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於“產業鏈轉移”再次成為了國內投資圈談論的焦點。
事情的緣起是日本和美國率先提出，要企業從中國撤離，回到本國。日本直接上真金白銀，掏出2200億日元（約合20億美元），而美國的財政部長庫德羅（Kudlow）也表示會支付企業搬遷的成本。
有人估算，如果在華的美國企業全部遷回美國，那麼將會產生25億美元的成本。這個數字看得我眼暈，難道白宮的錢是大風吹來的？
但更令我辣眼的，是國內網民以及自媒體意見領袖大V們過度自信的叫囂。
比如這種，
又比如這種，
發達國家粉碎機? 我懷疑寫這篇文章的是當年義和團穿越來的
今天微博上有一篇文章，叫做《國家很冷靜，民間反倒很狂熱》，講的是工信部長苗圩先生對中國製造業進行的客觀的分析。苗部長認為，目前全球製造業分為4個梯隊，而中國是處在第三梯隊。
目前仍處在全球製造業梯隊中低端位置的中國，無論是對歐美國家的技術還是資本，都是仍然有需求的，只是不像30年前那麼飢渴；同樣，西方對中國的中低端製造業產品，也具有需求，但沒有到依賴和不可或缺的地步。對於目前中國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基本格局，我們心裡要有點數。
有許多人說，讓他們撤吧，撤了我們正好完善自己的產業鏈體系。
呵呵。我想說，這話可不是隨便說的。
舉個例子，中國從2009年開始舉全國與地方之力補貼希望實現彎道超車的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到目前十年過去了，比亞迪在國內品牌中牛逼轟轟；可是特斯拉一來，還是被特斯拉吊打。
高鐵是另一個例子。高鐵我們二十年來，產品賣到了全球，但核心技術還是沒有超過歐洲那幾個傳統大國的企業，德國的Siemens、ADTranz，法國阿爾斯通、西班牙Talgo等等。
我相信，未來再過30年，中國一定會有超過Tesla的新能源汽車，也可能會有吊打阿爾斯通的高鐵技術。但短期很難。這就說明高端製造業不是那麼輕易動動嘴皮子就補上的，需要長期下苦功夫。
扯遠了，還是回來談談“產業鏈撤離中國”這件事。
1
截至目前，發生了什麼？
產業鏈撤離，這個詞是站在中國的角度；如果站在外資的角度，應該叫做“產業鏈迴流”。英語裡有個詞，叫做Reshoring，專指產業鏈迴流這個概念。
對美國而言，產業鏈迴流其實不是2020年出現的新事物。早在上一任總統奧巴馬時期，這個事就已經醞釀了。當時有一個國際貿易新組織，叫做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當時，國內曾經緊張過一段時間，認為美國要“不帶中國玩了”。
後來很多國家反對，這個事就弱化了。川普上臺之後，將老款的NAFTA進行了修改，重新簽署，而TPP則無疾而終。
但川普上臺之後對中國的政策開始轉嚴，這是有目共睹的。從2017年各種鋼鋁產品徵稅，301，再到2018年直接發大招，毛衣站。
直到2018年底，中美的貿易，特別是美國對中國商品的進口，還在維持增長。但是到了2019年，這個數據開始突然下滑。請看這張圖。
資料來源：Kearney
這是全球產業鏈研究機構Kearney在今年初發布的關於2019年美國企業迴流的一份報告。圖中所展示的是“美國製造業進口率”，計算方法則是用美國當年進口的製造業產品總額除以美國國內製造業的總產能。可以看到，截至2018年，美國的製造業產品中，進口的份額還在增加。到2019年，出現了銳減。
下面這幅圖更加明顯。2019年，美國國內製造業的產品總額與進口產品總額相比，較上年有了提高。
但提高的原因，不在於美國國內的製造業變強了，而是對中國的進口減少了
可見，2018年美國實施嚴厲的貿易政策，只是減弱了進口，而沒有讓本國的製造業變強。
如果我們繼續細分的話，美國從中國減少的進口份額，轉移到了其它低成本國家（LCC）、墨西哥、歐洲等經濟體。這部分缺口沒有補上。
而從中國轉移出去的出口總額（2019年，約310億美元），有一半落在了越南，三分之一在臺灣。
這些都是2019年已經發生的變遷。所以，產業鏈“迴流美國”，並不是一個2020年新出現的情況，更不是被疫情刺激出來的應激反應；這是一個長期的趨勢。
2 分析
當然，一個漫長的過程可能會被突然加速。此次Covid-19疫情，無疑是這個趨勢的一個加速器。
早在今年1月份，中國出現疫情，工廠停工、交通阻斷，特別是一些出口商無法為國際下游企業提供原料，後來疫情蔓延到農業國，人們開始擔憂糧食供應；再到近來，疫情蔓延到資源輸出國（伊朗原油、巴西秘魯澳洲鐵礦石等），原材料供應也開始受阻。
