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於《三聯生活週刊》2020年第39期，原文標題《寶墩古城遺址：通往三星堆文化的重要探源》，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成都雙流機場30公里外的新津寶墩村，是距今約4500年的寶墩古城遺址所在地。1995年9月，寶墩古城遺址的發現，將成都的歷史往前推進了約800年，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緊接著，在溫江魚鳧村、郫縣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和紫竹古城、大邑鹽店、高山等地先後發現7座與寶墩古城具有相同文化特徵的史前古城遺址，其中又以寶墩古城發掘最早、遺址面積最大、最具有典型性，學術界因此將這一文化命名為“寶墩文化”。寶墩文化集中分佈在成都平原，與川東、川北、川西北同時期的文化有一定聯繫，在四川盆地中心地帶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區，將成都平原納入到中華文明“多元一體”起源的格局之中，同時也為三星堆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記者/陳璐
攝影/蔡小川
寶墩村的村民們從1995年寶墩古城遺址發掘開始，就參與著考古發掘的多項工作
尋址寶墩村
聽聞寶墩古城遺址仍在持續發掘後，我們在濛濛細雨中驅車抵達寶墩村。眼前村民們隨意搭建的幾層磚瓦小樓，掩映在泥濘道路旁半人高的雜草中，向我表明這是個貨真價實的村莊，和我設想中如同良渚、盤龍城等遺址觀光景點的樣子相去甚遠。出租車司機好奇詢問我是不是這裡人，是回老家嗎？似乎不敢相信來這兒還能有什麼其他目的。但正是這座遠離成都平原中心、甚少為人所知的古城，在延續800年的光陰裡孕育了古蜀文化的源頭，為我們探索長江上游古代文明提供了線索。
根據地圖顯示，古城遺址就在附近，試著往來路倒退了約百米，寫著“寶墩古城遺址”的磚紅石碑出現在右手邊，一條石徑小路從它背後穿過，通往不遠處的稻田。前來迎接我們的唐淼是寶墩遺址發掘現場的負責人，他告訴我們此時所處的位置正是古城內城牆的遺址上。寶墩古城有著內外兩層城牆，外城城址面積約276萬平方米，內城城址面積約60萬平方米，是目前長江中上游發現的最大的龍山時期（距今約4350～3950年）城址。
寶墩村存在一處古城的事實早為世人所知，相傳這裡是三國時期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孟獲城”，因為地處新津龍馬鄉，當地人又稱其“龍馬古城”。在20世紀50年代，四川省文物部門便對此地進行過地面調查，但主要是針對城牆之上和遺址之內的漢代墓葬；80年代以後，成都市博物館考古隊（後來的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先後對此地多次調查，但均未採集到早於漢代的物品，於是推測這處古城為秦和戰國時期城址的可能性較大。直到1995年秋天，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四川聯合大學考古教研室與新津縣文物管理所組成的聯合調查隊首次對該遺址進行鑽探、試掘，才證實地面上的土垣確實為人工夯築的城牆，大量出土的陶器和石器與三星堆遺址一期和綿陽邊堆山遺址的器物比較接近。一座距今約4500年的史前古城就此顯現在人們面前。
成都平原上，寶墩文化八座古城遺址的分佈示意圖
實際上，在1934年，時任華西大學博物館館長的葛維漢在發掘三星堆遺址時，已經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一些文化遺物，這是成都平原最早發現的新石器文化遺存，但是當時該時期的出土文物數量較少，對這批遺存認識並不清楚，學術界沒有將其與三星堆文化明確區分開來，在其後幾十年內被統一歸類為三星堆一期。直到寶墩遺址被發現後，大量新石器時代的文物出土，它的文化特徵才逐漸清晰。
