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署現場。（圖源：網絡）
編者按
理查德·內德·勒博教授是享譽全球的國際關係學者，著作等身，影響深遠。其中《戰爭與和平之間》（1981）、《政治的悲劇想象》（2003）、《國際關係的文化理論》（2008）等專著已經成為國際關係領域的經典著作。如今70多歲高齡之際，勒博教授仍然筆耕不輟，近年來以每年兩本專著的速度發表其研究成果。本文是勒博教授即將出版的反思國際關係理論的新著裡的第一章，扼要闡述了他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看法。IPP評論特別組織將其翻譯發表，分四篇連載，以饗讀者。今天刊發的是第二篇。 理查德·內德·勒博教授
第一篇：理查德·內德·勒博：對國際關係理論的再思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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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理論通常被描述為一種二十世紀的現象，按慣例追溯，其誕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當時國際關係學科的第一任教職在威爾士亞伯大學誕生。事實上，至少從修昔底德、考底利耶、尼古拉·馬基雅維利、讓·博丹、托馬斯·霍布斯、約翰·洛克、伊曼紐爾·康德、讓·雅克·盧梭和馬克斯·韋伯的時代起，人們就開始思考和書寫政治單元之間的關係。
作為一門專門研究國際關係的學科雖然遲至二十世紀創立，但國際關係學科聲稱，作為一個長期（大部分是想象的）傳統的一部分，上述思想家是事實上的國際關係理論家。從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開始，幾乎每一個國際關係範式都會為自己創造一個譜系，增補傑出的思想家為“奠基之父”，他們希望通過這樣做來為自己的計劃獲得合法性和光彩。
國際關係理論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關注政策，這也是其最初功能之一。大衛·戴維斯在威爾士亞伯大學捐贈了第一把教席，作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傷學生的紀念。他以伍德羅·威爾遜的名字命名它，因為他贊同威爾遜的願景——通過國際聯盟恢復和維護和平。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關係學者同樣致力於尋找預防戰爭的方法，不僅要設法處理戰爭的直接起因，而且要處理其根本起因。在漢斯·摩根索、約翰·赫茨、厄恩斯特·哈斯、卡爾·多伊奇、亞歷山大·喬治、奧利·霍爾斯蒂、斯坦利·霍夫曼、赫德利·布爾和英國學派等的研究和著作中，這種承諾是顯而易見的。他們對戰爭、戰爭預防、危機管理、民族主義、輿論和區域一體化進行了劃時代的研究。他們的許多研究仍能在當代引發聯想和共鳴。
在分析性、規約性和規範性方面，國際關係可能比任何其他社會科學都更介入實踐。在安全、經濟、移民和其他實質性領域，理論家渴望開啟他們對於國際衝突與合作的洞察力。大多數人希望他們的研究不僅能增進我們的知識，而且能為各政黨、各國、區域和國際組織的決策提供信息。
倫理以兩種方式進入圖景之中。一些國際關係學者致力於為外交政策制定規範，這些規範大部分自倫理理論中劃分而出。我寫了一個經驗案例，提出合乎道德的政策是更成功的政策，反之亦然。
然而，國際關係學者對政策參與持兩種態度。我認為可以公平地說，對大多數人來說，正是它使我們的領域具有相關性和吸引力。一些著名的理論家，包括昆西·賴特、莫頓·卡普蘭和肯尼思·華爾茲，仍然質疑理論與政策的結合。他們可能被認為是純粹主義者，致力於作為目標的理論本身，並在國際關係和外交政策之間樹立一面防火牆。
對華爾茲來說，國際關係是一個系統層面的現象，國際關係理論的目標是捕捉不同體系的特徵及戰爭與和平的後果。據他自己所言，他的理論沒有實用價值。
即使是那些希望自己的研究能為外交政策提供信息的學者，也普遍熱衷於將國際關係理論與外交政策分析、地區研究和新聞業區分開來。很多專業發展項目都在努力與這些活動保持距離，許多教授，尤其是美國的教授，即使沒有敵意，對這些活動也很警惕。
