功能性的,模版性的,甚至包括郎平。人物缺少成長和轉變,彷彿他們一開始就在既定的位置上。"女排精神"一開始就已經被塑造完成,導致整部電影從一開場就在一個十分亢奮的的狀態。白浪的表演就非常能證明這一點,作為郎平的親生女兒,她無疑是最像年輕時候的郎平。但相像並不等同於好的演繹。對於三場的重要比賽的描繪,同樣也是僅僅處於"完美復刻"的地步。屬於電影作為一種再加工藝術的屬性在《奪冠》中被淡化。導致它就像一場平鋪直敘的案件回溯,唯一精彩和引起共鳴的是故事本身。"女排精神"無疑是成功的,但電影就很難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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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受限的電影創作

《奪冠》的不盡如人意不僅是在電影內,更多的是在電影之外。我看到的是當下電影創作的種種受限,技術的,市場的,審查的,輿論的,還有各種權力的介入。原本傳聞的"120幀"比賽場景也因為相關的技術還不成熟泡湯。從原本前期的大規模的以原名《中國女排》的宣傳活動,突然被叫停,然後就是體育局一則"禁止以'中國女排'名稱用於商業宣傳的禁令",再到突然的倉促的改名,陳忠和狀告該電影醜化自己,要求廣電禁止其上映,或者刪除其關於自己的段落。這系列種種的事情都於電影本身無關,但傷害最深的卻是電影本身。所以我們看到了一部很妥協,很受限的電影,原本屬於"陳忠和"的鏡頭被縮減,名字徹底消失匿跡,取而代之是"陪打教練","前國家隊教練"這種代名詞。所以我們看到了,80年代老一輩的女排隊員名字隻字不提,取而代之是冰冷號碼。所以我們看到了影片最後一句奇怪的"本故事純屬虛構"聲明。所以我們看到了一個極其倉促的臨時名字"奪冠"。同樣的,所以我們也看不到任何真實有力批評,看不到應有的思考和反省。我們不知道各級的機關部門到底能左右電影創作到何種地步,但我們知道它本不應該發生。

結語

《奪冠》在電影內呈現了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社會面貌和國民精神的演變。而在電影之外,《奪冠》則在某種程度上反應了當下的社會狀態。尤其是在後疫情時代,我們需要何種的國民精神去應對這個快速變化的世界。或許當下的我們就像是08奧運之後的中國女排,不知所措。但我們應當相信屬於我們的“里約奧運會冠軍”也終將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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