雖然我內心早已做好準備，太過遙遠的新石器時代不會留下太多痕跡，但目之所及，似乎全部要依憑想象構建出的古城還是令我迷茫起來。唐淼大概已經習慣了來訪者的這種反應，轉身沿著旁邊的小道向深處走去。當我以為這是要回發掘現場時，他卻踏步登上路邊的土丘。“感受一下，這就是城牆。”唐淼跺了跺腳示意說，“這裡沒有修整過，所以留下來是什麼樣子就是什麼樣子。”
如果不是有人告知，這座田埂邊的小土丘不會引起我任何注意，上面已經長出茂盛的樹木，雜草叢中連個落腳地都難以尋覓。“現在這上面大概還有10米多寬，早期（城牆）是比較寬的，上面20多米，下面30多米，橫切面呈梯形。”唐淼解釋道，寶墩古城的兩道城牆都是夯土城牆，這是流行於長江流域的一種斜坡堆築城牆的方式。“修建夯土城牆的一項重要功能便是抵禦洪水，此外，城牆建得這麼寬可能也是作為水患來臨時的避難所，因為成都所處的沖積平原幾乎沒有高地，上面可能還修建了一些抵禦外敵、野獸的設施，這種推測源於長江下游良渚遺址的城牆上也發現有柱洞的痕跡。”
寶墩古城遺址發掘現場負責人唐淼
因為這種城牆土含砂少、黏性好，當地人覺得好燒磚，發掘之前將外城牆取得差不多了，就連我們路過的內城牆也有不少直接整個截斷的部分。所幸考古隊發現了外牆的壕溝，外城牆的位置基本上是通過壕溝確定的。“我們目前推測有兩道城牆是因為人口的擴張，最早的古城在內城牆裡面，但隨著城市發展內城面積不夠用，開始擴張到外城，然而外城牆沒多久就被洪水沖毀了。”唐淼補充道。
寶墩古城遺址的發現改寫了成都平原的歷史。“它證明4000多年前成都平原的人群不僅有定居的村落、發達的農業和文化，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開始修築規模宏大的夯土城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江章華是當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的主要負責人之一，他告訴本刊，上世紀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中國考古界掀起了尋找史前城址的熱潮，在內蒙古長城地帶、黃河中下游以及長江中下游都發現了很多龍山時期的城址。學術界一般認為城是聚落髮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城的出現說明中國在史前時期社會可能發生了巨大變革。通常，修建城牆這種大型工程體現了公共權力的出現，聚落出現分化，城與鄉村分野，說明這個時期已經開始出現文明。這些城因此成為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信息。“成都平原在秦漢文獻裡還被認為是蠻夷之地，學術界以前都不認為成都平原這麼早就會有城，而且有這麼多城，規模還那麼大。”江章華說。
從寶墩古城遺址出土的眾多陶器碎片，需要經過清洗、分類、修復、統計、標本選取等步驟進行處理
探索史前成都平原
為什麼史前人類會在寶墩修築城址？這得從四川盆地的地理特徵和當時的氣候環境說起。四川盆地整體地勢北高南低，東西兩側偏高，中部較低，可分為川西平原（或成都平原）、川中丘陵和川東平行嶺谷三大區域。其中成都平原是由河流沉積作用形成的沖積平原地貌。在新石器早中期，四川盆地的文化很不發達，川中和川東地區缺少衝積平原，不利於農業發展。川西平原雖以沖積平原為主，但史前仍處於洪水氾濫、沖積平原沉積的過程中，不利於人類活動。
在距今大約5000年時，地質歷史進入了全新世亞北方期，全球氣候逐漸由溫溼變冷、變乾燥，這對人類的活動造成了影響。2000年以來的考古研究，在川西高原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地區發現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和遺物採集點達80餘處，其中茂縣營盤山遺址總面積達15萬平方米，年代距今5000年上下，文化遺物豐富，整體特徵與中國西北的馬家窯文化接近，比如陶器製作主要為泥條盤築和手製，高領器的頸、肩、腹粘接，在器內留有明顯的粘接痕。馬家窯文化人群位於黃河上游地區，以種植小米（粟、黍）為主，由於黍和粟的生長需要一定的溫熱條件，可能因為氣候的變化，人們被迫向四川盆地和更南地區遷徙，發展粟黍旱作農業。
