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主持人。尊敬的亞布力論壇的各位企業家，尊敬到會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各位嘉賓和各位媒體朋友，很榮幸來到武漢，參加這次的特別峰會。我的出生地是在武漢，那麼更別有一番感概的心，看到武漢在決定性地戰勝疫情之後現在生機勃勃的局面，由衷地感到興奮。但今天我這個發言，是想以研究者這樣一個定位，來理性地探索一下當前宏觀視野之下，我們怎麼認識疫情中之後中國的目標、態勢、挑戰和機遇。但我知道時間很有限，我想從下面四個角度簡單勾畫一下自己的認識，做一個彙報。
第一，說一下我作為研究者怎麼樣來簡單認識和勾畫中國2010年以後經濟下行過程中間三重因素疊加。2010年我們成功抵禦了世界金融危機的衝擊後，年度的經濟增速報的是10.6%，明顯是一個高速增長的態勢，是兩位數增長，但是當時中央有一種非常理性的判斷，必須意識到黃金髮展期的特徵仍然存在的同時，矛盾凸現期的特徵來了，需要犧牲一些速度，完成一個軟著陸，後來明確表述為“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這個過程中間地方和企業的困難，大家還記憶猶新。在主觀因素、客觀因素合在一起，我們往下從從高速轉為中高速尋求一個軟著陸的過程中間，開始的兩年是經濟增長迅速落到了8%以下，後面跟著的三年相對緩慢地落到了7%以下。現在看，2010年這樣一個跟前面30年改革開放高速增長一脈相承強勁的這樣一個強勁增長年份，就是中國整個經濟起飛和粗放型高速發展期最後一年的迴光返照，以後不可能再出現這樣的局面了。而往下落的這個過程，我們現在如果放在全球視野來看，它符合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後的共性特徵——我們2010年人均國民收入是四千美元，坐穩了中等經濟收入體這把交椅，再往下調整跟其他經濟體大同小異，必然要告別經濟起飛粗放發展階段那個高速特徵，要完成往下的調整。但關鍵是這個速度不能一低再低，調整為所謂的中高速，仍然是大經濟體裡相對而言超常規發展的高速，而中高速最關鍵的相伴隨的是實質追求，是要有結構優化支撐出來的高質量發展、升級的發展。在不能一低再低的這樣一個追求高速轉為中速發展的階段轉換的把握上，最高決策層面領導人他身邊的主要智囊人士，以“權威人士”的名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表述的，是要完成一個“L”型的轉換，大寫的“L”這一豎下來，然後它要轉到一個它的尾巴拉出來的平臺狀態。本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長達12個季度，就已經體現出來了一箇中期化的平臺特徵，增速是在6.7-6.9%這個很窄的區間內波動，而且大家也感受到結構優化帶來的一系列的亮點和正面效應。但是很遺憾，2018年一季度以後，不期而至的貿易戰把我們原來的平臺的底線擊穿了，它的不良影響使我們的經濟增速繼續往下走，2019年報出來的是全年6.1%，而四季度已經落在了整整關口6%上面。這個貿易戰我們不必諱言，它實際上到現在的發展，已經又加進了科技戰，從美國打中興開始，現在全力打華為，打抖音，打微信；也加入了外交戰，封我們的總領館，驅逐中方的記者，或者說還有其他的一些手段可能在後面跟著，包括大家現在這兩天議論的，為什麼美國大使館LOGO要把中國字樣去掉，只留下下面的北京，大家在這方面還都在高度關注。除此之外，咱們也不必諱言，它已經開始在金融方面有動作，最典型的是對於我們特別行政區香港，並還發生種種的威脅。這是我們下行過程中疊加上的第二重不利因素。
再說到第三重因素的疊加，就是我們可看到曲線圖最右邊急轉之下，一下子有新冠疫情突發，把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在今年的一季度一下打到了負的6.8%，到1-6月份，回升到負的1.6%這個狀態上。這樣一個新冠疫情的衝擊，當然是帶來巨大的損害，我們感同身受，特別是在武漢、湖北——中國疫情發生以後的中心區域。但是這個疫情它疊加上的這個不利影響，跟前面兩個因素有區別，它畢竟是短期的影響。這個疫情在中國本土應該講得到控制的這方面，我們到現在還是非常可圈可點的。中國在武漢封城到武漢解封這並不長的時間段裡，實際上完成了把疫情在本土基本控制住這樣的抗疫任務。當然現在我們還得防範輸入型的疫情的威脅，還要進一步考慮怎麼樣防範像現在有些原因還說不太清楚的北京新發地、烏魯木齊、大連為什麼又有一些突發的局部疫情。但總體來說，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我們已經有比較豐富的經驗，怎麼樣抗擊疫情，怎麼進一步推動中國走向正常的經濟社會發展。這次抗疫和原來的抗禦SARS當然也有可比之處，現在如果從四階段來看，我們現在就處在第四階段上，是疫情得到明顯緩解之後，怎麼樣一直推進到它的完全消除。
這個層面勾畫完了以後，我想抓緊時間說一下各個視角上分析判斷裡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短期和長期合在一起，我們對於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基本認識。這次疫情我強調了它是一個短期的衝擊，衝擊後我們現在可以說，中國本土有相當大的把握，復工復產會進一步推進到經濟社會正常發展；國際上當然不確定性非常明顯，但是最簡單地說有這麼一個認識框架，兩年為期，現在面對的巨大的不確定性，其中包含著明顯的確定性：就是你把兩年看完，今年和明年走完，全球範圍內，防病應該有可以使用的疫苗（最近不斷傳出這樣一些令人感到值得肯定的進展消息）；在治病方面，兩年為期來看，有效的藥物肯定可以結合較豐富的治療經驗得到比較普遍的運用。