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的小说艺术复杂而多元。有的学者认为，他是一位美国流行文化影响下的作家，还有人认为他的小说具有较浓的小资意识，具有后现代文化的种种特征。村上创作的深刻性、复杂性和多元性正是说明了其价值所在，研究者应该以理性审思的态度和宽阔的眼光来审视其文学创作。既要看到其戏仿、幽默的元素，又要看到其追求真理、渴望光明和祈盼自由的内在精神。
首先，村上小说之所以成为研究者的关注焦点，成为大量读者热爱的对象，跟他的小说与当下的时代性紧密契合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也是在其深深喜爱的美国流行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笔者把这种特点概括为“大众性”。其次，村上的小说创作具有浪漫主义的精神品格，具有严肃文学的道德智慧和可敬的意识，他对存在荒诞性的审美体验，他对“真我”或“我自己”的拷问与质疑，其文学世界中的幻觉和奇想、措辞和隐喻都显示了他创造力的丰富性，这恰好反映了村上小说的存在主义的特色。第三，一些研究者常常忽视或者低估他文学视角中深刻的认知力量，这种崇高的悲情实际上远离了任何历史的语境，而具有美国文学中“黑色之力”的精神气质。尽管有时运用的文学典故和具体内容不同，“悲剧意识”在村上春树小说创作中却是一以贯之的。在总体分析村上小说创作与美国文学的视域融合方面，笔者将从如上三个角度来予以展开。
对村上春树小说创作进行研究，不能不谈到美国流行文化对其耳濡目染式的熏陶和影响。他是在战后美国驻军文化以及好莱坞电影影响下长大的，以他本国的精神资源来说，村上自己就坦言基本上没有读过日本现代文学作家的作品，少年时是对欧洲作家情有独钟，青年以后则对美国的一些作家深为推崇。1992 年，村上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那时（20 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是如此的充满活力，它的音乐、电视节目、汽车和时装，所有的东西都影响着我。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人崇拜美国，这仅仅意味着我们热爱那种文化。那时的美国文化是如此光辉灿烂，以至于有时像一个奇幻的世界，我们喜爱那种梦幻般的世界，那时只有美国才负担得起那片幻境。我那时十三、四岁，家里的独子。一个人在家时，我就听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看美国电视节目，读美国小说……他们（美国作家）在我房间的墙上为我提供了一扇小窗，透过这扇窗，我可以看到异域的风光，一个奇幻的世界。
他所生活的社会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商品，即使想要逃避商品的大潮，也注定是不可能的。村上的小说主人公们听着美国的音乐，读着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或者读着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的小说，穿着牛仔裤，吃的是汉堡包和比萨等等，这些都打上了大众文化时代的烙印。就拿村上小说的结构性组成来说，其名作《挪威的森林》讲述的是一个令少男少女痴狂的三角恋爱故事，围绕着这个故事的是音乐美酒、青春性爱、发疯与追求、浪漫与唯美的个性特征等等。虽然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调有着某种“实验性”的表征，但其实却并没有真正足以构成理解屏障的艰涩，反而具有平和耐读的特色。
沃利·格里尼认为：“不管是村上春树、村上龙（Murakami Ryu）还是其他东西方同时代的作家，大众文化构成一个框架，在此框架里，我们可以在这后现代的、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中，实现自我身份认同。”大众文化具有国际性和消费性的特征，小说的审美形态以及感受方式都反映了大众文化时代的特征，村上春树能够作为“都市文学”的代表被人们所追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对于这个现象可以做多种角度的阐释，但是其小说审美中具有大众性品格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具体来说，村上春树小说的大众性品格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大众快感”
丹尼尔·贝尔认为,在消费社会中：“它强调花费和物质拥有，这毁坏了强调节约、简朴、自制和自我克制冲动的传统价值体系”。他总结了使大众消费成为可能的三项社会变革：“产品在流水线上大量生产；市场的发展让确定不同的购买群体和刺激消费欲望的手段合理化；分期付款购物的普及……总而言之，大众消费意味着在生活方式这一重要领域，人们接受了社会变革和个人改变，这给了那些将在文化和生产中进行创新并领导潮流的人以合法地位。”