寶墩村的村民們正在對清理後的碎片進行編號、分類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群沿著嘉陵江、岷江向四川盆地遷徙，他們中的一部分進入包括重慶峽江地區在內的川東，成為所謂的哨棚嘴文化人群，長期堅持種植小米；還有一部分進入成都平原，因為成都平原多河流、沼澤，適宜種植小米的地方很少，為適應成都平原的環境，尤其是人口的增長，到了寶墩時期，這部分人被迫開始轉變生計，從長江中游人群那裡學習種植稻米。此時成都平原地區與長江中游地區之間有了交流和學習，小規模人群移動的可能性存在，但至少沒有大規模的人群遷徙。通過這種學習和交流，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因素在寶墩文化中出現；城牆的修築方式與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一致；生計模式也升級為以種水稻為主，兼種小米。此外，還有一小撥人沿著橫斷山區一直向南，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看出他們最遠抵達滇西的洱海地區，但因為勢力較弱，很快被新的一撥人給同化了。”江章華向本刊解釋。
然而，要證明寶墩文化（距今4500～3700年）來自以營盤山遺址（距今5300～4600年）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中間還缺乏幾百年中間環節的證據。這種設想得到有力論證是在“桂圓橋一期遺存”被發現後。2009年，德陽什邡市桂圓橋遺址下層發現距今約4900年左右的新石器文化遺存，其文化特徵介於營盤山新石器文化與寶墩文化之間。同時，通過分析桂圓橋一期的糧食作物，發現黍的數量佔了絕對優勢，另有少量的莧科和粟，沒有發現水稻。直到寶墩文化一、二期之交，水稻才出現，並在二期偏晚期佔據絕對優勢。此外，近年來在成都大邑縣高山古城遺址下層和寶墩遺址下層，還發現了少量早於寶墩文化、晚於桂圓橋一期的陶器，明顯屬於桂圓橋一期與寶墩文化之間的過渡性遺存。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長、研究員江章華
由此推測，在距今4900年前後，由於平原地區河谷下切和降雨減少等因素的共同影響，水患災害減輕，川西高原的人群進入平原地區。最初這批人的主要活動集中在平原北部、西部至西南靠近山地相對較高、更加適宜種植小米的邊緣地區，到了距今4500年前後的寶墩文化初期，長江中游的水稻種植技術傳入成都平原，他們開始小規模種植水稻。隨著對成都平原多水環境的不斷適應，人群逐步從成都平原沖積扇的環形前緣地區進入腹心的溫江魚鳧村、郫縣古城等區域。到了寶墩文化中晚期，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區出現了大量的聚落點，“以這個區域為中心，除了這幾座城址外，周圍還分佈了很多小型聚落，整個寶墩文化在急劇擴張。”唐淼指出。
與此同時，與自然的對抗還反映在寶墩人對城址的規劃思路上。因為成都平原河流眾多，為了增強城址的抗洪能力，這些城牆的走勢順應了河流和臺地的走向，與其方向保持一致。比如上游地區近山地帶的河流多為南北向，因此芒城村、紫竹村等上游城址和其形成的臺地也多為南北向；下游或腹心地帶的河流多為西北－東南向，所以寶墩、魚鳧村等下游或腹心城址和其形成的臺地也多為西北－東南向。這種因應水勢和臺地的城市規劃在成都平原數千年的歷史中貫穿始終，廣漢三星堆古城走向即與鴨子河的流向相同，唐代末期修築的成都羅城走勢也順應河流走向。