既然如此，這個短期的衝擊不僅在中國，而且在全球範圍之內，它的控制是有確定性的前景的，關鍵是中國怎麼樣在這次衝擊之後，前面三重的下行因素疊加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以後，我們怎麼樣去把握好現代化戰略，繼續推進中國和平崛起的現代化進程。這方面它還有巨大的疫情之外的不確定性，這個我就不展開說了——這裡面最主要的影響，還是國際上的考慮，中國面對著全球範圍內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即中美關係惡化的嚴峻局面，我們必須重溫鄧小平的諄諄教誨，冷靜觀察，沉著應對，善於守拙，絕不當頭，有所作為。這裡面他還用了一句話叫“韜光養晦”，但很遺憾，翻譯成英文以後給外面造成一些誤解，但他實質的意思講的是“善於守拙”，知道我們的短處，知道我們現在綜合的實力上還難以和美國這樣的頭號強國抗衡，那麼怎麼樣“有理有利有節”地掌握好我們的戰略和策略，我們必須是注意低調行事，不爭一日之短長，不逞一時口舌之快，一定要注意外交是趨利避害的，我們自己最關鍵的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中國儘可能調動一切潛力把它發展起來。那麼，當然這就是國家治理現代化概念之下，從我們的企業、企業家的有所作為到整個社會我們怎麼樣能夠千方百計繼續爭取現代化和平崛起的推進。
從這個視角再往下講，前面幾位發言者都說到的“雙循環”的認識，其實是從原來我們都已經接受的擁抱全球化的同時，還有必要在一些特別的階段上強調與“擴大內需”的結合。擴大內需是講的國內需求的潛力釋放，它一定要得到我們本土供給的回應，它形成的就是一個供需循環，現在外面這麼巨大的不確定性和種種壓力之下，當然我們要更多側重於擴大內需的內循環，但絕不意味著回到閉關鎖國。我們和美國、和其他經濟體共享全球一個產業鏈的基本的形勢，也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閉關鎖國。美國方面想說脫鉤，實際上主要是威脅，它可能有局部脫鉤的種種動作，但絕對不可能設想美中貿易歸零，人員不往來，經濟活動和投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一刀兩斷，不可能。當年美蘇各貼一種標籤，各領一個產業鏈，所以，可以滑入冷戰局面，但現在生產力層面的基本面，決定了中美之間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局勢可能惡化，但是你要說全脫鉤卻不可能。這是一個基本判斷。至於說高端的核心技術、前沿技術、卡脖子的技術，早就一直是脫鉤狀態，從來就沒有掛上鉤過。芯片這樣的核心技術只有用“舉國體制2.0版”，在國內利用過去兩彈一星的經驗，同時要堅定地在市場經濟時代對接全球市場，尋求5-8年之間的突破，把這個事情作為一個攻堅克難的典型的國家級工程來解決。
把這些看法說完以後，我最後想強調一下，中國做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基本路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無論有什麼樣的紛繁困擾，什麼樣的不確定性，要認識這是客觀規律決定的“和平發展”時代主題之下中國做好自己事情的命脈。堅持經濟建設為中心，那麼你就得充分地尊重市場規則，以及在全球已經形成的不得不接受的國際規則，你就必須是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你就必須尊重企業的自主決策，尊重企業家的精神，承認企業家是最稀缺的資源，你就必須把從上海開始的自貿區的規則在全國一輪一輪的複製，讓它實質性地貫徹。這個規則最簡單的說，“准入前國民待遇”，這講的是對企業，後面跟著的是企業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而反過來對於政府自己，中國這種強勢的從中央到地方的政府，要切實地知道他應該面對一個正面清單，就是法無授權不可為，而且有權必有責，要有問責機制，要有跟著的事前、事中、事後全套的對於政府行為、政府理財和調控行為的績效考評和問責制。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在保護產權、競爭中性後面跟出來的中國現在已經非常好的“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們進一步發揮潛力、活力的原則體系。負面清單+正面清單，把有效市場加有為、有限政府結合在一起，推進中國和平崛起的現代化，我覺得它的空間還相當可觀，潛力還非常巨大。中國的城鎮化、工業化，加上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法治化、民主化，一定是在不斷釋放自己彌合二元經濟的過程中巨量的成長性潛力去創造今後的輝煌——這需要我們所有方方面面共同努力！
這些看法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肅、廣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專家、顧問或諮詢委員，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國家行政學院、南開大學、武漢大學、廈門大學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1995年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第二屆理事會期間任首席經濟學家），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後又撰寫出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模型與實踐路徑》、《供給側改革主線上的未來財稅》、《財政學通論》等多部專著。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