在大众文化兴盛的时代语境下，物质极为繁盛，但是生活中的人们往往空虚、无聊、乏味、外在的富有无法掩盖心灵的贫困。这在村上的笔下也有文本的体现，“我们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浪费是最大的美德。政治家称之为扩大内需，我被称之为挥霍浪费，无非想法不同。不过同也罢、不同也罢，反正我们所处的社会就是如此。”村上小说能够获得人们精神上的共振以及情感上的共鸣，和这种时代的抑郁和心灵的贫乏有着直接的关系。某种意义上来讲，村上的小说给人们带来了约翰·费斯克所言的大众快感：
大众文本必须提供大众意义与大众快感。大众意义从文本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相关性中建构出来，大众快感则来自人们创造意义的生产过程，来自生产这些意义的力量。如果只接受现成的意义，无论这些意义多么关键，也没有什么快感可言。快感来自于利用资源创造意义的力量和过程，也来自于一种感觉：这些意义是我们的，对抗着他们的。大众快感必定是被压迫者的快感，这种快感必定包含着对抗、逃避、中伤、冒犯性、粗俗、抵抗等因素。
村上的小说就像是一个奇异的迷宫，让我们的思想和感情跟着主人公去冒险、旅游、去体验人生、感受世界，满足了青少年群体的阅读趣味和文化消费欲望，获得了他们高度的赞扬和推崇。这些青年生活环境优越，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崇尚享乐，玩世不恭，我行我素，对政治也漠不关心，一副满不在乎的生活姿态。另外，他们接受新鲜事物具有感受性强而且思想空前活跃等特点，对具有原创性和想象力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和追逐，对文学不再探求其深刻的意义，只愿意在被动的领悟中感受其中的精彩之处，特别是崇尚自己的感觉和心境，以此来追求独特氛围的文学文本。而村上小说的趣味性和天马行空一般的想象力正好契合了这种精神诉求，带给了他们审美体验以及阅读上的快感。
村上的作品切近大众生活，满足了大众社会中人们的期待视野和价值诉求，反映了中产阶级的喜怒哀乐，受到了人们的欢迎，使读者感受到了“泛音”的魅力。在与柴田元幸的对谈中，村上谈到了小说的意义：“说得极端点，对于小说而言，所谓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毋宁说重要的在于意义与意义如何相互呼应。它就近似于音乐中的‘泛音’，……美妙的故事能够渗透人的心灵，并牢牢地存留在那里……”自 1979 年发表的《且听风吟》以来，村上创造了出版界的神话，村上的作品表达了生活在现代化和大众文化夹击中的人们无奈而莫名抑郁的共性感觉和公共情感。
作品中表达的非理性的观念以及寻求被恢复的人性价值倾向，和大众社会中存在的反秩序、反权威、反体制的精神动向不谋而合。村上很好地描摹出身处都市被巨大的建筑群所淹没的个体那种无机化的感觉，人的被物化、被符号化的特色，可以说是发达国家中无法掩盖的事实，体现着对个体独特性的否定以及不信任，村上春树在作品中经常用各种数字给主人公命名，更是具有反叛和颠覆的文本特色。
“过度性”和“浅白性”
费斯克谈到大众文化中文本的“过度性”和“浅白性”特色，实际上在村上的小说中也大致存在：
这两种特征提供了创造大众文化的丰富和肥沃的资源。过度性指的是意义挣脱控制，挣脱意识形态规范的控制或是任何特定文本的要求。过度是语义的泛滥，过度的符号所表演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然后却超出并且摆脱它，留下过度的意义来逃脱意识形态的操控，这些意义也可以被自由地用来抵抗或逃避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言情小说里女主角过度地牺牲，她因男主角而遭受的被夸大的痛苦，大大超出了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正常的牺牲和受苦程度。那些被过度超出的规范因此失去了其隐形性，失去了它们作为自然而然的常识的状态，从而被带入开放的议程中。过度包含戏仿的因素，戏仿使我们能够嘲笑常规，逃脱意识形态的侵袭，从而使传统规范自相矛盾。
村上的小说被誉为“新都市小说”，但是他对都市文化无疑持批判态度，他认为消费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崩溃消失。他的小说的“过度性”特征表现为以抽象的笔触勾勒出淹没于消费社会中的扭曲的人性、堕落的灵魂，荒谬的艺术实体旨在召唤人们脱离这个迷离的世界。像《且听风吟》就具有反讽的特色。小说以松散的结构讲了个陌生化的故事。“我”21 岁那年暑假返乡，与朋友“鼠”一起喝酒，听爵士音乐，有一天朋友没来，“我”邂逅一位喝醉的少女。为了防止她出意外，“我”伴随了她一夜，第二天她醒来发现自己赤裸着身体，随即对我产生误会。后来误会消解，两人之间开始交往，并深得女孩子的信任，向他倾诉内心的痛苦与惆怅。在故事的叙述中穿插“我”的回忆。后来假期结束“我”回城，故事也就结束。