當然，要求所有企業遷回本國，屬於無恥政客煽風點火的無良行為；但這一輪全球疫情之下，跨國的生產供應鏈受阻，本質卻是直指經濟全球化的系統性風險。
此前，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歐美髮達國家到亞洲投資設廠，看重的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低廉的勞動力和土地成本。
其後一次次局部經濟危機與金融危機的衝擊，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2003年中國非典疫情，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以及2011/12年歐債危機，並沒有引起對全球經濟和人類合作模式的系統性風險因素的思考。
舉個例子，戴爾（DELL）一向以高效的全球供應鏈著稱，蘋果也差不多；但這次疫情衝擊，曾經的優勢忽然就變成了最大的劣勢。一船貨物運來，先要放14天Quarantine（防疫隔離），優勢全無。相反那些自建庫存，花高成本去運營和維護庫存的企業，在這次疫情之中，收到的衝擊就比較小了。
而此次中國在疫情基本穩定住之後，之所以能夠迅速組織產能，恢復經濟運行，也得益於目前國內產業鏈齊全的優勢。
根據美國研究機構Kearney推算（3月16日），目前中國製造業產能已經恢復80%，於4月初期即可全部復產。這與中國在4月8日解封武漢的時間表基本吻合。
資料來源：Kearney
但Kearney的推算忽略了兩個因素：第一是全球疫情迴流中國的風險；第二是海外原材料斷供（例如礦石、原油、豆粕等）的風險。這兩點因素，提醒了我們中國也很難獨立於全球供應鏈體系之外。
當然，認為企業遷回美國（遷回日本）就能解決美國產業結構不全的問題，那是天方夜譚。
產業結構變遷是以十年為單位計算的。有學者估計過，如果讓匹茲堡或者底特律的鋼鐵業重新滿負荷生產，需要30年時間，這甚至超過重建一套鋼鐵產業所耗費的時間。所以，這可行性幾乎是零！
況且就算把美國這些鋼鐵產業都重新盤活了，那也一定會造成產能過剩（目前一箇中國的鋼鐵產能已經過剩全球了），那麼產業內部形成囚徒博弈，通過物競天擇的殘酷自然法則去產能，最後還是要關門大吉。
因此，當前的全球產業鏈格局是通過無數個市場個體（企業）通過長期的自然選擇而形成的，政客為了迎合國內民粹而做出的干預，最終難以持續。疫情給全球商業的啟示在於，此前的全球化範式，存在重大缺陷，需要做出調整。而對於投資而言，也意味著許多先前的分析模式，需要做一些優化。
3
對投資意味著什麼？
近期，“做好外部環境長期變化的準備”引起了許多注意力。結合前期中概股持續遭到沽空，歐美國家針對華人戴口罩的一些不友好舉動，乃至外交層面上國與國之間的口水戰，以及索賠啥的。一時間謠言四起。
謠言止於智者。我想，所謂“外部環境長期變化”的真正意義，是基於對過去三十年全球合作模式的反思之下的一種判斷。
過去三十年的全球化歷程，基礎是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模型，要素市場全球配置，歐美國家的資本要素，與東亞國家經濟體的土地、人力成本等要素，進行結合，降低成本，實現邊際效益最大化。
但是，我常說的一句話：雖然資本無國界，但每張票子上面都印著明晃晃的國名。
畢竟只有資本可以全球流動，人、土地、文化、政治等這些因素，都不具備全球流動的可能性。那麼木桶理論告訴我們，當某個因素成為短板的時候，不論其他因素走到多高，都沒有用。
眼下，貧富分化、地緣政治、以及病毒……這些，就是阻礙全球化的一塊又一塊短板。曾經的全球化模型，只顧追求效率；而這些因素，被人類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說回到投資，其實道理也是很簡單的。
如果把疫情對全球產業鏈的衝擊納入你的投資模型的話，那麼一些企業的估值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同樣，如果一家企業必須兼顧本國就業而不得不削減全球佈局的話，那麼估值方法也要調整了。
這些都將深遠地改變世界經濟與金融生態的面貌，而面對每天的投資決策的我們，不得不考慮這些因素。你不考慮，市場也會逼著你考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