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董子琪
編輯 | 黃月
2020年是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籠罩全球的當下，諾貝爾文學獎將會走向何方？前兩年的瑞典文學院風波不斷，2018年由於曝出一系列性侵與內訌醜聞，瑞典文學院將該獎項暫停一年。2019年恢復並同時頒發了兩年的獎項——201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2018年的獎項則授予了波蘭作家奧爾加·託卡爾丘克。
在以往的諾獎相關文章中，我們已經對賠率榜進行過許多分析，得出瞭如今賠率榜對預測文學獎已經不具有實際意義的結論（關於諾獎賠率榜為什麼失效，可以參考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555979.html）。今年賠率榜的無效更為明顯，不僅名單與往年區別不大，甚至連已經離世的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仍在榜上。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可以根據哪些因素來展望和預測202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
01 疫情回聲
2020年對全世界而言都是極為特殊的一年，新冠疫情會對今年的文學獎產生什麼樣的影響？此處所指並非影響文學獎的具體操作和頒發流程，而是如何影響評審對文學作品的評度。
文學書寫瘟疫的傳統由來已久。古有荷馬的古希臘史詩《伊利亞特》和薄伽丘的《十日談》，前者書寫瘟疫席捲古希臘人的營地，後者講述黑死病爆發時期的別墅隔離故事；18世紀有笛福的《瘟疫年紀事》以“紀實”方式回憶17世紀的倫敦大瘟疫，20世紀亦有加繆的《鼠疫》至今膾炙人口，今年在世界各國都引發了新的閱讀和討論高潮。
疫病纏身的人類社會的另一面是不被侵擾的自然。據外媒報道，在隔離期間閱讀梭羅的《瓦爾登湖》也有新的意義，雖然強制性的社交距離和自我隔離正在傷害全球經濟，但基於梭羅的觀點，這場災難可能是對長期以來不可持續發展的系統的一次修正。
事實上，基於大災難發生後的世界末日景觀的“後啟示錄文學”（“後啟示錄”由“啟示錄”衍生而出，以世界末日為起點展開想象）對於當下也頗有啟發，其中展現的廢墟景觀以及人類救贖行為在往日可能顯得遙遠，在當下看來卻並不陌生。斯蒂芬·金的《末日逼近》以及科馬克·麥卡錫的《長路》都展現了在全人類“正常生活”一去不復返，原先的權威機構職能喪失，安全的食物、安穩的居所以及自由的環境統統消失之後，人們如何不喪失信仰並且活下去的故事。
跳出疫病的文學傳統，以當下的狀況來說，新冠疫情對全球文化界以及文學界造成衝擊顯而易見。此次疫情已經造成了全球包括倫敦書展、萊比錫書展和博洛尼亞童書展在內的諸多重大文學活動取消，也讓一些文學獎的頒獎儀式延遲或者轉至線上舉行——國際布克文學獎延遲至8月公佈；21世紀年度最佳外國小說家授予奧地利作家羅伯特·梅納瑟書寫歐盟的作品《首都》，授獎儀式於線上進行，作家在線領獎並表示，雖然冠狀病毒的爆發使得中國之行未能如願，但科學必將戰勝病毒。