在这样一个消费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既渴望沟通交流又害怕心灵的过度亲密，女孩经常用酒精麻痹自己，使自己暴露在危险之中，可是醒来后却对帮助自己的人充满怀疑和提防，故事反映出在这个社会中人们颓废和消沉的思想。在《且听风吟》中，“我”还回忆了以前同三个女孩睡过觉，第一个是高中同学，并且“深深互相爱着对方”。可是讽刺的是毕业后就分道扬镳，并且“理由已经忘记了——是那种可以忘记的理由”。第二个是地铁站邂逅的嬉皮士女孩，和“我”同居一周后突然离去，只留下了纸条，上面写着“讨厌的家伙”。第三个女友吊死在杂树林里，原因不详。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人的命运如浮萍般无法掌控。在《寻羊冒险记》中，作者也表达出对消费的理解，“世上就是存在如此类型的钱款——拿在手上来气，花的时候晦气，花光时自己生自己的气，于是又想花钱，但是那时已无钱可花。无可救药。”
另外，在村上的小说中，包括唱片、作家、导演、音乐家、电影以及大量的商品名称，以“浅白性”的方式提供了大众生活的风情画卷。村上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易读性，村上说：“……我真的想尽可能降低小说的门槛去写作，但并不因此而在品质上打折扣。这是我从一开始就想做的事情。”有评论者指出，“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提及和引用的典故很多，但是他是把那些作为一个不同的文化遗产来处理的，即大众文化，同时他消解了高雅和庸俗之间的差别”。在他的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高雅”文化的影子。以《1973 年的弹子球》为例，作者在文中四次提及到了康德及其作品：
言之有理。我脱去衣服，拿起《纯粹理性批判》和一盒烟钻进被窝。毛巾被有一点太阳味儿。康德依然那么出类拔萃，香烟却有一股用煤气炉点燃报纸卷的味道。
我放弃思考，拿起枕边的康德著作时，书里掉出一个纸条，双胞胎的，写道去高尔夫球场玩耍。
“哲学的义务”，我搬出康德，“在于消除因误解产生的幻想……配电盘哟，在水库底安息吧!”
我怀抱一堆乱了顺序的卡片，一筹莫展。我恨不得立即返回宿舍，一头钻进浴室，而后喝啤酒，拿着香烟和康德缩进温暖的被窝。
在这里，康德并不是作为“高雅”文化的代名词，也不是严肃的学术意义上的引用，而是和日常生活琐事并置在一起，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商品出现。
村上小说里具有无法消隐的美国文化因子。他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异国风情”，不是田园牧歌式的中世纪异域风情的描述，而是美国文化的浓缩。苏特•贝卡认为，“外国（主要是美国）大众文化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责任的武器，这种文化并不具威胁性，容易消化，同时又足够陌生疏离化，可以使读者能够和自己原来的文化保持距离感。……村上春树既没有在作品中以现实主义的方式展现西方的影响，也没有把它描绘成为危险或者腐败的，相反，他里尼也总结出美国文化对村上创作的意义：“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美国文化或者是被不加评论的接受，或者至多是展现了一个不包含地理政治复杂因素的奇幻世界。”
村上的作品中飘扬着爵士音乐和西洋老歌，其笔下的人物们听美国的爵士音乐，读美国的文学作品，像菲茨杰拉德、库特·冯尼哥特、雷蒙德·卡弗是他们尤为喜爱的作家，而《了不起的盖茨比》则是他们百读不厌手不释卷的小说。村上春树小说具有浓郁的庶民性，这一点和美国现代小说中具有大致的共性，而这也是大众文化所决定的。
在《挪威的森林》中他借主人公绿子的话来予以表达：“是的，我脑袋是不好使，普通小民嘛！可支撑这世界的不就是小民吗？被剥削的不也是小民吗？口口声声兜售一大堆小民们不知所云的话，那算什么革命，算什么社会变革！”提到村上春树与美国文学的关系时，黑古一夫认为重要的是应关注村上春树对美国的态度，因为他没有上一代人对美国的“从属”意识或者“仰慕之情”，反而视美国为日本的一个发达工业国家的伙伴国，对于两国的共通之处抱有共鸣。在这位前辈学者看来，能够异常轻松翻译美国现代文学的从容心态，这才是村上春树与美国文学之间关系的最为典型的写照。
总而言之，村上小说的大众性特征，是建立在战后日本社会变化基础上的日本经济崛起，在文化上的反映。由于日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日本的大众文化借助着国际化潮流，又吸纳了美国文化的因子。村上春树的创作则是其中一个非常特殊和重要的个案，是我们了解日本大众文化和美国大众文化关系的窗口所在。村上的小说以其流行性、商业性、消费性、庶民性和传播性特征，打上了大众性的精神品格，这是一个重要的审美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