與此同時，許多國際關係理論家，包括卡爾、摩根索、阿隆等泰斗，都曾作為新聞工作者或者外交政策分析師，活躍於媒體和政府。著名學者如哈羅德·拉斯韋爾、昆西·賴特、約翰·赫茲和約瑟夫·奈等都曾擔任政府職務。不少當代國際關係學者是活躍的博客寫手，擁有相當多的追隨者，總部設在紐約的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數十年來一直為教師提供獎學金，讓他們在華盛頓為政府工作一年。我就是1974—1975年其中一項獎學金的獲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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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相關的爭議涉及該行業應該在多大程度上參與政治。漢斯·摩根索經常堅持國際關係學術研究的目標是“對權力說真話”。他在越戰早期就是直言不諱的反對者，在電視上與國家安全顧問麥喬治·邦迪辯論，並在反戰集會上發言。他受到了支持戰爭的保守派懲罰。他們極力遊說，拒絕讓摩根索擔任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主席，並通過了一項決議，認為美國政治科學協會是一個專業協會，不應持有任何政治立場。
保守派對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控制造成了組織的分裂，幾年後又達成了和解。幾十年以來，國際關係理論家們從不羞於談論政治問題。許多人簽署了一份反對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請願書，或者在其他地方公開反對，他們的一些英國同行也這樣做了。在本世紀，許多國家的國際關係學者試圖讓自己在一系列政治問題上的聲音被聽到。
摩根索勇敢的呼籲激勵了許多國際關係學者。正如他所擔心的那樣，少數人受到政府或國家安全機構的控制，成為國家或意識形態事業偏向性的堅定支持者。還有一些人可能會這樣做，不是因為他們已經把自己賣空，而是因為他們牢牢嵌入於他們的國家和政治文化中，並在社會化過程中接受了對世界和他們國家在其中的角色的特定看法。
西蒙·賴克和我主張，許多美國現實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真的認為，美國是一個霸權大國，理應享有特權，因為美國的領導地位對於維護全球安全和經濟往來至關重要。在一個與現實世界發展如此密切相關的領域，這種矛盾和合流是不可避免的，在這個領域，學者們有可能成為實踐者，正如許多人所做的那樣。
將政治與國際關係學分開的困難一直牽動著美國學術界的神經。戰後早期，行為主義越來越占主導地位。在實證主義傳統中，它堅持社會科學是“客觀的”、“基於事實的”和“價值中立的”。鐘擺在20世紀末擺向另一個極端，後結構主義者聲稱社會科學不過是對現有權力結構及其等級制度的意識形態粉飾。
我跟隨偉大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主張一種中間立場。我們的價值觀影響並經常決定著概念範疇，涉及我們怎樣結構化世界，定義感興趣的問題，收集我們的證據和我們怎樣評估它，以及為了研究我們提出哪些理論。
然而，為了促進研究，仍然存在著不斷被挑戰和修改的規約方案，允許我們做一些不同的、更科學的事情，而不僅僅是新聞報道或宣傳。但這是無法逃避的事實，我們所做的反映了我們在社會中的地位、生活經歷、信仰和責任。根據馬克斯·韋伯的看法，做倫理研究的第一步是儘可能地意識到和承認我們視角的狹隘。
這個領域的議程和概念與它所研究的內容之間的密切聯繫還有另一個顯著的影響：研究議程、理論，甚至範式的重要性隨著政治世界的變化而變化。
國際關係的頭一百年經歷了巨大動盪，其中包括俄國十月革命、凡爾賽協定及其影響、美國經濟大蕭條、法西斯主義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戰、美蘇冷戰、民族主義和去殖民化運動、歐共體計劃、核武器的出現和擴散、全球化和相關的經濟危機、歐洲難民危機、蘇聯解體、信息革命、中國崛起、美國自廢武功、歐洲和美國右翼民粹主義運動，以及新冠疫情。其中許多事件引起了人們的強烈興趣，同時也是國際關係範式轉變的催化劑。（未完待續）
★ 本文系IPP獨家譯著。
作者：Richard Ned Lebow（理查德·內德·勒博），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際政治理論教授、英國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研究員、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榮譽退休教授。
翻譯：高文博，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校對：張鋒，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
編輯：IPP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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