全球疫情影響到了所有人的具體生活，其中也包括作家群體。在居家隔離期間，多位作家以日記的形式記錄了疫情期間的生活或思考，比如法國作家、龔古爾獎得主、《溫柔之歌》作者蕾拉·斯利馬尼就記錄了自己從3月離開巴黎、與孩子在鄉下居所的隔離生活，她田園詩一般的寫法激發了部分評論者的不滿情緒，矛頭直指作家在舒適環境中談論階級不平等的“典型的精英做派”。疫情期間的見聞也更新著作家的“末日想象”，兩屆普利策獎得主、美國作家科爾森·懷特黑德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當年如果他預料到今日人們爭奪衛生紙的情形，一定會把末日寫得更無聊些——此處他所指的是出版於2011年的小說《第一區》（Zone One），故事講述的是在世界末日後的美國，一種傳染性病毒將人類變成了殭屍。“在對流行病的巨大恐懼下，會發生很多荒唐小事——人們在雜貨店裡為爭奪物資而爭吵，地鐵司機不得不吸入乘客呼出的空氣，這就是瘟疫小說的內容。還有一種反常的做法，就是當著別人的面咳嗽來嘲笑他們，因為他們戴著口罩而你沒有。”
中國作家對新冠疫情亦有反思。在接受界面文化採訪時，曾以麻風病為小心核心意象的作家馬原表示，在這次波及上十億人的大瘟疫之後，人類應該多講講人和不可控的那部分世界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人和瘟疫、人和死亡、人和天道等等。作家班宇認為，疫情加速了審美的斷裂和分化，以前信賴的文本在此之後人們也許將不再信賴，“假如《冬泳》今天出版，不會造成2018年那麼大的影響。”
如果說疫情造成了文化界的動盪與審美的分裂，那麼文學獎應當回應這場全球性危機嗎？又應當以何種方式回應呢？諾獎之外的其他獎項可能已經做出了自己的選擇和回應。2020年入圍布克獎短名單的作品之一、庫克的《新荒野》（The New Wilderness）講述的就是一次環境災難後母親試圖保護女兒安全的故事。在今年普利策獎公佈前的致辭中，普利策評委會主席娜·卡內迪也表示，新冠疫情展現了艱難時期文學藝術在人類精神領域的力量，鼓舞我們度過這恐懼與不安的時刻，因為第一屆普利策獎公佈於1917年6月，恰好是1918年大流感爆發前夕，而今天的“困難時刻”也使得獎項更有意義。
今年的瑞典文學院將如何以文學獎回應全球疫病？這不僅僅是以特定的文學題材回應現實的問題，更是一個象徵——用獎項重新確認文學與現實的關係，並在這個緊迫的時刻發出文學的聲音，無論這個聲音的作用是啟發、療愈還是恫嚇、警醒。
02 走向保守
2019年諾獎文學獎評審團主席Anders Olsson在開獎前揭示了評獎規則的變化，聲稱當年的獎項將會“開拓我們的視野”，扭轉這個獎項長久以來的“歐洲中心主義”與“男性主導”的頒獎傾向。
在動搖性別壟斷方面，2019年公佈的兩位得主也許象徵著一些進步；但在改變歐洲中心主義方面，文學獎並沒有做得更好——漢德克與託卡爾丘克兩位作者，無論是從國籍、書寫語言還是文化認同來看，都很難說不屬於歐洲文學共同體——歐洲中心主義的變化可能只是將中心從西向東移動了一點兒。
這一點也引發了外媒的批評。《衛報》就刊登了一篇題為《諾獎承諾減少歐洲中心主義，卻選出了兩位來自歐洲的獲獎者？》的文章，指出諾貝爾文學獎就是一個“歐洲獎”，並對瑞典文學院發問：“他們對作家的探究有多勤勉？諾獎委員會有多博學？諾貝爾文學獎的全球認知度到底有多高？”
從2019年兩位獲獎者的授獎演說來看，漢德克的演講圍繞著母親、童年與家鄉展開，母親反覆為他描述村裡人的故事，為他持續一生的寫作提供了衝動。這不禁令人想起2012年得主莫言的諾貝爾獲獎演講《講故事的人》，主題也是母親、童年、家鄉以及講故事。託卡爾丘克的演講關鍵詞之一也是“故事”，與漢德克和莫言相比，她更偏重於揭示故事與意義的關係，強調故事能夠在意義周圍遊蕩，不直接將道理表達出來。諾獎對於故事與故事性的反覆強調，不禁令人猜測，今後的文學獎是否更側重故事？從文學性到講故事的傳統，在今天究竟是一種復興還是倒退？ 對於故事性的強調是否在某種程度上默認了寫作者思維、情懷與視野的萎縮？
所謂“講故事”只是管窺一豹，關於文學獎，我們可以預見的是，與評審宣稱的規則“開放”不同，諾貝爾文學獎或將更加保守。造成這一趨勢的原因有很多，很重要的一點在於諾獎近年的醜聞風波，瑞典文學院急需授獎給一些極有聲望的“保險”作家，以重建這一獎項的合法性與正統性。如果再像前幾年一樣將獎項授予一位搖滾歌曲創作者或非虛構寫作者，諾貝爾獎很可能再次深陷非議。（漢德克獲獎後因個人政治觀點招致範圍甚廣的抵制和抗議，但他在演講中完全迴避了這方面的回應。）