對環境的不斷適應促進了人口的擴展，也促使社會向更復雜化的方向演進，聚落逐漸出現分化。通過考古發現，寶墩文化聚落的基本結構是以家戶為基本單元。在寶墩文化四期以前，社會結構相對簡單，墓葬中基本無隨葬品，看不出家族內有貧富分化，整個聚落群內很可能是一種平等性質的聯盟。但到了寶墩文化四期階段，成都十街坊遺址、化成村遺址的個別墓葬中出現了骨飾品或石工具等隨葬品。1997年發掘的三星堆仁勝村墓地屬於寶墩文化四期左右的大型聚落，出土了代表特殊身份的顯赫物品——玉器。考古學者認為，以仁勝村為代表的寶墩文化四期聚落內部明顯出現分化，擁有一定權力的特殊階層開始出現。
城牆遊埂子西段探溝（資料圖，攝於2009年）
進入三星堆文化
但是，古蜀文明又是如何從寶墩文化進入三星堆文化的呢？
在寶墩古城遺址現場，我們看到大量的陶器碎片，這是唐淼領導的考古隊主要的發掘所得。這些在外行人眼裡形制類似的陶器是寶墩文化最重要的歷史記載。陶器因為壽命短、數量大、變化快，是考古學中進行文化變遷研究最主要的對象之一。雖然這些出土陶器提供了豐富的歷史信息，但以陶器為主的寶墩文化又是如何快速發展為我們所熟悉的三星堆青銅文明的呢？
在江章華看來，三星堆文化跟寶墩文化區別太大，一定是有大量外來的人群和文化進入，將寶墩文化同化，最終形成三星堆文化的。“這可以從陶器和青銅器兩方面來看。首先，三星堆文化的陶器明顯跟寶墩文化不一樣。寶墩人制作陶器是源自西部甘肅馬家窯文化人群的習慣，因為崇尚自然，他們不太重視器物的造型，但是重視器物的裝飾，所以陶器的造型很簡單，但是上面有繩紋、附加堆紋等裝飾，口緣還做成花邊。而東部人重視器物的造型，線條很複雜，不斷地轉折，但是不重視外表裝飾，幾乎都是素面。三星堆的陶器明顯大量來自東部的傳統，造型很豐富，不重視裝飾。其次，三星堆的青銅鑄造技術實際上來源於中原地區，但是明顯落後於中原地區。一直到東周時期，巴蜀地區的青銅鑄造技術水平都不是很高，沒辦法鑄造過於複雜的器物。春秋戰國巴蜀地區出土的精美青銅器也幾乎來自於楚地和中原地區。”
此外，江章華指出，三星堆文化中出土的大量用於祭祀儀式的玉器，表明此時成都平原地區已經具備了將玉用於儀式活動的觀念和文化。然而，這種觀念最早實際上出現在以良渚文化為代表的東部地區，並非繼承自寶墩人的習慣。三星堆仁勝村5號墓出土的3件玉錐形器，均為典型的良渚文化玉器，表明成都平原承自良渚文化影響的玉觀念和玉文化，在寶墩文化晚期已深入到四川盆地的腹心地區。而到了三星堆文化時期，出土的包括陶盉、銅牌飾、牙璋等器物還存在典型的二里頭文化特徵。
寶墩古城遺址的城牆上如今植被繁茂（何錕宇 攝）
“四川從來都是移民文化，凡是中原地區和長江中下游發生重大的社會動盪，比如戰爭，人群就會大規模進入。”江章華主張將這種從寶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的變遷放在大的社會背景下考量，“隨著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的衰落，寶墩文化和哨棚嘴文化也緊跟著衰落了。在這樣一個社會動盪的時刻，大量的人群移動，一些人可能將玉和青銅的鑄造技術帶入四川盆地。這是三星堆文化形成的背景，所以三星堆文化才會跟之前的寶墩文化存在很大的不同，是一個突變。”
寶墩古城最終被洪水摧毀。如今，在寶墩古城遺址上，一片片稻子隨風搖曳，訴說著史前人類逐步探索成都平原的遙遠歷史。仍在繼續的考古發掘正在試圖揭示古蜀文明是如何從簡單社會邁向複雜社會的歷程。從寶墩文化後期來看，聚落之間已經出現分化，位於三星堆的聚落可能掌控了一些特殊資源或者某些特殊物品的貿易渠道，成為強勢聚落，其他弱勢聚落自願或被迫依附於三星堆聚落，最終導致了文化中心的轉移。
江章華認為，“寶墩文化補足了長江上游史前文明的發展。從考古角度，寶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價值不在於文明的發展有多高，而在於它處在一個特殊的階段。當成都平原進入青銅時代後，它的社會還停留在以原始宗教和儀式維持的階段，這很獨特，不同於中原地區的商周文明，給我們提供了另外一個文明的範例，一種新的人類適應環境和生存的方式。所以考古的目的就是能夠從中獲得新的關於人類自身的知識，理解人類文化變遷的多種路徑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