我們在以往的諾獎預測文章中已分析過文學獎的經典化傾向，瑞典文學院多年的授獎詞已證明了這一點。2017年的諾獎得主、日裔作家石黑一雄，在授獎詞中被稱作歐美經典作家簡·奧斯丁、弗蘭茲·卡夫卡和馬塞爾·普魯斯特的“混合體”；2016年大爆冷門的鮑勃·迪倫，被稱讚為“在美式歌謠的傳統下，創造了全新的詩意的表達”；2012年諾獎得主、中國作家莫言被讚美為“令人聯想起福克納和馬爾克斯作品的融合”。文學獎對2018年文學獎得主託卡爾丘克的評價也同樣是經典化的——“敘事充滿百科全書式的激情，代表一種穿越界限的生命的藝術形式。”
無論是奧斯丁、福克納還是“美式歌謠傳統”，瑞典文學院認可的經典文學傳統總是以歐美作家為主導，即使這位作家來自中國、寫的是山東某個鄉鎮，也可以將其順理成章地歸為“福克納”和“馬爾克斯”鄉土書寫的一派。換言之，如果想要得到瑞典文學院的垂青，作家應該是屬於、或者必要時可以被轉譯進入這樣的文脈之中的——託卡爾丘克千頭萬緒的開放式寫作被讀作“百科全書式的激情”就是一例。而將獎項頒給接續傳統的作家，讓他/她成為傳統的一部分，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在一年一度的頒獎中塑造經典、同時進行“自我經典化”的手段。
03 追隨布克
風波過後，為塑造合法性與正統性，諾貝爾文學獎也需要其他文學獎項的“加持”，其中最值得諾獎評審關注和參考的，就要數有著逾五十年曆史的布克文學獎（Booker Prize）了。諾貝爾文學獎與布克獎之間的微妙關聯並非臆測，布克獎官方也注意到了這一點。
在布克國際文學獎（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得主奧爾加摘得諾獎後，布克獎官網發佈了一篇題為《奧爾加通往諾貝爾之路》的文章。文章首先以黑色幽默式的風格祝賀奧爾加獲得了“世界第二負有盛譽的文學獎”（the second most prestigious prize in literature），暗示布克獎才是世界第一文學獎，並稱奧爾加雖寫作多年，但自從獲得國際布克獎才開始廣泛進入公眾視野。文章還列出了一份由布克獎走向諾貝爾獎的作家名單，其中包括印度裔英國作家V.S.奈保爾（V.S. Naipaul）、加拿大作家愛麗絲·門羅（Alice Munro）、南非作家庫切（J.M. Coetzee）與日裔英國作家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等。布克獎動態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結果具有“啟發”意義，這一點其實也可以理解——在浩如煙海的世界文學領域裡，找出合適的文學獎候選人談何容易，布克獎的短名單和長名單都可以成為諾獎的參考名單。
近年的布克獎與國際布克獎遴選出了地域多元、視野豐富的作品。在今年的布克短名單中，六位作家裡有四位是有色人種，是該獎項歷史上最多元化的陣容。四位新人小說家——黛安·庫克（Diane Cook）、阿芙尼·多西（Avni Doshi）、道格拉斯·斯圖爾特（Douglas Stuart）和布蘭登·泰勒（Brandon Taylor）——將與廣受好評的津巴布韋作家齊齊·丹加雷姆加（Tsitsi Dangarembga）和埃塞俄比亞裔美國作家馬薩·蒙吉斯特（Maaza Mengiste）爭奪5萬英鎊的大獎。（除了丹加雷姆加，所有入圍者都來自美國或持有美國公民身份。布克獎規則於2014年修改，允許任何用英語寫作並在英國出版的作家競爭該獎項。布克獎“含美量”過高也招致不少批評。）
至於中文世界，自2012年莫言奪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國內對文學獎的討論進入了一個較長的沉寂期，而在去年諾獎公佈前夕，中國作家殘雪突然藉由賠率榜進入大眾視野， 中國媒體、讀者、評論界和出版社各方都捲入討論。雖然她最終無緣諾獎，這場討論也已過去，但依然折射出了人們對於諾獎尤其是“諾獎奇蹟”的期待。2019年10月，不少媒體報道了殘雪躋身賠率榜前列的消息（進入諾獎賠率榜不等於入圍諾獎，諾獎賠率榜由博彩公司Nicer Odds編制，很有可能是“新學院獎”、國際布克獎和過往的賠率榜的拼貼），熱心讀者也捲入了這一波賭博一般的熱潮之中。至於2020年中國作家是否有機會再捧諾獎，根據上文的分析我們也可以料想，注重經典化的瑞典文學院大概不會令中國文學愛好者得償所願。再者，令人遺憾的是，2019年10月瑞典文學院唯一可以直接閱讀中文的評委馬悅然（Goran Malmqvist）溘然長逝，也使得中國作家日後獲獎難上加難。
04 終極預測
那麼，究竟哪些作家有希望獲得2020年諾貝爾文學獎呢？
根據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這樣幾項標準：首先，其作品類型可能與全球疫病危機有關；其次，經典化作家，以歐洲以及英語世界作家為主；最後，與布克文學獎及布克國際文學獎有交集，至少在國際文壇動態上有蹤跡可尋。我們或可以此為基礎做些許大膽猜測。
此處需要提示讀者的是，2018年初界面文化的文章預測了3位當年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其中就有2019年公佈的2018諾獎得主託卡爾丘克；文中預測的另一位候選人邁克爾·翁達傑，在2018年摘得了當年的金布克獎（為紀念布克文學獎創立50週年而設）。在2017年初的預測文章中，我們曾指出彼得·漢德克可能摘得諾獎，儘管當年的獎項頒發給了石黑一雄。在2020年的諾獎預測中，界面文化將接續往年的預測方式，首先排除一些作家，而後提出幾位有可能得獎的作家。為避免重複，前已預測應驗的翁達傑等人就不在討論範圍內了。
美國作家科馬克·麥卡錫（Cormac McCarthy，1933-）
著有《長路》《血色子午線》和《老無所依》，根據他小說改編的電影《老無所依》也得多奧斯卡最佳影片等四項重量級獎項。《邊境三部曲》(《駿馬》、《穿越》和《平原上的城市》）獲美國國家圖書獎和國家書評獎。發表於《長路》講述的是末日求生的故事：在世界毀滅後，人群分裂成兩類，一類是吃人的“壞人”，一類是不吃人的“好人”，而主人公父子即使飢寒交迫也不願意變成“壞人”。這似乎是一則末世寓言，指向在最緊迫的時刻，生存本能並不必然壓過倫理與人性。
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
79歲高齡憑藉《使女的故事》續作《遺囑》摘得2019布克獎，這也是她第二次獲此獎項。近年來，阿特伍德創作於上世紀八十年的作品《使女的故事》改編為同名電視劇，在全世界範圍內反響強烈；其作品的反烏托邦意味也與當下有著緊密聯結，這也證明了其作品有著廣泛共鳴的話題性與自我更新的生命力 。目前阿特伍德的系列作品《遺囑》《使女的故事》《盲刺客》等已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
匈牙利作家拉斯洛·卡撒茲納霍凱（Laszlo Krasznahorkai，1954-）
曾在2015年憑藉《撒旦探戈》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他的作品以反烏托邦題材著稱。同時他也是一位電影編劇，與匈牙利導演貝拉·塔爾合作的電影《撒旦探戈》已經成為影史經典作品。在經典化方面，他以卡夫卡為文學偶像，在經典文學的脈絡裡有所依附。他的《撒旦探戈》在2017年由譯林出版社引入中文版。
諾獎究竟花落誰家，讓我們共同期待10月8日的揭曉時刻。
